與多元結構緊密相連的是各種文化的分布狀況。膠東各種文化呈現出一種“帶狀分布”的特征。有人提出了“四區”說，即：以文、榮為中心的東部“漁捕文化區”；以煙、威中心城市為骨幹的“開埠文化區”；以蓬、黃、掖為主的偏西部“商業文化區”；以棲霞為中心的“農耕文化區”。這種說法更多地著眼於這一地區的經濟特征，強調了經濟生活對文化的決定作用。但是，就這一視角來看，也是不盡準確的。比如文登，文登確實是一個海洋大縣，南北臨海，曆來就漁業發達，漁民創造的文化豐富多彩，沿海漁民的鬥爭故事莫此為甚，那“霸埠口”的英雄業績足以膾炙人口。但是，文登的經濟支柱確實向來以農耕為主，在晚清以後花生產量在全省始終名列前茅。漁民的數量始終沒有超過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且這些漁民也絕少專業漁民，他們是“漁耕兼作”的。所以，把文登說成是“漁捕文化區”，是值得商榷的。
又比如棲霞的農耕文化確實發達。有名的“棲霞糧”言之有據，牟氏莊園在眾多的佃戶村裏儲備了大量的糧食，這家中國北方最大的地主遍縣建立了糧倉。但是，他生活在黃縣邊緣，文化不可能“一刀切”，邊緣十分清晰。棲霞大地主牟二黑子經營土地，在清末民初已經有了大量的商業因素，例如無償提供住房收容勞力，提供種子、耕牛、農具作為貸款，長期租用土地要簽合同等等，已經跟泰國的商業資本家開發土地完全雷同，早已不是傳統農耕文化的“土財主”了。
所以，各種文化是交叉混合的，不僅邊緣不是清晰可辨的，而且是群星散落，難以說某區就是某種文化。比方邱處機是曆史名人，元代國師邱神仙，關於他的傳說當然眾多，在他的家鄉棲霞可以整理出一本傳說故事集來；然而在牟平，同樣也可以挖掘出一本來，版本可能有所差異，但是道教神秘文化卻是如出一轍。
然而，這種劃分仍舊說明了帶狀分布的特點。膠東的任何一種文化都不是點狀輻射的，而是帶狀蔓延的。即使開埠文化，似乎隻有芝罘一地方有洋人在那裏大肆活動，其實卻完全不是。教堂，芝罘很多，但是蓬萊也有，威海的規模很大，連文登也不僅縣城有，下麵的大鎮例如宋村、初村也有。至於洋貨及其使用方法則更是深入到窮鄉僻壤，深山小村裏都可以看到水門汀（洋灰）鍋台，便是明證。
這種“帶狀分布”的情況十分複雜，應當進行過細的研究，才能找出規律來，以有利於當代文化的發展。
比如“漁捕文化”。可以說，整個膠東幾千裏的海岸線，沿海均有“漁捕文化”，大家對海岸的敬畏心和親切感是相通的。但是，在文化觀念和習慣上卻有差別。三山島的漁姑嫁到砣磯島，就很可能一時不懂長島漁村的規矩。在長島，“媽祖文化”的積澱要比石島濃得多，那裏的“娘娘崇拜”更多的是“歸來文化”的氣息；而在石島，人們更加崇拜東海龍王。龍王崇拜則更多一些遠洋冒險的期待。
還有，對文化分布不應僅僅局限在經濟視角。文化本身的傳播史也構成了某種文化有一條或寬或窄的傳播帶。例如風行整個膠東的道教文化，特別是全真道文化。
籠統地說，全真道的發祥地是昆崳山，因為道祖王重陽就是來這裏創立教派的。但是，昆崳山方圓五百裏，究竟源頭在哪裏？
20世紀80年代興起了一種矮化文化的潮流，叫做“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各地都大辦毫無文化品位的“節”。這時，文登卻是獨辟蹊徑，他們尊重老祖宗的文化遺存，決定開發聖經山，連續召開了兩次國際研討會，一時令人瞠目結舌，連東南亞諸國的道長們都要遠涉重洋來看看，共產黨的縣長果真會冒風險，尋找全真道的根嗎？兩次集會十分成功，為此累得縣長吐血，但是《人民日報》報道稱，終於被國內外專家共識：聖經山是全真道的唯一發祥地。
全真道創教後，就在膠東傳播開來。往東到了榮成，鐵槎山成為道教重地，再往東就是大海了；於是全力西行，芝罘有了同室供奉儒、佛、道三祖的太平庵；再往西，邁過了邱長春故裏，浩大的濱都宮，在道教音樂聲裏，八卦舞影婆娑，給招遠的黃金文化，塗上了道教的神秘色彩；再往西，到了掖縣，造就了全真道的另一個大本營。這條傳播帶之外的蓬萊，盡管“仙道文化”源遠流長，反而與全真道的傳播無涉而沒有多少遺跡可尋。黃縣在這條傳播帶之外，盡管當代人在拚命鼓噪，但文化不是花了錢就能買老祖宗推磨的，隻能成為被全真道遺忘的角落。
這種分布特色為開發提供了合作的必要性，如果蝸居在一地一點上，很難有“係統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