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麵故事
作者：李鴻穀
90年前，1921年7月，毛澤東從長沙趕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關於這次會議，毛澤東本人回憶極少，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893～1949）》輯錄的是與會者的記憶：（毛澤東）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發言，但他十分注意聽取別人的發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誌們的意見，常在住的屋子裏“走走想想，搔首尋思”，乃至“同誌們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誌不能體諒，反而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
從與會者的回憶看，這次會議開得倒真是青春飛揚，激情澎湃。
另一位也被稱為“書呆子”的19歲的“一大”代表劉仁靜回憶這次會議：張國燾在回憶錄中稱我為“書呆子”，說我逢人就滔滔不絕地宣傳無產階級專政，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當時的麵貌。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初期，人們常常把能高談馬克思主義當水平高的標誌。既然那時我除了會引征或複述馬列的話外別無所長，而我恰恰被選為“一大”代表……
馬克思主義對這一代渴望拯救中國的熱血青年意味著什麼？黨史權威金衝及先生引用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的判斷：“馬克思主義對於能理解它的人來說，意味著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對於信奉它的人來講，則等於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針’。”在如此熱烈的情緒氛圍裏，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以及黨的“一大”的召開，順理成章。
隻是，90年過去，那13位“一大”代表，金衝及先生在其《二十世紀中國史綱》裏敘述：“這個隊伍在前進的過程中，也經曆了分化和重新組合。拿‘一大’的13個代表來說，有的始終堅持下來，成為黨的領導人，如毛澤東、董必武；有的英勇犧牲了；有的中途脫離黨；有的成為黨的叛徒，如張國燾、陳公博。有如大浪淘沙，黨正在這個進程中，變得堅強有力。”回望那個曆史時刻，金衝及先生說：“也許從今天看來，中國共產黨在‘一大’時邁出的隻是漫長旅途上的第一步，而且顯得那樣稚嫩。”對於以行動努力改造中國命運的那一代青年們而言，“（未來）不在共和，亦不在複辟”——馬克思主義才是最有力量的思想武器。
顯然，這一思想武器絕不隻是用來高談以顯示自己“水平”高低的“學術”，如何將這一思想武器運用於中國實際，才是真正挑戰。
那麼，當年的中國，北洋政府執掌的中國，是一種什麼現實？
中國山東，先失之於德國（1898年），繼失之於日本（1915年，“二十一條”）；所有中國人寄望於解決“一戰”戰後問題的巴黎和會，以為能夠“公理戰勝強權”，收複我山東。結果此次和會的《凡爾賽條約》，仍將山東讓之日本。這是外侮。五四運動由此爆發，國將亡，不是危言，而是現實。再看國內政治，數百萬軍隊不以抗爭外侮、對抗列強為目的，反而在1920年開始內部混戰——直皖戰爭。外侮內亂，國將不國。稍後的1922年6月，中共中央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對這一時刻軍閥與列強的關係，以及他們構成的中國現實之窘況，有著清晰而明確的分析：“因為連年軍閥互爭地盤的緣故，無辜喪了無數的生命；軍閥政治是中國內憂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這種半獨立的封建國家，執政的軍閥每每與國際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因為軍閥無不歡迎外資以供其軍資與浪費，國際帝國主義在相當的限製以內，也都樂以金力借給軍閥，一是可以造成他們在中國的特殊勢力，一是可以延長中國內亂使中國永遠不能發展實業，永遠為消費國家，永遠為他們的市場。”這就是當年中國的真實。也就是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需要拯救的中國的現狀。
以“一大”為決定性標誌，中國共產黨人組織起來了，由此才開始了創造曆史、可歌可泣的行動。直至28年後，1949年，被描述為“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地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由此才翻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