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東文化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
文化發展的戰略定位問題曾經困擾過煙台的主者。因為煙台的地域文化形態兼有“山係”與“海係”兩大類不同地域文化的特征，體現著特有的綜合性。與東北文化相比，在風格上有許多相似的“山民”特征，但在粗獷中多了些文質彬彬；與吳越文化相比，在海風熏陶下的細膩大致類似，但卻多了豪放的色彩；與湘楚文化相比，自然也有一種王霸之氣，但卻增添了小家碧玉的秀麗，當然也決不是嶺南文化的嫵媚，而是北方大漢的壯麗。這種獨具的綜合性與“山村加漁島”的地理環境自然密切相關。古老的山鄉繼承了“齊魯之邦”的禮義廉恥，依靠封閉而代代相傳，人際關係也由於山村交通之難而顯得格外緊密，而漁島惡劣的自然條件中，造就了人們重情義而輕生死的品格。膠東淳樸坦誠的民風借以形成而持久，導致了煙台文化的風格以明快而富有人文關懷先天地具有兩重性，既有頑固的封閉性，濃厚的農業文化色彩，又有可塑的開放性，工業文化的契機比比皆是。這樣一種文化形態怎麼用一個諸如“海洋文化”“森林文化”的概念來概括呢？於是下發了專門文件，請文化係統的幹部進行討論，連續召開了幾次專門的座談會，讓大家各抒己見，議論紛紛。從“始皇文化”“仙道文化”到“丹桂文化”“博物館文化”不一而足。最後定了一個“膠東文化”，這是一個“地域學”的概念而不是一個“形態學”的概念。但是，由此而能確立目標，持續奮鬥，也未嚐不是一件好事。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首先應當清點庫存，了解現存的文化是怎樣一種狀況。所以，本章就此略作評介。
多元結構：煙台的地域文化源遠流長，而且來源非常複雜，簡直可用“百川歸海”來形容。所以，煙台有著豐厚的文化積澱，是舉世承認的事實。這種積澱是以多元結構的形式共存在一起的，沒有主次之分，也沒有雅俗之別，彼此影響卻沒有歧視，是龐雜而和諧，比較形象的說法是用一句煙台話表述：“上北（bei）京往北（bo）走。”煙台方言與普通話語音共存。
能夠說明這種多元文化和諧共存狀況的，可以蓬萊縣為例，蓬萊的文化形態是：這種“共存”在民俗文化中表現得尤其明顯，比方婚嫁，這裏既有古老齊魯文化的三媒六證，又有海島的類似“搶婚”（主要是寡婦再嫁）。至於節日，更是五花八門，傳統節日習俗也使多種文化雜彩紛呈。它有著南北各地民俗交彙、互相融合的特征，例如端午，既有楚湘一帶流傳過來的包粽子、插艾，甚至個別地方還有賽龍舟等風俗，也有本地一脈相傳的編織五彩“拴命繩”“把門寶”，以及長島漁家中流行的貼紅色剪紙門花、船頭也貼紅色“避邪”的習俗、所城裏五月初四在南門燒紙祭祖的習俗等等，各種民俗在這裏並行存在又互相融合，共同構成了膠東端午民俗豐富多樣、兼收並蓄的特色。
還應強調的是，這種“共存”是一種“混合物”而決非“化合物”。在共存中各種文化都頑強地保存著各自的特征，遠沒有互相碰撞成為另一種文化，所以很多文化因素混雜，構成了豐厚的文化底蘊，卻沒有一種獨特的膠東文化，類似“瑪雅文化”“藏傳文化”那樣的特色文化形態。孤立地看，每種文化都有，但卻都相對淺薄，所以膠東的民風、民俗積澱是無法跟蘇州、北京比較的。比方年畫，膠東也有，例如萊州的呂村年畫，然而無法與楊柳青比擬，甚至不及壽光。這很類似膠東的礦產資源，各種礦都有，不能不說礦產資源豐富，但是哪一種礦都不多（金礦例外），無法形成很大的礦山。膠東這多種文化共存的局麵有利於造就博學的“雜家”，卻不利於成就深厚的學者，真正能稱得起大家的也很不容易，像地形一樣，一群丘陵，卻絕少大山，很龐大的作家群，分析每一個都有地域文化的影子，但是卻沒有沈從文那樣的，是湘西大地風格的化身；周立波那樣的深深植根於湖南大地的文化臍帶。這為打造膠東文化帶來了難度，因為任何一種文化都必須有大師級的巨人作為自己的旗幟。齊魯文化必有孔孟、佛教文化必有釋迦牟尼、文藝複興必有伏爾泰、盧梭和狄德羅；就是東正教文化也得有托爾斯泰。膠東文化誰是代表？要在眾多的丘陵上培植一座“大山”，談何容易？
蓬萊在膠東的地位極其特殊。它不僅從曆史意義上說，是秦始皇漢武帝登臨過的古邑；而且從經濟意義上說，他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北方最為重要的古港。
蓬萊是中國古代“北方第一大港”，從這裏出發沿著廟島群島遠去的航線是中國最早的古航道，中外聯係的最早紐帶。秦朝方士徐福就是從這裏出發的，因而，這裏又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隋、唐時期，登州是“遣唐使”的登陸口岸，所謂的登州包括了現在煙台的大部分地區，其中心就是今日的蓬萊。一批又一批的韓、日使者，留學僧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圓仁和尚）從這裏轉赴當時的國都長安，所以這裏從中古以來還是對外開放的窗口。宋代以後，這裏又是最重要的水軍基地，2005年在這裏挖出了三條古船，被認為是當年重大的考古發現。其中一條保留了“新羅”的器物，說明了蓬萊還是一個國際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