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你剛才的回答提到你對年輕學者的一些評價，你可不可以正麵回應白傑明在台灣《當代》雜誌對你跟劉再複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文學對話”的批評？
李：白傑明很讚賞劉曉波，老給他打氣，但也缺乏論證。有些（不是所有）“洋大人”是至今從心底裏瞧不起中國人的，中國越亂，越到處亂扔炸彈，他的中國飯也吃得越香。我就是這樣看的，也可能不對。據說現在中國好些作家不敢得罪甚至去逢迎西方的漢學家，為了出國或得獎等等，我可寧可不出國，也要說點老實話。
林：白傑明說你們對劉曉波等表現出一種家長式的褒貶……
李：他沒有說我為什麼是和如何是“家長式”，隻說我和劉再複等人是什麼“所謂”的改革派理論家，我也不知道“所謂”是什麼意思，大概是假的、不值一談的意思吧，但也最好論證一下嘛。他不屑於論證，加個“所謂”就可以一筆勾銷了。對劉曉波的文章我還可以在反映青年情緒這一點上肯定它，但這位先生的文章我連這點肯定也沒有。實際上，劉曉波並沒有受到什麼嚴重的攻擊。
林：那麼你怎麼樣看甘陽的文章？
李：甘陽不錯。我跟他也熟。他很狂，但有水平。現在我們有很多狂士，有的自稱江南第一才子，有的自稱天下第一，彼此都瞧不上眼。這也不壞，如果他們能像武俠小說中那樣比試比試就好玩了。
我以前老批評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是“誠實有餘，聰明不足”，誠實到愚蠢的地步。反右時，有的人一些問題隻是自己在想，想不通，就趕緊向領導彙報，“向黨交心”，結果被打成右派。其實你不講，他也不知道，誠實就可以到這種地步。現在年輕的一代卻相反，是“聰明有餘，誠實不足”。前一階段我老是鼓吹年輕的一代，因為那時候人們都說這一代沒希望，“文革”中沒讀書，是報廢的一代，我到處跟人爭論，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裏寫了幾句評價。
但現在我覺得要對這一代做些批評。可能這又是“家長式”了，但我還是要講。他們現在已經成長起來，再沒人能欺負他們。但他們（當然不是所有人）卻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不顧起碼的道德價值、道德標準，一切都是為“我”利用和服務於我的工具。因此行為不再有任何規則可以遵循。這樣下去，人生不太可怕了嗎？
林：你可不可以對“代”的研究發表意見？最近大陸出了一本書名叫《第四代人》的書，研究中國各不同“代”的不同思想形態，你對這類研究有什麼看法？
李：我還沒看到這本書，自己也沒時間搞這些研究。我以為，以20世紀初19世紀末科舉製度的沒落和廢除為起點，出現了現代形態的知識分子，他們經常與中國現代政治鬥爭密切相關，所以我分成六代，辛亥是第一代，“五四”是第二代，毛澤東、鄧小平是第三代，第四代是抗戰的一代。第五代是解放的一代，這代比較長，然後是紅衛兵一代，即“文革”一代。那本書的第四代大概是我所說的第七代吧，我出《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時是70年代，第七代基本還未形成，所以隻寫到第六代。我仍然對第六代，即甘陽這一代抱很大的期望，他們這一代搞自然科學可能沒有什麼希望了，但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麵，包括將來在政治舞台方麵，還是大有希望，可以大顯身手的。也希望在這一代和第七代裏產生大量的各方麵的、各種各樣的專家，以在學術領域內把中國真正引入現代化。我願意重複強調，中國缺少嚴格的科學研究，缺少微觀專家。其實隻有在大量專家的微觀研究基礎上，才能進一步搞好宏觀研究。
林：你對近來最熱門的文化討論——《河殤》有什麼意見？
李：我還沒有看，沒法發表意見。
林：對這樣的現象，你怎麼樣看？
李：我覺得作為文藝作品，第一是不應該禁止，禁止是非常愚蠢的事。第二，作為文藝作品，它是一種情感性東西，表麵上主題可能是否定傳統文化，實質上表現的是人們對現實不滿的批判情緒，所以引起了強烈的共鳴，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三，作為學術來討論，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已經講過我不同意把問題統統歸結為文化，把罪過歸結為黃河。……對文藝作品和作家、藝術家的非理性的東西，我是一貫支持的；但作為理論，像劉曉波、高爾泰，我是反對的。這我分得很清楚。文藝作品就是要起情感作用，理論是訴諸人的理性，兩者並不相同。
林：未來幾年中國的文化討論的情況會是怎麼樣？應該怎麼樣走？
李：我不是預言家。應該怎麼樣，我覺得還是要做大量實際的科學研究，不能指望一篇文章、一本書就解釋和解決了東西文化問題。
林：現在中國的文化討論有人說是重複著1923年的科玄論戰，你是否同意？
李：有近似的地方，但並不一樣。曆史好像在走圓圈，但曆史畢竟走了60多年，世界和中國情況都不一樣了。
林：新的科玄論戰會出現嗎？
李：科玄論戰說了兩三年了，前年聽說甘陽跟金觀濤要辯論，到底辯論什麼？能辯論起來嗎？我看不一定。我還是提倡搞實際研究，一辯論，就把許多人的精力集中在這個問題上，盡管熱鬧，不見得好，倒不如紮紮實實各人幹各人的事。
林：前些時候中國大陸理論界有一種新提法，就是有人提出目前可以采用幾句話概括國內學術界，譬如說哲學的貧乏，曆史學的危機，法學的幼稚，經濟學的混亂等等……
李：這種概括太空泛，沒有多大意思。情況大家都知道，問題是怎麼辦？我目前最關心的是經濟問題，盡管我不懂也不搞經濟。我認為現在是一種結構改革，經濟、政治、文化也需要同步進行改革。經濟改革本身也是一種結構改革，不是放開物價就能解決問題的，因為中國大陸並沒形成市場機製。所以不是下決心衝鋒去突破一點就可以解決的，不能搬用過去打仗的辦法。經濟改革迫切需要健全法製，要製定特別要嚴格執行和遵守法律，從最上層做起。沒有稅收法或不嚴格執行，倒爺們發大財，當然人民大不滿意，便是一例。憑借封建特權發財更如此。改革需要依靠理性，而不是非理性，不是靠意誌、決心、熱情等等。
林：回過頭來，我們想說說你自己。你到新加坡研究一年，今年在美國講學也有大半年了，新加坡儒學研討會你也沒有去參加，跟外界的接觸也很少，很多朋友都希望你動心忍性了這麼久回來以後，能在文化哲學上開創新的方向出來。不知你自己有什麼大的計劃？你的研究又有什麼方向？
李：首先非常感謝大家對我的關心。我打算回去以後好好讀些書，並不準備寫書寫文章。我支持青年們多寫一點，記得年前我說過這話，現在已變成現實，現在大部分書刊都由年輕人占領了。很多事情他們能做，我就不必做了。我自己打算考慮一些比較抽象的問題。我非常感謝各種講演的邀約，但我不喜歡演講。我從小不愛說話，朋友跟我聊天，我可以說很多，但見到陌生人，心裏就不自然、緊張，盡管表麵上看不出來，似乎我還很活潑。到現在還是這樣，所以很少參加社交活動，這好像是個性，很難改變。
林：最後的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你的三本思想史論，你說過，總的來說是講中國命運的，在此你能不能概括你這三本書，談談你對中國命運的看法，做一個總結？
李：這很難，我認為中國這個民族經過長時間的混亂，還會生存下來。這次給美國學生講課，他們聽了中國人沒有上帝的觀念和信仰，卻居然能生存幾千年，覺得震動。前途看來不會一帆風順，還會有曲折，但願不再有大災難才好。我不相信中國這個民族一定會完蛋，但命運是很難談論和預測的。
林：謝謝你接受訪問。
（原載《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聯書店，1989年，刊入本書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