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萊還有著不可忽視的“革命文化”。於眉兄弟響應天福山起義發動的抗日武裝鬥爭，為建立膠東抗日根據地做出了貢獻。它的眾多優秀兒女走上了前線，為祖國英勇獻身。迄今還在蓬萊大地留下了不止一處的、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學校。
這裏當然也有豐富的民間文化。民間娛樂如“大杆號”；飲食文化如“蓬萊小麵”“大棗餑餑”等等，都是獨具地域色彩的。
還有大量的“舶來文化”。在古代有“紅衣大炮”，在近代“得風氣之先”。在中國第一所現代化大學裏，開設了音樂課，最早引進了“五線譜”。除了大花生，還有蘋果、葡萄，許多優良的“洋”種在這裏紮根。西方文化的許多理念都在這裏找到了“契合點”，西方文化的積極因素，例如“自由”“平等”“博愛”，跟孔子的“仁恕”之道、孟子的“民重君輕”，加上老莊的無為而治，在這裏就迅速形成了蓬勃的“開埠文化”。
凡此種種，都不容置疑地說明了：蓬萊是膠東地域文化的寶庫。
值得指出的是：這種多元的文化呈現著一種“混雜”的形態，由於時間存積不夠，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充分化合”，形成一種完全獨立的文化形態。在這裏任何一種文化，即使是“強勢文化”也不可能“吞噬”另一種文化。我國的傳統文化在這裏得到了完美的保存；還汲取了“舶來文化”的積極因素，使之有可能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更加發揚光大。
這個傳統應該是以戚繼光為代表的愛國主義。蓬萊是著名的民族英雄戚繼光的故鄉，他的抗倭業績永垂史冊；他的愛國主義精神更給家鄉的人民締造了不容有一絲一毫的背叛的愛國傳統。這一脈相承的“脈”，即使在有爭議的人物、反動透頂的人物身上，也是不可或缺的。吳佩孚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但說他愛國則是沒有爭議，學術界至今仍有人說他是“軍閥”，但也有人承認他是“愛國將領”。趙保原是雙手沾滿了人民鮮血的劊子手，毫無疑問是一個曆史的罪人。但他卻不敢公開投敵，還要打著“抗日”的招牌。蓬萊人可以自豪地講：蓬萊大地不出漢奸！八年抗戰，中國競有600萬偽軍，所謂的“曲線救國”造成了大量的“精細人”毫無操守，而蓬萊卻與公開投敵無緣。
眾多的文化在這裏交融，是聰明的蓬萊人受到了多種文化的熏陶，產生了一種“文化底蘊深厚”的“社會心態”。一般來說，不是那麼急功近利的，商人也“重利”，但卻不會“利欲熏心”，突破“誠信”的底線；文人也“逐名”，但卻不會不擇手段令斯文掃地。他們溫文爾雅，很有點仙風道骨。道家追求人與大自然的和諧，這裏深厚的道家文化底蘊令人們的心態“寧靜致遠”，遠離了浮躁。
這種“社會心態”十分容易產生高層次的人才。古往今來，蓬萊真是人才輩出，許多彪炳史冊的傑出人物，可以構成一個長長的畫廊，顯示蓬萊人的智慧，例子真是不勝枚舉。不久前辭世的孫運璿，被稱為台灣的“經濟之父”，當不成“總統”也一笑了之。破解了《墨經》之謎的欒調甫，造詣令名震海內外的梁啟超五體投地，卻躲在了一個山溪旁做自己的學問。發現了“葛峰”理論的晶體物理學家葛庭燧，是亞洲榮獲梅爾獎的第一人，他卻說“八十而後知不足”。概不例外，都有淡泊之風。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的“巔峰業績”都不是在蓬萊創造的，他們必須“走出去”才可能大有作為。蓬萊隻是為他們的造就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而已。這個現象很可能與蓬萊的“準港口經濟”有關。
如前所述，蓬萊早就是中國的“北方第一大港”，但是後來出現了“斷裂”，未能形成國際化的大都會，甚至連一個“港口經濟”都未能得到充分發展，僅僅處在一種“準港口經濟”的狀態。因而它的文化雖然也是開放的，但卻沒有強大的“生長點”。這就為“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研究它的曆史和狀態，從中找出規律性的內涵來，對於促進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因為經濟與文化是相輔相成的。“港多大，城就多大”，蓬萊終有一天會成為一個國際化的港口城市，在此之前，以文化為之“張本”是迫不及待的基礎建設。
建國以來在這方麵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許多碩果，但是毋庸諱言，這些成果卻似“散珠”，光芒四射卻未能會聚，不足以點燃“獨立存在”的“蓬萊文化”之火。政通人和，人間仙境，蓬萊已經開始了曆史上最好的時期，因而也到了構建“獨立的蓬萊文化”的時候了。至於這種新的文化形態究竟該是一種什麼麵貌，有人稱之為“登州學”；有人稱之為“戚繼光文化”，都有待於曆史的驗證。不過由於“人文環境”的惡化，這一曆史任務顯得更加緊迫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