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都是根據《天津條約》最初開埠的港口是蓬萊，而不是煙台的原因。盡管開埠的地點改在了煙台，但是，眾多的外國傳教士還是在這裏“搶灘”，來這裏不僅最早，而且最多。
這是一種極其特殊的曆史基因，構成了近代“蓬萊文化”的特色。大家知道，19世紀以來在中國大地上開始了東西方文化的碰撞、扭曲、交融的曆史。跟其他地方相比，簡直可以說是交融最好的地區。“搶灘”的傳教士絡繹不絕，當然也是阻力重重，他們發展的第一個教徒，前後用了18個月。然而，這裏卻沒有“教案”。最著名的傳教士郭顯德最早踏上蓬萊大地，但在蓬萊卻沒有引起任何風波。（後來郭顯德在棲霞等地傳教，因“圍觀”而引起衝突。為此當時的福山法院出了一個告示，這就是所謂的“教案”，也與蓬萊沒有關係。）這跟天津、曹縣的流血事件，不可同年而語。相反，倒是有許多成功的合作事例：美國傳教士狄考文在這裏辦起了中國第一所大學；美國傳教士梅裏士在蓬萊推廣大花生，1862年僅是250克花生種，到1935年，就普及到膠東各縣，成為膠東地區第一大經濟作物；北洋將領吳佩孚是儒教文化的忠實信徒，但也在蓬萊成功地創辦了英語專科學校。它對蓬萊的經濟和發展又帶來了怎樣的影響？不妨用蓬萊籍的著名愛國企業家從良弼做個形象的說明。從良弼溫文爾雅，羽扇綸巾，當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這一點隻消看看他在國難當頭時的表現就一目了然了。日本人用高官厚祿誘使他當漢奸，他視那青島市的偽市長寶座為火坑，寧肯返鄉吃苦遭罪也要保持自己的高風亮節。“修身”第一，東方文化的底線。他同時也負載著大量的西方文化，他是有名的“火柴大王”，強烈的競爭意識，要求市場獨步，追求“壟斷”，重視技術，在企業中努力實施現代化管理等等，都令他儼然成了一名西方紳士。即使在完全是“海洋文化”的青島，也沒有人敢說他“土”。在他身上就體現了東西方文化的統一，土洋結合，完美和諧。這樣的蓬萊人實在不在少數。
生活形態是文化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以來的蓬萊人很少有“精神壓抑”之說，即使在殘酷的戰爭年代，這裏戰事也不那麼多。按說這裏應當戰事頻仍，這裏宋代就是軍港，明清更是“將帥之鄉”，戚繼光是明代的三朝虎臣，抗倭名將；宋慶在清末官至兵部尚書，威名遠揚。但是查這裏的地方史誌，無論是將士的數量，還是從戰事的慘烈，都不及相關的縣份。它的經濟和文化並不比周圍各縣落後，但唯獨沒有精神病院。蓬萊人活得瀟灑自在，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研究這個現象深層次的文化原因，是一項極其重要的“係統工程”。首先要對現在存在的各種文化成分進行梳理。我們發現現有的蓬萊文化有著巨大的豐富性，它幾乎囊括了已經存在的各種文化：它地處“齊魯之邦”，自然存在著源遠流長的儒教文化。明清兩代這裏出現過70多個進士，這在全國都是十分罕見的。荊南一個地區近百年都不曾出過一個，被稱為“天荒之地”，偶爾出一個，就被稱為“破天荒”。這裏自古以來就是“禮儀之邦”。
它有著卓越不群的道教文化。如果說以《道藏》《續道藏》為代表的道教文化是一個混合體的話，那麼在其他地方，更重視的是其中的“神文化”；而蓬萊文化卻獨放著“仙文化”的光芒。閻羅地獄、牛頭馬麵之類的恐怖境界並不膾炙人口，倒是人間仙境、瀛洲閣樓是這裏的象征。
這裏特別應該提及的是，這裏是我國“八仙文化”的發祥地。我國的“八仙文化”是當之無愧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雖然它的淵源十分複雜，然而無論是“上八仙”“中八仙”，還是“明八仙”“暗八仙”，都少不了“八仙過海”的故事，“八仙過海”的地點概不例外的都是蓬萊。何況在蓬萊，大至城市雕塑，小到民間果模，形形色色，到處都是八仙的形象；街頭巷尾，茶餘飯後，到處都有八仙的傳說。八仙已經無處不在地深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了。更重要的是，他們栩栩如生地生活在了蓬萊人的心靈之上。蓬萊流傳的“八仙文化”是一種全民皆知的“親民文化”，八仙的形象決不是頂禮膜拜的對象，扶貧濟困，讓人親近。八仙不是神，是有特異本領的人。
高層次的道教文化在這裏也源遠流長。吳佩孚的蒙師就是研究《易經》的。他潦倒時以搖卦為生；為將時靠占卜決策，都是因為他是“蓬萊子玉”。
蓬萊有“媽祖文化”。蓬萊閣無疑是一個道教聖地，但是也有一個“海神娘娘”的金身塑像，而且千百年來香火繚繞。“媽祖信仰”在這裏的沿海根深蒂固。
蓬萊的“宗教文化”更是多姿多彩，在眾多的傳統廟宇之外，還有一座“登州聖會堂”。這是華北地區最早的基督教堂之一，來這裏傳教的慕拉第女士是美國基督教派往國外的第一個女性傳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