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麵故事
作者：李鴻穀
曆史現場包含著曆史邏輯，能否意識到它並遵循它的規律，對曆史中人是挑戰，對後世讀史者同樣也是挑戰。
白帽西服。這是北大同仁記憶陳獨秀最鮮明的形象符號。
1919年6月11日，現藏北京檔案館的京師警察廳檔案記錄：晚七時，陳獨秀受友人之邀，到浣花春四川飯館聚餐。晚餐後，約八時，陳獨秀往新世界遊藝場。到新世界後，見戲場、書場、台球場內，皆有電燈照耀，如同白日。於是潛入第五層屋頂花園，那裏既無人，也無電燈。時間已近十時，恰好四層正放露天電影，陳獨秀趁此機會，將大把傳單投向樓下……這天，新世界遊藝場密探甚多。幾天前，外右五區警察署查獲一張傳單，說將在新世界安置炸彈，警署及步軍統領衙門都安排了眾密探。“白帽西服”的陳獨秀反複上下樓之際，已被跟蹤，傳單剛出，陳即被捕。
新世界人多，公眾場合捕人，得當心，“一名偵探脫下自己灰色大褂，將白帽西服陳獨秀罩住，押往外右五區警署”——檢索檔案的研究者梅佳，看來對“白帽西服”也印象深刻。
這次被捕，對陳獨秀意味著什麼？
陳獨秀之變
陳獨秀被捕，當然是重大新聞。尤其在“五四”這一特殊時期，它迅速成為議題。
當時正在上海進行南北和談的孫中山，對北洋政府的代表許世英頗為厲聲：“你們做了‘好事’（逮捕陳獨秀），很足以使國人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你們也不敢把他殺了，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個。你們盡管做吧！”據說許世英回應：“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回去。”聲援並營救陳獨秀，從目前史料看，當時確為一時潮流。遠在湖南長沙的毛澤東亦在他編輯的《湘江評論》上撰文《陳獨秀之被捕與營救》：“陳君之被捕，絕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留著大大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陳獨秀一生5次被捕，但細觀下來，唯有這次（第二次）最為戲劇也最為顯赫，描述也頗多。後世讀史者回到曆史現場，仍稍有疑惑，陳獨秀的動機是什麼？
陳獨秀所散傳單，係他所撰《北京市民宣言》：“中國民族乃酷愛和平之民族。今雖受內外不可忍受之壓迫，仍本斯旨，對於政府提出最後最低之要求，如左：（1）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上之權利，並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2）免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逐驅出京。（3）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兩機關。（4）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5）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從傳單內容看，這些內容大體也是“五四”時期學生一般要求，隻是陳要求免職者稍多幾位而已。
按五四運動的進程，6月2日至4日，確係北洋政府逮捕學生之高潮。陳獨秀記錄6月3日：“端午節的後一日，離學生的五四運動剛滿一個月，政府因學生團又上街演說，下令派軍警嚴拿多人。這時候陡打大雷刮大風，黑雲遮天，灰塵滿目，對麵不見人，是何等陰慘暗淡。”（《獨秀文存》）隻是，6月5日，上海罷工罷市消息傳來，北京軍警即已完全撤離，不再幹預學生任何事情。當時正在中國訪問的美國哲學家杜威記錄北京街頭：“學生的故事是好笑的，尤其滑稽的是星期五（6月6日），學生手持旗子，歡呼喊叫著，列隊遊行演說，警察站在旁邊像保護著天使，沒有一個學生被捕或幹擾。”頃刻之間，從逮捕到“保護”，北洋政府態度變化巨大。稍後，6月9日，北洋政府接受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辭職，並於次日公布，接近完全妥協。
學生已悉數釋放，曹汝霖等人也被去職，陳獨秀傳單裏的直接要求似乎達成。這個時候，仍選擇行動。或者我們對此行動的理解，應從作用於學生運動的價值，轉向陳獨秀本人。
這一時期，陳獨秀寫了不少類似現今微博一樣的百字左右的文字，刊發於《每周評論》，其中有一則後來被廣泛引用：“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6月8日）”3天後，陳獨秀果然被捕。後來陳獨秀出獄，李大釗寫了首情緒激烈的詩以示歡迎，亦借用監獄與研究室概念：“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竟戰不勝真理，什麼監獄什麼死，都不能屈服你；因為你擁護真理，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話：‘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他們都入監獄，監獄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監獄裏，也不須愁著孤寂沒有伴侶。”這次被捕經曆，於陳獨秀當時的朋友們而言，洞若觀火：他的人生由此而變——隻談思想，不談政治的《新青年》主導者陳獨秀，由此迅速變為職業革命家。
隻是，當時傾力營救陳獨秀的胡適，不認為變化隻發生此刻，而是稍前。
五四運動爆發前一個多月，陳獨秀失去北大文科學長之職。中國各時期出版的陳獨秀傳記，對這一事件，並不諱言。紅旗出版社出版的朱文華所著《陳獨秀傳》引周作人《知堂回想錄》：“北京禦用報紙經常攻擊仲甫（陳獨秀），以彼不謹細行，常作狹斜之遊，故報上記載時加以渲染，說某日因爭風抓傷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輿論。”這當然是傳統文人對新文化運動的攻擊策略。隻是，曾力薦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的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北京醫科大學的前身）校長湯爾和、北大教授沈尹默，此刻亦要求北大校長蔡元培撤銷陳獨秀的文科學長之職。後來蔡元培堅持，才保留陳獨秀教授之職，“並由校方給假一年”。但此時，陳獨秀事實上被迫離開了北京大學。
對北大這一決定，胡適極為憤怒：“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在胡適看來，這一變故才是陳獨秀轉變的關鍵。“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注：決定撤銷陳獨秀學長會議）。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的立場，就更‘左’傾了……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
無論起因是撤銷學長，還是被捕，可以確定的是，1919年，陳獨秀開始了思想之變。
李大釗的世界觀
3個月後，陳獨秀終於出獄。旋即接到孫中山先生南方政府的邀請籌辦西南大學，陳獨秀接受邀請南下。陳獨秀離京去滬，又轉向武漢做了幾場演講，演講過於轟動，武漢警方迅速將情報報至北洋政府。並且，“對於陳氏主張之主義，大為驚駭，令其休止演講，速去武漢”。此時陳獨秀還處於“監視居住”狀態，不可隨便離家。略有意外的是，陳獨秀未從武漢直接去廣州，而是返回北京，北京警員接獲消息，嚴陣以待，準備再捕。
李大釗獲聞消息，趕到火車站將陳獨秀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躲避。1920年2月，《新青年》的編輯同仁高一涵記錄：“李大釗挺身而出，自願護送陳獨秀從公路出走（北京）……時當陰曆年底，正是北京一帶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賬的時候，李大釗同誌雇了一輛車，從朝陽門出走南下，陳獨秀頭戴氈帽，身換王星拱家廚師的一件背心，油跡滿衣，光著亮發，坐在車子裏麵，李大釗同誌跨在車把上，攜帶幾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同誌出麵辦理，不要陳獨秀開口，恐怕露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順利到了天津，即購外國船票，讓陳獨秀坐船前往上海。”
也是根據高一涵的這個說法，此行，“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遂成建黨起源。隻是，後來黨史研究者對此說頗為慎重。理由是日本的研究者石川禎浩所考證：當時高一涵正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陳獨秀逃離北京的過程。而李大釗與陳獨秀兩人並無此說法。
逃離北京，確如一個象征，意味著陳獨秀與過去的更接近自由主義的思想說再見了。而這個時候，李大釗已經完成他那篇具有曆史價值的論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傳播，乃至中國共產黨建立，當然繞不開李大釗。
雖然比陳獨秀要小整10歲，但在處事與性格上，兩人卻是與年紀相反。時人評價：在處理問題的方法上，李大釗注重調和，力求全麵穩妥，陳獨秀則喜歡辨別是非黑白，棄取分明，甚至愛走極端；在性格上，陳獨秀激烈果斷，李大釗平和溫厚。
與陳獨秀“五四”時期的激烈行動，甚至以身投獄不同，細索這一期間李大釗的表現，他不僅沒有直接的參與行動，而且著文為“五四”鼓與呼都沒有。《李大釗傳》的作者朱誌敏疑問說：“是他擔任圖書館主任工作難於脫身嗎？那總不至於影響到他多寫幾篇參與鬥爭的文章吧！”從結果看，這個時候，李大釗正在完成他這篇2.6萬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馬克思主義以何種方式與線路傳入中國，李大釗是最好的研究對象。
在那本極被中國黨史研究者重視，並廣泛引用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裏，日本學者石川禎浩考證說：1917年爆發了俄國革命，日本國內的社會問題也日漸尖銳，使社會主義再次喚起人們的矚目。到了1919年，馬克思主義終於得到青年們的熱切關注：被譽為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最準確釋本的考茨基著、高界素之譯《馬克思資本論解說》，第一版兩萬冊即刻被搶購一空，其後連續再版達十幾次；河上肇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個人雜誌《社會問題研究》，第一冊售出12萬冊，第二冊售出8萬冊……“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從開始接受社會主義學說到取得有關俄國革命和其領導人動向的信息，以至於摸索共產主義運動的形態，都與世界社會主義思潮和世界性共產主義運動密不可分。可說是世界性‘思想鏈條’的一環。”
在李大釗寫作他的馬克思主義觀之前，北京《晨報》記者陳溥賢即在《馬克思研究》專欄裏，開始翻譯連載主要是日本河上肇的有關馬克思研究文章。這些文章又迅速被《民國日報》、《時事新報》、《新青年》反複轉載。陳溥賢與李大釗同一時期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接受並傳播馬克思主義，當然有彼此相互影響的一麵。
這當然隻可論為環境因素，問題是為什麼是李大釗會敏感並迅速接受馬克思主義這種新學說？當時新文化運動核心議題之一是比較東西方文明，東西之間，斷然兩分，或取東方或取西方文明，是當年論戰的焦點。可否有第三條道路，即非對立的中間之道？這是李大釗思考的問題。有趣的是，曾任美國駐華大使，此刻被聘為北洋政府法律顧問的芮恩施認為：俄羅斯文明足以在東西文明之間擔當起媒介之任。《李大釗傳》作者朱誌敏認為：李大釗接受了這一觀點，將目光投向了俄羅斯。這當然是李大釗的個性因素。在他看來：就地理位置而言，俄國位於歐亞接壤之處，故其文明兼有東西兩種文明的特質。綜合起來看，亞洲人長於宗教，其政治為神權政治；歐洲人長於政治，其發展演變的結果，創造了近代自由民主國家。俄國國民既接近亞洲人的尊奉神權和獨裁君主的思想，也有接近歐洲人的向往人民權利的思想。從而，人道、自由觀念“深中乎人心”。
同樣留學日本，亦精通日文的李大釗，在日本馬克思主義思潮湧起之際，結合他過去對東西文明思考並特別注重俄國的傾向看，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毫無意外。研究者指稱：李大釗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其資料來源同樣是日本河上肇及其雜誌《社會問題研究》。1919年夏天，也即五四運動最激蕩的時刻過後，7月，李大釗離開北京去往昌黎小住，開始寫作被稱為“中國曆史上第一次較為完整、較為準確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文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並於當年9月開始分兩期刊發於《新青年》雜誌。
也正在寫作此文同時，李大釗與胡適展開了一場新文化運動中頗為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論戰。這當然可視為李大釗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注釋。對這場論戰，精彩的描述來自《中國近代史》的作者徐中約：表麵上，爭論以胡適占上風而結束。然而，這卻是空洞的勝利，因為年輕人當中討論“主義”成為時尚，甚至胡適本人也經常提到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實驗主義等。一位風趣的批評家這樣描述胡適和實驗主義者：“你們應當放棄所有‘主義’來接受我們的‘主義’，因為根據我們的‘主義’，沒有‘主義’應當被看做金科玉律。”而李大釗卻是堅定認為：“‘主義’在社會改造中起著與航海定向一樣的必要功能。”
顯然，1919年，尤其是五四運動是個分水嶺——曆史學家們基本由此斷代。新興力量興起，陳獨秀開始了思想之變，而李大釗相對完整地將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
外省青年毛澤東
對於1919年，當時長住北京的日本牧師清水安三有個極具洞見的觀察：“中國猛增者有二，一曰雜誌，一曰遊行。”如果說全球思潮，以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例，中國是“思想鏈環”中的一環。那麼，以北京、上海為樞紐接受的這些思潮，如何在中國內地傳播呢？
在延安接受美國記者斯諾的采訪時，毛澤東說：“我在長沙師範學校的幾年，總共用了160塊錢——裏麵包括我許多次的報名費！在這筆錢裏，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報紙上，因為訂閱費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報攤買書、買雜誌。我父親責罵我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從1911到1927年我上井岡山為止，我從來沒有中斷過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非常有趣的是，在此記錄下，斯諾還加了一個自己的注釋：當時現代報紙在中國仍是個新鮮事物，許多人，特別是當官的對之極為厭惡。
1910年毛澤東離開韶山來到湘鄉縣城附近的東山小學堂，這個時候他才知道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後死了；到了長沙，進了第一師範讀書，《新青年》自然也是毛澤東的讀物之一。1917年，毛澤東所寫《體育之研究》在《新青年》刊發。這年在與蔡和森一次夜談裏，毛澤東論及陳獨秀：“衝決一切現象之羅網，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現代媒介，迅速將全球思潮傳播到中國各主要城市。這是古老中國所未曾有過的現象，而且，這還不是一種單線條的思想傳遞，1919年，毛澤東在長沙也創辦自己主編的雜誌《湘江評論》。稍後胡適在其編輯的《每周評論》上發表其所寫《介紹新出版物》：“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個方麵。第二、三、四期的《民眾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民眾大聯合》正是毛澤東所撰。思想在現代媒介裏，傳播、反饋、互動然後激蕩，與傳統傳播路徑判然有別。
猛增的報紙與雜誌當然是現代思想傳播最重要的方式，但細察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傳播、信仰者的形成，尤其是團隊的建構以及迅速采取行動，更重要的途徑仍是人際傳播，以及由此構成的人際網絡。
1918年底，毛澤東為送自己的同學去法國留學，來到北京。他的老師楊昌濟將之推薦給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毛澤東成為北大圖書館助理員，“每月薪金8元”，而當時北大教授月薪大多為二三百元。雖此，毛澤東跟諾斯說，“（8元）工資不低”。回憶這段歲月，毛澤東跟斯諾津津樂道的是他此際認識的北大人，“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麵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在新聞學會裏，我遇到了別的學生，例如陳公博，他現在在南京當大官了；譚平山，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還有邵飄萍，他對我幫助特別大。還遇到了張國燾——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後來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加入了三K黨（注：實情是組建了“新中國黨”，自任黨魁）；段錫朋，現在在南京當教育部次長……”顯然，這隻是對景仰人物的近距離接觸，屬於淺層的人際網絡。
1919年底，為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毛澤東再次來到北京，這時日益病重的楊昌濟致信當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的章士釗，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說：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而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後來的研究者似乎對章士釗的重視不足，而在毛澤東早期的回憶裏，此人分量甚重。1901年，陳獨秀在安徽安慶發表反清演說，被通緝，逃到南京，結識了章士釗。稍後他們兩人，加上蔡元培還在上海一個秘密小組學習製造炸彈的技術，彼此因此秘密活動，關係日深。再後，章士釗在日本創辦反對袁世凱恢複帝製的雜誌《甲寅》，正在日本的陳獨秀當然是重要撰稿人；正是這份雜誌，李大釗、高一涵、李劍農等因閱讀及撰稿，而成為一個有意思的小團隊。1916年底，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過去的人際網絡隨之轉移北大，陳獨秀成為文科學長、章士釗成為教授並兼圖書館館長——他後來將此位置讓給李大釗。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到此做助理員。顯然，就此網絡而言，民國名士章士釗至少是核心的介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