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華政策之變，須從日本國內經濟形勢的角度觀察。來新夏等所著《北洋軍閥史》分析：寺內內閣執政時期，日本的經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刺激等原因而呈現極旺盛的景象，國內工商業發展迅速，對外貿易也連年出現巨額順差……資本大量過剩，必然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至1917年2月，日本56種主要商品中已有30多種日見騰貴。基於穩定國內局勢和維護大財閥利益的考慮，日本政府必須尋找和開辟廣闊的海外投資市場。資源豐富，國力羸弱，地理位置又鄰近的中國，自然成了最適宜之投資地。——史稱日本的“菊分根”政策，即為此種背景。
中國中央政府，自清末以來，全係舉債維係。以這一時期為例，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北洋政府的收入約7000萬元，連應付外債2400萬元在內必需的支出共約1億元，不敷3000萬元。歐洲正在打仗，美國亦無意資助中國，此際，日本資本的出路，自然是段祺瑞的機會。由此，段祺瑞被日本套牢，一味親日。以西原龜三牽線中日雙方而達成的貸款，即所謂“西原借款”即達1.45億日元。
尚在袁世凱謀劃恢複帝製時期，日本即與英、法、俄、意達成諒解，四國同意日本繼承德國太平洋及東亞權利，日本負責促成中國參戰。之後，日本與四國達成密約，接管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利益，即後來巴黎和會時，日本方麵所出具第一份關鍵證據。日本的貸款，前提條件，自然是中國加入協約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一戰”，段祺瑞當然有意加入，一則參戰，庚子賠款的德、奧部分可自然取消；再則，其他各國賠款亦可緩付，這對窘迫的中央財政，不無裨益。何況參戰還有日本的大量貸款。
日本促中國參戰的陰謀，當時並未揭曉。因而，段祺瑞之所想，這當係正常的外交事務。隻是，中國格局，所有外交全係內政。是否參戰，成為當時所有政爭的核心線索。
以1913年孫中山的“二戰革命”為肇始，尤其是在袁世凱恢複帝製，南方舉兵反抗，當時中國事實上分為南北兩個政府。如何統一，當時有三種思路：武力統一、和平統一以及聯省自治最終統一。段祺瑞持武力統一之道。與如何統一中國相對應，對段內閣更重要的問題是參戰——其間邏輯是：若參戰，即有日本貸款，有貸款則可有錢用兵，“統一中國”。當時隻有段祺瑞與梁啟超參戰態度堅決，其他政治人物尤其是南方政治人物當然反對。看上去似乎反對參戰頗有聲勢，但客觀分析，中國參戰程序走到國會投票的最後關口，李劍農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說：“假使北洋軍閥不用過激手段，參戰案當然可以平安通過，因為國會裏麵持反對態度的，本隻有極‘左’翼的丙辰俱樂部一派，研究係自然讚成，政學係派和益友社派也是讚成的。”段祺瑞不放心，想一舉拿下，效仿當年袁世凱選舉總統的慣伎，用甚為流氓的威脅手段。“眾議院開會時，忽有所謂公民請願團、五族請願團、北京市民主戰請願團、軍政商界請願團，共約3000人，由陸軍部人員指揮，包圍眾議院驅辱議員多人，並聲言必俟參戰案通過才解散。眾議院因此憤激，停止會議。”段祺瑞弄巧成拙，不能收拾。
由參戰引發的一係列事端，這一輪結果是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之職，隨後辮帥張勳率兵入京複辟，之後段祺瑞“保衛共和”粉碎複辟再獲權柄……段祺瑞“接受教訓”再造國會，以自己的安福係人馬把持，參戰案終獲通過。但是，中國南北戰爭也因此箭在弦上。
那段曆史之混亂，權勢人物更迭之頻繁，不靜心深究，難知究竟。中國由清末而來的結構性矛盾，至此，衝突最劇。簡言之，沒有統一的中國，且不說進入現代化軌道，國家圖存亦為困難；而一統中國，又須強有力的集權中央；但是，中央財政已經枯竭，隻是維係運轉也須舉借外債，而借外債，又可能帶來國家傾覆與滅亡。如此往複，遂成死結。
在此結構性的矛盾之下，再來觀察段祺瑞的“一戰”參戰案的政治操作，又是進入死循環。共和製度1912年開始運行，其製度的基本內核，即為分權與製衡。總統府、國務院與國會彼此的製權，當然是現代國家的良性政治製度，隻是掙紮在生存邊緣的中國現實，與這套製度之間的磨合，甚生亂相。“一戰”參戰案，便是這種結構性矛盾最具標本意義的案例。它具體的表現是，力爭集權中央並一統中國的當權者如段祺瑞與製衡方無休止的政爭。衝突之下，當國者所用手段日趨“傳統中國”方式，現代政治製度已經被中國方式改寫。段祺瑞為對抗製衡，保證自己政令暢通而再造的安福係國會——因為有日本貸款作財力支持，每個議員每月領安福係津貼300元（相當當時大學教授的每月薪資），重要選舉投票時則另外津貼，比如選徐世昌為總統，每張讚成票5000元；選曹錕為副總統，每張讚成票3000元……共和製度運行至此，製衡與反製衡，結構性衝突已臻極端，結果政治極度糜爛。
這當然是更真實的曆史現場，隻是它常常被後世研究者輕輕放下而不置一詞。如此極端格局，其現實表象則為：官民分裂、朝野分裂，權力集團內部更是分裂——政府的控製能力極度低下。在這種背景之下，其社會大勢又是中國與世界前所未有地聯為一體，全球性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中國流行以及中國共產黨誕生，外部約束，接近於無。
以戰止爭，民國邏輯
此種結構性衝突，若取政治運作一層觀察，何以解決？
1920年5月，一個極有意思的時間，俄共特使魏金斯基來到上海，毛澤東也來到上海……曆史的結果已經明確，最終完成中國獨立與統一的中國共產黨，此刻正在醞釀建立之中。而此刻，南北之戰已轉化為北洋軍閥內部的直皖戰爭，由政爭而戰爭，這一曆史現場所包含的曆史邏輯，失去觀察，無法理解中國曆史後來的演進。
南北中國，如段祺瑞取武力一統的策略，從軍事地理的角度觀察，湖南與四川兩省是南北之爭的樞紐。北軍據此可攻擊南軍，而南軍據此可為屏障。在毛澤東兩次進京之間，他個人在湖南最為重要的活動，則是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按毛澤東的自述，當時他隻是在從事“教育工作和輿論鼓吹”，而他所主編的《湘江評論》卻被張敬堯蠻橫封禁。在1919年底的驅張運動中，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893—1949）》記錄：“他以小學教員的身份成為這場驅張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在長沙各校總罷課一天，派出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廣州、上海等處請願聯絡。”毛澤東率領的是赴京請願團。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湖南的地理因素，以及毛澤東的這次經曆，對此後中國共產黨發展之影響，不可小覷。
張敬堯被驅，事出何端？簡言，段祺瑞的北軍攻擊南軍，以吳佩孚最為驍勇，段祺瑞忌憚吳係曹錕人馬（所謂直係），於是派出張敬堯督湘（張屬段所控製的皖係），以圖牽製。隻是張敬堯督湘，作惡多端，一時之間，“張毒不除，湖南無望”。雖有戰功，卻未有實權，駐紮湖南衡陽的吳佩孚通電宣稱，應改武力統一為和平統一，“罷戰主和”。軍人幹政，古今嚴禁，隻是吳佩孚的此次通電，還屬於“政策”選擇層麵，即仍在當權者的政爭範疇。隨後的發展出乎意料，直係皖係各陳兵數十萬，於北京南部準備決戰。這就是史稱的“直皖戰爭”。
中國政治格局由此戰爭而根本逆轉。吳佩孚的通電指責段祺瑞親日賣國，“認賊作父……實敵國之忠臣，民國之漢奸”。這是吳佩孚利用現代傳媒工具，並鼓動社會情緒的極有效的一種政治動員手段。整個戰爭動員過程，情勢極有利於吳佩孚。但是，站在曆史的此刻去觀察曾經的彼時，政爭最終由戰爭而定勝負的“民國邏輯”，亦由此而誕生。這當然令人扼腕。
曆史學家陳誌讓先生梳理北洋軍閥史，“軍閥”一詞，隨直皖之戰，而開始成為媒體描述此戰以及後來各次戰爭之定語。這詞精準。兩年後，第一次直奉戰爭，直係的吳佩孚與奉係的張作霖，也迅速借用這一有力量的概括，彼此都指責對方是“軍閥”。如果說，此前的南北戰爭，尚含有統一中國的正當意義與價值；那麼，至此直皖戰爭，已純屬軍閥混戰了。先前的結構性矛盾，政治解決之途，已至末路，最終方案，唯剩戰爭。“以戰止（政）爭”，政治即軍事，無武裝無政治，民國進入新的結構關係之中。
衡陽的吳佩孚班師北上，張敬堯“目送而去”，隨之湘軍進攻張敬堯軍隊，張被武力驅逐出湖南。而僅僅5天時間的直皖戰爭，段祺瑞兵敗如山倒，民國政壇再無此人位置。
1920年的直皖戰爭，那個曆史現場，重構了中國政治格局。陳誌讓所著《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記錄了一個有趣故事：1925年馮玉祥在天台山休息的時候，汪精衛和吳稚暉去看他，談起打倒帝國主義。馮玉祥不懂，他問：“人家欺淩吾國，我們反抗它，這是應該的。但是何必還要進而替人家打倒皇帝呢？”——陳誌讓感歎：“這已經是五四運動6年以後的事。那6年之中，學生和工人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把執政的軍—紳政權的領袖們遠遠地拋在後麵。他們已經從自省的民族主義發展到了反帝的民族主義。”
外部環境既有巴黎和會之恥辱，也有“加拉罕宣言”之鼓蕩；內部政治則因是否參加“一戰”而形成毫無意義，因政爭而戰爭的混戰——此例一開，直皖戰爭之後，直奉戰爭登場，一次不夠還打兩次。海麵是浪潮，海底亦澎湃。如此複雜的曆史現場，最終演化出的結果是：打倒列強！打倒軍閥！自直皖戰爭爆發，迅速成為壓倒性的中國共識與思潮。
細部現場
1921年的曆史現場，各種內外部壓迫性環境齊集，共和的製度設計與中國的不適應性，已經以極端而尖銳的方式逐一呈現，決定後來中國如何一統的各種要素，均已漸次展開。
也許進入政治運作的細部，我們會對那個曆史現場有更深入的理解。比如軍人幹政已經惡劣，那麼，製衡內閣的國會如何運轉？這個細部的觀察，不妨以梁啟超為例證。
1912年，逃亡日本的梁啟超，受袁世凱之邀，回國進入袁政府內閣。當時梁自己希望出任財政總長，未果；後來進入“第一流人才內閣”任司法總長。從戊戌變法算起，書生梁啟超議政14年，終獲實際行政的機會。他自是觀察民國政治運作的好樣本。袁世凱稱帝，梁啟超反對，並以《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而真正名動天下，成為名實相符的輿論領袖。而且，蔡鍔起兵雲南，甚得助於梁氏的幕後支持。
袁世凱稱帝而亡，梁啟超得以回歸政府，並獲得他真正想要的權力位置，出任政府財政總長。這一時期，進入我們前麵討論的段祺瑞弄權時期。
段祺瑞政府當時的核心矛盾，仍一如袁世凱時期，是國務院與國會之間的矛盾。段祺瑞最後妥協，恢複被袁世凱解散的舊國會，隨後又因“一戰”參戰案而與國會鬧翻；張勳複辟被段祺瑞粉碎，段祺瑞重獲權柄，這個時候，還要不要恢複與段祺瑞作梗的舊國會？自是關鍵。段祺瑞自然不樂意複活舊國會，隻是他尚未有此倡議，梁啟超與他的“研究係”即已窺破其欲，率先提出新國會主張：“中華民國既經一度之複辟推倒，即成已死蛻化過去之中國民國；現在複生之中華民國，乃段祺瑞手造之中華民國，非複從前之中華民國，是舊國會斷無恢複之理。況舊國會不良，由於國會組織法不善，倘不先組織一種過渡機關，將國會組織法修改，仍用舊法選舉新國會，未有不蹈舊國會覆轍者。”比較當時各種意見，梁啟超還真不失“意見領袖”風範，說得鏗鏘有力。但是，政治中人，誰不精明，雖然未必能有梁啟超能言善辯，但看通梁氏算計者自然大有人在。平定張勳複辟後的新內閣，梁啟超“研究係”三人入閣——梁任財政總長，湯化龍任內務總長，林長民任司法總長。有此基礎，如果國會重造，梁氏之“研究係”——梁啟超公開表示：“樹政黨政治模範，實現吾輩政策。”《北洋軍閥史》解釋：實現所謂“政黨政治”，亦即意味操縱國會，左右政局。
民國初創，有宋教仁精心營造國民黨所控製的國會——即所謂“舊國會”，在嚐試操縱政局過程中，一直與內閣形成製衡。此際，梁啟超也想仿效先賢，達到控製國會進而左右政局之目的。政治中人，有此理想，自是當然，無可指責。隻是，私利動機之外，梁氏此舉將國會生存之基礎一舉瓦解。曆史學家李劍農先生一言道破：“（梁啟超）研究係勾通軍閥以威脅本身所托命的機關，借以製服敵黨，尤為越出政治常軌的舉動。”所以，我們觀察北洋時期政治之腐敗，不可單單隻注意軍人幹政，文人敗德，在製度中瓦解製度，為害更甚。
既然新國會重張，各方勢力力爭上遊多獲位置，自是必然。《北洋軍閥史》描述當時代理總統馮國璋，“拿出40萬元私款，交給研究係用作競選經費”。但是，段祺瑞及其屬僚，如何可能讓梁氏控製國會？他們的手段直接明確，明碼實價：給錢！——安福係由此誕生。此次國會選舉結果，參眾議員共選出472名，安福係擒獲330席，成為唯一能夠左右國會的多數黨；研究係隻獲取20席，絕對慘敗。此次國會選舉，是梁啟超及其研究係力倡而成，結局如此，也算報應。——“威脅本身所托命的機關”，機關既受脅，梁氏出局亦必然。選舉結束，梁啟超提交辭呈，獲準。曆史學家郭廷以評論：“梁有政治抱負，五年來兩度入閣，一見賣於袁世凱，再失歡於段祺瑞，國民黨惡之尤深，梁於政治雖仍不忘情，已不能有所作為。”
1920年，5天時間，直皖戰爭結束。清算之下，由安福係把持的新國會，當然作鳥獸散。兩年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等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這一宣言希望“好人”過問政治，實現一個“好政府”。極有意思的是，8天後，梁啟超等通電，讚成恢複舊國會——這個國會當年的瓦解，正是梁氏鼓吹所致。政治對人之塑造，此為極端一例。共和製度中甚為關鍵的一環——國會，內外壓力之下，從內部被瓦解了，其生存的合法性基礎，已經喪失。
1911年，辛亥革命，清室滅亡。10年時間，共和製度於傳統結構性矛盾解決，未見緩和，反而迅速演化出“以戰止（政）爭”的民國邏輯；其政治運作，即以細部觀察，合法性基礎業已瓦解。真實的中國內部曆史現場，竟如此不堪。
誰將可能一統中國，並領導未來中國圖存、自強並複興？
後來
1921年7月23日，來自全國的13位代表，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這些充滿理想與激情的年輕的共產黨員們，將會如何拯救這個國家？
陳獨秀因為籌措廣東大學預科校舍經費，無法離開而沒能參加這次代表大會，但他仍被選為黨的書記，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因為對國民黨一味退讓，1927年中共在武漢舉行的“八七”會議上，陳獨秀沒能進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陳獨秀傳》稱：“至此，陳獨秀事實上被撤銷黨的總書記之職，他的中共政治領袖的生涯也正式宣告結束。”
李大釗同樣未能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1927年被捕，就義。
對於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員們而言，後人嚐試複原的曆史現場，就是他們當年生活的現實。問題隻是，他們能否通過現場洞悉規律。這段曆史，在後世讀史者看來，或許我們未必認真探究過湖南作為曾經南北之戰的樞紐價值，以及驅逐張敬堯的經曆對毛澤東的真實影響。這一經曆，相信毛澤東對北洋時期中國的認識，其深度將遠遠超過曾經的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與北大教授李大釗。也就在陳獨秀中共政治領袖生涯宣告結束的中共“八七”會議上，毛澤東強調中國共產黨，“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這一論斷，隨後簡化成著名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不正是軍事即政治的“民國邏輯”？
距中共“一大”召開24年後，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國共兩黨有了攜手共建新的中國的可能性。在美國的深度介入下，國共兩黨就國家權力的再分配進行了和平談判，細研這一談判及其破裂，曆史學家鄧野在其《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裏論述：“和平談判，從本質上講，這是雙方武力的對比所產生的政治現象，也就是說，和談本身就是武力的派生物。然而，和談的本質卻又在於製止武力、取消武力，這樣便產生了一個頭足倒置的關係：以武力的派生物——和談，反過來剝奪這個派生物賴以存在的依據——武力。這種倒置的關係具體表現在實際活動中，必然構成一個解不開、走不出的怪圈。”民國中人，其實逃不出民國邏輯的製約。蔣介石最後的選擇，仍然是“以戰止爭”。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由此完成中國的獨立與統一，並帶領這個國家走向複興。
（所需資料得到實習記者張冉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