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北京之行，毛澤東建立了自己的淺層人際網絡；第二次進京，有老師楊昌濟先生的竭力推薦——這是最重要的信用讓渡，毛澤東有機會真正進入陳獨秀、李大釗的人際網絡。這自是重大收獲。比較已經相當豐富的毛澤東早期材料，第一次北京之行，雖則是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的助理員，但彼此關係確鑿記錄隻有一條：去天安門聽李大釗《庶民的勝利》的演講。而再度進京，情況大變。解放前夕，在西柏坡，毛澤東很深情回憶李大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也就是第二次進京期間，毛澤東自述閱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陳獨秀與李大釗的北大圈子，不僅向毛澤東開放，接納了他，而且將他引為重要的同路人。
1920年5月——這是一個重要時間，毛澤東離京，如同第一次離京去上海然後折返長沙一樣，這次他再度去上海拜會陳獨秀。毛澤東後來回憶：在上海與陳獨秀討論所讀的馬克思主義書刊，而陳的言論思想很讓他折服，他說：“在我的生活中，這是一個轉變時期，可以說陳獨秀對於我的印象，是極其深刻的……他影響我也許比任何人要大。”
當然，毛澤東不是沒有屬於自己的人際網絡，早在1918年4月，以毛澤東為幹事（隨後主持）的新民學會即在湖南成立。學會的早期成員：蔡和森、蕭子升、何叔衡、張昆弟、陳書農、鄒鼎丞、羅章龍、李維漢、周世釗……對應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名錄，這些人中多數名列其中。1920年底，回到長沙的毛澤東接到留法的蔡和森的信件，蔡和森直接寫道：“（我們要）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
巴黎和會，情緒跌宕
思想傳播當然是我們考察馬克思主義中國之途的重要方式，但是它解決不了這樣的疑問：從李大釗1919年夏天完成《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僅僅兩年時間，中國共產黨即在上海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從思想到行動，是斷然不同的質變，兩年時間究竟發生了什麼，能夠如此迅速完成蛻變？解決這一疑問，我們需從靜態的思想傳遞，進入動態的曆史現場。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英、法、美、意、日等國組成的協約國，打敗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組成的另一方同盟國。大戰結束前6天，北洋政府對德奧宣戰案，終於在國會眾、參兩院通過。中國雖未出一兵一卒，也躋身戰勝國之列。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何嚐有過“勝績”？此次勝利，雖有僥幸，但卻同樣激蕩人心。
全國各處都有熱烈真誠的慶祝，北京大遊行以太和殿為集中地——18年前，這裏也是慶祝“勝利”的地方，隻不過當時是八國聯軍因戰勝義和團而慶祝，予中國人正是恥辱。當時清政府還為被中國士兵殺死的德國公使克林德立碑，現在情形反過來，中國是戰勝國，而德國卻是戰敗國了。克林德碑也被迅速改造，正麵銘文重新刻上“正義戰勝強權”，而背麵則以拉丁文刻為“維護正義之紀念”。曆史學家周策縱評論：“全國普遍的感覺是，所有的國恥都會永遠跟著這塊北京人慣稱的‘石頭牌坊’的紀念碑而消失。”
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興奮，是基於大戰結束前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公理宣言”，即“十四點”議和條件：廢除秘密簽訂外交條約；公海航行自由；除卻經濟障礙，使利益普及於愛和平諸國；裁軍；尊重殖民地人民的公意；德國在歐洲強占的土地應退回以及組織國際聯合會，對大小各國同等保障其政治獨立與土地完整的權利……按此宣言，對應於中國現實，周策縱解釋說：“（中國人）假定德國自1898年以來占有的中國土地和所有權都會歸還給中國。並且在大戰期間在日本威脅下所簽訂的中日條約和協定會在緊接著的巴黎和會裏重新調整。”直接而言：取消中日新約（“二十一條”），即先被德國所占、繼被日本所奪山東應歸還中國。這是所有中國人的期待。
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新知識分子對此極其樂觀。比如蔡元培即將此次勝利論為“民主戰勝了專製和軍國主義”；而李大釗的演講更直接：“庶民的勝利。”
中國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滿懷熱誠的期待，與政府參加巴黎和會的談判者，未必完全步調一致。中國代表團的構成即充分表明了當時中國分裂的政治結構，5個全權代表——陸徵祥（外交總長）、王正廷（南方領導人之一，廣州參議院副議長，南方政府派駐美國代表）、顧維均（駐美公使）、施肇基（駐英公使）、魏宸組（駐比利時公使，後來被伍朝樞接替。伍是南方代表，是伍廷芳的兒子）。代表團除了陸徵祥從國內出發，經日本赴法外，其他都直接由國外赴會。問題恰恰出在由國內出發的陸徵祥，一箱中國代表團的文件，在運往巴黎途中，經過日本東京時遺失——更多人懷疑是被偷走了。同時，路透社報道說：中國總代表陸徵祥在東京和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密談兩小時之久，“約略談及膠州問題”。和會尚未開始，不祥信息即已傳來。
談判是一個複雜曲折的過程，簡而言之，日本方麵出具了兩份極有殺傷力的文件，證明他們仍然有權控製山東尤其膠州。其一，日本出具1917年與英、法、意三國簽訂的秘密協定，保證戰爭結束後“援助日本要求割讓德國戰前在山東及各島嶼之領土權”。如此一來，中國所賴以為支援的美國，變得被動並且孤立無援。其二，更麻煩的是，北洋政府和日本秘密商談借款（西原借款），在戰爭即將結束之前的1918年9月25日，將山東省境內建設的濟（南）順（德）與高（密）徐（州）鐵路作為借款的抵押品。——據說這一秘密協定，到巴黎和會公開時，甚至連有些中國全權代表都從來不知道。中國談判極端被動。先前中國談判的策略是說明：中日新約（“二十一條”）在日本脅迫下簽訂，自當廢除。但日本方麵引用此密約，說明：1918年關於鐵路的合同和有關山東問題的換文，是在中國參戰以後簽訂的，所以說不能說是受了脅迫。
後世讀史者，細看清末民初的中國近代史，日本時時處處謀我領土，其工於算計，每讀每歎。有此外寇，中國現代化之艱難，自是痛苦難言。最後終須一戰而定勝負。
中國人為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公理論”而折服，自然期待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踐行諾言，“保障（中國）其政治獨立與土地完整的權利”……結果在日本方麵精心的攻勢之下，威爾遜退讓了。王芸生的編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記錄當時談判文件，威爾遜質問中國代表：“1918年9月當時，協約軍勢甚張，停戰在即，日本決不能再強迫中國，何以又欣然同意與之訂約？”巴黎和會的結果，德國在山東所有的利益都轉讓給日本。
從戰勝國的極端興奮，到巴黎和會的重大失敗，半年時間，中國民眾情緒猶如過山車，由最高點迅速跌至最低穀。反對簽訂《巴黎條約》——五四運動由此誕生。
威爾遜理想和諾言的失敗，極其反對美國對日本妥協的芮恩施有此洞見：“世界上可能沒有任何地方像中國這樣對美國在巴黎的領導抱著如此大的希望。中國人信任美國，信任威爾遜總統宣布過的原則，他的話傳播到中國最遠的地方。正因為如此，那些控製巴黎和會的老頭們的決定，使中國人民有著更強烈的失望和驚醒。……自從美國參戰以來，大家就有勝利的信心，相信所有的犧牲和痛苦，都會使戰後國際活動建立起正義的原則。在這種原則之下，人類可以生活得更幸福和更安全。現在所有的希望卻都給粉碎了。”
當時上海學生聯合會在學生罷課說明書裏更清晰地表示了中國人的失望：“全世界本來都傾聽威爾遜的話語，像是先知的聲音，它使弱者強壯，使掙紮的人有勇氣。威爾遜曾告訴過他們，在戰後締結的條約裏，像中國這種不好黷武的國家，會有機會不受阻礙地發展他們的文化、工業和文明。他告訴他們不會承認秘密盟約和在威脅下秘簽的協定。他們尋找這個新紀元的黎明，可是中國沒有太陽升起，甚至連國家的搖籃也給偷走了。”
美國尤其是威爾遜的失敗，徐中約評論說：“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國家失去了信任，並且發覺很難將西方同時看成為導師和壓迫者。”新思潮不可避免有了曆史的機會。在五四運動的中心北京，親見親曆這一運動並深切感受民眾情緒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李大釗，他們會如何觀察、思考，並選擇自己的行動方向呢？
蘇俄廢約，新的機會
曆史充滿著偶然與意外，在中國知識分子對一直傾心學習的西方，尤其是美國深深失望之際，新的昭示迅速填補這一巨大的空虛。
1919年7月25日，中國方麵拒絕巴黎和會簽字一個月後，莫斯科的工農蘇維埃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列奧·P.加拉罕發出《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又稱“加拉罕宣言”），稱：願援助中國人民脫離外族壓迫，以往俄國與中國、日本及同盟國所訂密約，概行作廢，放棄帝俄在中國奪得的權利，中東鐵路及租讓所得的林礦產業，無條件交還中國，放棄庚子賠款、租借地、領事裁判權，願與中國解決帝俄與日本及協約國所做的一切不公事件。中國人民如欲免除巴黎和會所給予朝鮮第二、印度第二的命運，唯有接受蘇俄的提議，彼此恢複友好，合力奮鬥。
對比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抗爭及其失敗，蘇維埃政府的放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這一宣言，不啻極端意外之喜。
奇怪的是，載有這項宣言的電報在傳送過程中竟被延誤了8個月，1920年3月才到達北京。3月25日，上海的俄語報紙《上海生活》最早刊發了這一宣言；4月3日，北京的《晨報》對此做了全文報道。隨即中國各報迅速刊發“加拉罕宣言”。當時在華的外國新聞媒體聲明他們無法保證這個文件的真實性；而北洋政府也拒絕與之談判，在給各省督軍的電報裏，宣稱：不能正式接受此項建議，是因為該電報可能是偽造的。——當然，很難指責北洋政府的愚頑，剛剛經曆巴黎和會打擊的政府當局，猶豫與遲疑，當可理解與同情。
西方新聞界的懷疑，來自所謂“內在證據”的矛盾。“加拉罕宣言”講：“凡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在中國滿洲以及別處，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棄。”這與沙俄並未合法地獲取整個滿洲這個事實不符。換言之，宣言過於慷慨了。後來發現，1920年6月在中國出版的“加拉罕宣言”的英譯本中有一段關於向中國歸還中東鐵路的文字，而這未見於在莫斯科發表的文本。一些蘇俄官員指責說，此段是由譯者或其他人植入以將問題搞亂……周策縱在其經典的《五四運動史》裏說：“列強阻撓中蘇談判的意圖是相當明顯的。”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成立蘇維埃共和國。同時通過向德國妥協的方式，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加拉罕發出對華宣言之際，蘇維埃共和國尚未完全控製俄國全境，與白俄之戰仍在繼續。如此格局，當是北洋政府懷疑宣言真實的重要因素。但北洋政府仍有極愚蠢之處。中國參加“一戰”，條件是拒付庚子賠款，事實上北洋政府當局已有相當時間未向俄羅斯支付這一賠款了，但沙俄被推翻3年多，沙俄已無法維持其在華公使館和領事館的大批人員的開支了。此時，北洋政府卻開始向北京的舊俄公使館支付賠款。這些賠款又迅速被用於與蘇維埃政府對抗的組織手中。
經曆過巴黎和會以及五四運動的中國知識分子，在知曉加拉罕這一宣言後，“對照日本的二十一條和向中國施加的其他壓力，對照西方強權加給中國的特權與歧視，中國人沒有理由不去熱烈歡迎這個提議”。更為意外的是，“北洋政府依舊承認這個喪失了自己的政府的俄國使館，並向他們支付賠款，卻拒絕同願意無條件放棄在華一切租界和特權的蘇維埃政府進行談判”。周策縱稱：“在中國民眾看來，這當然是荒唐無稽的。”
五四運動之後，新的社會輿情再起，越演越烈，而且，看上去這是令人樂觀的未來。
加拉罕的宣言刊布，周策縱記錄當時：“中國新聞界及包括學生、教師、商人、實業家、工人、婦女的各種團體，都回應以強烈的感激。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不但給知識分子，而且給工商業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後者在通常條件下是不會受共產主義者的行為的鼓動的。全體國會成員，不論其政治信仰如何，也都加入了這種狂熱。這樣，在五四運動後期，1920年春季後，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比以往更關注蘇維埃聯邦。盡管仍有一些群體對蘇維埃持敵視態度，但親蘇勢頭正在高漲。”“加拉罕宣言”以及北洋政府的冷淡與拒絕，反而越發製造了蘇維埃的吸引力，並使之具有了戲劇性的張力。
對西方列強強烈失望的情緒尚未散去，蘇維埃政權釋放善意的“加拉罕宣言”到來，曆史學家徐中約分析：“社會主義吸引人的地方，在於能夠提供摒棄‘中國昔日傳統和西方目前統治’的實踐思想。此外，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理想目標還沒有在西歐和美國出現，中國能夠接受社會主義，將可以在思想上領先於資本主義。這一微妙的心理滿足感，來自與西方打交道時的普遍失落感及為克服這種情緒的內在欲望，因此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特別具有吸引力。”
據此來看胡適對陳獨秀“左”傾轉變的分析，僅僅一年不到，陳的轉向，至少被“加拉罕宣言”所製造的大勢證明正確。
“加拉罕宣言”在中國報紙刊布之際，俄共特使魏金斯基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發來到中國，他當時公開的身份是一名記者。在北京與李大釗見麵之後，手持李大釗的介紹信，當年5月，魏金斯基來到上海，拜會陳獨秀。正在此時，毛澤東從北京也來到上海拜訪陳獨秀。這次見麵，毛澤東說，“他影響我也許比任何人要大”——稍後，毛澤東寫信告訴蔡和森：建黨事宜，仲甫（陳獨秀）正在進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無可逆轉。
曆史是個連續性的演進，隻是敘述者的自行裁剪使其斷裂。巴黎和會與“加拉罕宣言”當然有後續結果——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對山東問題的屈意日本，結果引發美國國內輿論不滿，參議院拒不批準《凡爾賽和約》，於是有了1921年解決巴黎和會不當措置的華盛頓會議。此次會議，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簽字：中國收回膠州灣及海關權，膠濟鐵路於15年內分期付款贖回，沿線日軍定期撤退，濟順、高徐鐵路借款權讓與國際銀行團。曆史學家郭廷以評論：“中國不無所得，山東問題總算有了解決辦法，關稅稍有改進，九國公約亦不失為均勢之下的一種保障。”1924年，中俄協定亦正式簽訂，雙方恢複邦交，條約裏基本包含“加拉罕宣言”裏的內容。但之後，徐廷以記錄：“究之實際，蘇俄不惟未完全遵照對華宣言，且於協定本身多方破壞，援助容共後的國民黨……與‘東三省自治政府’簽訂關於中東鐵路的沈陽協定，等於承認張作霖的政權。與日本簽訂建交協定，承認1905年的日俄和約仍然有效。”曆史，不簡單。
劇烈的結構性衝突
後世讀史者，如果不克製現代思想之影響而進入曆史現場，難以接近並理解曆史真相究竟如何；但是，讀史人比之曆史中人，稍顯幸運之處則是，在足夠長的時間線索裏，有條件將當事人彼時彼刻信息碎片拚集成型，並以曆史演變的結果而重新審視曾經事實的價值。如此而為，當然挑戰智力與情懷。隻是，非此，又何以從曆史現場而尋得曆史邏輯。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如前述情勢種種，已無疑問。真問題是，這樣一個弱小的政黨，何以生存並壯大？1921年的曆史現場裏，有答案嗎？
中國作為戰勝國，在“公理戰勝強權”的邏輯下，卻失去山東，五四運動由此爆發。這是一個後來被反複研究並傳播的曆史時刻，曆史在此轉折——隻是這一時刻在後置敘事裏太過強大，那個問題：中國為什麼參戰以及參戰過程如何？同樣的曆史現場，卻被遺忘。那麼，與五四運動、“加拉罕宣言”這兩種一時浪潮性事件對應，潮頭下的中國北洋政治“海底”結構又是怎樣呢？失去觀察，那個曆史現場將是破碎的現場。
1916年6月6日，按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所言：袁世凱這匹參加障礙賽馬會的奪標馬，在試圖跳越帝製這道高柵欄時，意外而“及時地”死去了。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組織內閣出任總理。初期，段祺瑞並無意完全傾向日本，段積極尋找靠近美國，與芝加哥銀行進行500萬美元借款的秘密談判，但美國對華政策服從於當時的“一戰”壓力，無意資助中國，美國之途於段而言，已經不通。這個時候，日本內閣換屆，寺內正毅出任總理大臣，寺內對華政策一改其前任所秉“威壓”、“排擠”，極力鼓吹中日兩國的“親善”與“提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