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罪己詔”
閑話·閑話不閑
作者：陳魯民
帝王也會犯錯誤，而且不是偶爾，犯了錯誤怎麼辦？臣下、百姓是不能批評的，說不好就有掉腦袋的危險。但有點自知之明的帝王，一旦醒悟過來，就會發個“罪己詔”，也就是帝王的一份檢討書。
“罪己詔”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一來表達皇帝為了國家和人民，願意把事情辦好的願望；二來可以籠絡人心，造成“團結一心”的局麵。中國古籍中記載的第一份“罪己詔”，是《尚書》中的《湯誥》，《秦誓》則是秦穆公偷襲鄭國慘敗後的罪己文。後來，還有《詩經》中周成王的罪己詩《周頌·小毖》。漢文帝是第一位正式發下“罪己詔”的皇帝，最後一份“罪己詔”是袁世凱在取消帝製後發過的類似文書。據曆史學家黃仁宇統計，在《二十五史》中共有89位皇帝下過264份“罪己詔”，平均每8年就下一份，皇帝們也夠“誠懇”的。
“罪己詔”裏，以唐太宗的姿態最高，當然也可以說調子最高。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旱、蝗並至，唐太宗下“罪己詔”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他為了百姓有飯吃，寧願上天把一切災難都降在他一人身上，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話說得是夠漂亮的。
而“罪己詔”裏心情最沉痛的，則非漢武帝莫屬。漢武帝晚年，任用江充，釀成“巫蠱之禍”，逼死太子劉據和衛皇後，受誅連者數萬人；受方士欺騙，求仙煉丹；窮兵黷武，橫征暴斂，幹了很多狂妄悖謬之事。痛定思痛，他在“輪台罪己詔”中自責悔過（“深陳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擾勞天下”，決心“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由是不複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這“罪己詔”到底有沒有用呢？應該說有的有用，有的沒用，因人而異，因事而異。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長安失守，德宗倉皇逃亡，被叛軍一路追殺至陝西乾縣。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頒發了一道《罪己大赦詔》，文字真摯動人，很有感召力。據史料記載，唐德宗頒“詔”後，“四方人心大悅”，“士卒皆感泣”，民心軍心為之大振，不久，動亂即告平息。
有時也沒用。崇禎皇帝是下過“罪己詔”最多的皇帝之一，前後寫過6次，態度很誠懇，檢討也頗到位。可當時大勢已去，義軍匪盜蜂起，女真人步步緊逼，吏治空前糜爛，軍事一塌糊塗，大廈將傾，寫再多“罪己詔”也沒用。於是，李自成軍隊攻入北京後，他自縊煤山，留下最後一道“罪己詔”：“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諒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麵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麵，任賊分裂朕屍，勿死傷百姓一人。”
平心而論，作為“君權神授”的古代帝王，權傾天下，尊嚴無比，百姓疾苦重要，皇帝麵子也很重要，能對自己的過錯反省悔悟，已經十分難得了，倘再寫成文告頒示天下，就更屬不易。至於是出於至誠，還是迫於無奈，有幾分真心，幾分作秀，那就不得而知了，無論如何總比死不認錯，固執到底要好吧。有了“罪己詔”這個不成文的製度，對那些無法無天的帝王多少總是個約束。畢竟，在已沒有帝王的20世紀60年代初，我們就聽到有領導人這樣說：“我們不學胡誌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沙葉新《檢討文化》）其實，如果能學學曆代那些睿智的帝王，誠懇反省自己，檢討既往錯誤，吸取經驗教訓，接受大家監督，後來的“十年浩劫”或許能夠幸免，民眾、國家免遭折騰，其身後的曆史定評也會高得多。
（選自《同舟共進》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