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王耀宗另外也對於你提出的“西體中用”的新概念表示疑問（特別是有關“體”的含義），當然，此前方克立先生也曾指責你這概念是“理論混亂”。你有什麼回應？
李：“西體中用”這個概念遭到很多人的反對，我其實早說過我為什麼要使用這個似乎很不科學、很不現代化的陳舊概念。這是因為“中體西用”的提法、觀念和理論到現在仍很有市場。我在一個會議上公開聽到一個學者說：“我們現在就是需要中體西用。”前幾年一些重要人物也說過，中國隻要學習西方的科技、經濟管理就行了，其他的不必學。這就是“中體西用”的思想。針對它，我才提出“西體中用”來與之對立，運用這個語詞的鮮明性、刺激性來反對“中體西用”。語言的作用正在這裏，不能脫離具體的語境來批評語詞。語詞的意義隻在使用之中。我已反複說過這點，可惜仍不被注意到。
林：王耀宗對你關於“體”的看法的批評，可不可以在此闡述你的看法？
李：我所說的“體”的確有新的含義。他批評我除了生產方式外，又加上日常生活和一些心理、文化方麵的東西，已經不是馬克思主義了。當然不是舊的或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但它可以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當然就得加入新東西。馬克思沒講文化心理結構等問題，我加了進去。但這又不是與馬克思主義完全脫離關係，我還是強調使用製造工具的實踐，講生產方式，仍然認為它們是“第一性”的。日常生活不是我提出的，法蘭克福學派早已講得很多，他們講日常生活批判，也算馬克思主義嘛。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千條萬條，最基本的一條還是真理：即人首先要吃要穿，才能談其他，這一條我到現在還相信。馬克思其他的東西，我認為有很多問題，包括《資本論》也有問題。因此要發展馬克思主義，除指出它的問題外，還要加上一些馬克思沒有講過的東西，這並不奇怪。
林：你是較早就鼓勵年輕學者對文化討論提出他們的看法，近年來中國的確出現了一些年輕學者參與文化討論，包括《走向未來》、《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都是以年輕人為骨幹的。對青年思潮的出現，特別是一些年輕學者，例如劉小楓、劉曉波對你的批評，你對他們有什麼評價？
李：劉小楓的《拯救與逍遙》還沒看，沒法發表意見。但他的基本思路我可能還了解。他那篇在《讀書》雜誌發表的關於《金薔薇》的書評，文字漂亮，思想深刻，我非常欣賞。他的主題是崇拜苦難，要人在苦難中升華，人應該在神的麵前跪下來，不要狂妄自大。這是真正的基督精神，並且與現代歐美神學的趨向似乎相反。但是他的這種觀點我是不同意的，他所宣揚的忍受苦難、崇拜苦難、以追求超越那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羅斯精神，我難以接受。所以我說10年後我再跟他對談，現在他已經進入了角色，不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對他已是一種信仰，現在和他辯論既無意義，也沒用處。得過一段時候，看看他的發展變化再說。我認為，這種俄羅斯精神崇高純淨的本身也有很大的弱點，在現實生活層麵上，俄羅斯人民為什麼會長期忍受斯大林那樣的殘暴統治，幾十年來連中國那種“四五”運動也從未有過，布哈林等人死前為什麼那樣表現，等等，與這種忍受苦難、崇拜苦難精神有無瓜葛，便值得研究。
至於劉曉波，跟劉小楓完全不一樣，是兩回事情。有人告訴我，劉曉波公開對好些人說，他寫文章要打倒我就是為了出名，既然這樣，這就沒有什麼話可說了。有人批評他，說他大量歪曲我的觀點來批評我。這使我想起在“文革”中有一種“抹黑戰術”，就是他先給你“抹黑”，把你本來沒有的東西強加於你，如說你是特務、叛徒，你的文章中如何如何反毛主席，等等等等，你要回答，首先就得澄清哪些不是那麼回事，原意不是這樣。他抹一下容易，你洗起來卻難多了，而且越洗越解釋辯白，還可能越使人不相信，於是陷入被動，這種戰術在“文革”中相當奏效，想不到劉曉波把這戰術用到“學術討論”中來了，那我何必去上當呢？還有，他的文章不講邏輯，這也不好辦。例如他說：“中國人個個是庸才。”見《明報月刊》1988年8月號第42頁。劉曉波大概還會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吧，那他本身也是“庸才”，既是庸才，那我又何必去和“庸才”辯論呢？並且，由一位“庸才”來提倡天才理論，不是有點滑稽嗎？但為什麼他的文章那麼受年輕人歡迎，因為他發泄了年輕人對現實社會和很多東西的不滿、憤怒、苦惱、苦悶的反抗情緒，恨不得要搗毀一切。我非常尊重年輕人的這種情緒，這就是我遲遲不做回應的主要原因。何必用理論去麵對或“消解”這種正常的情緒呢？！所以對我來說，劉曉波算不上真正的理論挑戰者。
林：劉曉波的文章很少引你的話，他說是對“整體的李澤厚”對話，不是跟一兩篇文章對話。高爾泰就頗欣賞劉曉波表現出來的這種突圍意識，認為這就是情緒的反動，高爾泰說中國現在就是需要這樣的人。
李：劉曉波不引我一句話卻來批評我，對他來說似乎是一種進步，因為以前他所引用的根本不是我的原文，甚至連我文章的標題也被改動，那就更不好了。這也很有點像“文革”中的“批判”發言和大字報，而且水平和性質也基本相當，隻是語言詞彙等形式略有所變異而已。這種現象為什麼重複出現，也值得研究。
其實當年好些年輕的紅衛兵那麼狂熱地“砸四舊”、反傳統，也是認為要產生一種新文化就必須把舊文化徹底鏟除掉，不能說他們的動機和情感是壞的。但這種激烈的非理性的情緒反應並不能解決什麼問題，盡管這種情緒也有某種理論形態，如毛澤東講的“要鬥私批修”等。今天劉曉波等人又一次把這種情緒以“學術”形式表現出來了。但可以斷言，這也搞不出什麼結果，中國需要的是建設，而不是破壞，包括在學術領域，也如此。
毛澤東說“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但並沒能真正立起什麼來。劉曉波那種亂罵一氣很容易，但要正麵做點學術建設，就得費點功夫和氣力，就沒有那麼簡單了。而且把罪過一股腦推給文化、傳統，恰好掩蓋了當前的主要問題。如果我們的主要問題是在傳統文化，那就人人都有份，即是說錯誤人人有份，真正要負責任的人就反而沒事了。這正好給應負責任的人開脫掉。我就不承認我應負的責任跟某些當官的一樣大。我就不承認“文化大革命”普通人（盡管也狂熱）負有同等的責任。現在情況很明白，是一批既得利益者阻礙著社會進步和體製改革，怎能把罪過抽象地歸結到文化上麵呢？
林：你剛才說到把問題歸結到文化上，是掩蓋了應該負責任的人的錯誤。甘陽先生前段日子來香港講演也談到文化的問題，他提到文化係統跟政治係統應分開……
李：我不知道甘陽所說的文化係統跟政治係統分開的含義。科學本身要有獨立性，這沒有問題。科學和文化有不同種類和層麵，有一些和政治毫無關係，有一些卻跟政治有密切關係，分也分不斷，且不說政治學、法律學，就是經濟學也如此。研究今天的經濟改革，便很難和政治分開。但即使如此，每個學科本身仍應有它的獨立性、科學性，不能去做政治的工具，為政治家的政策、行為做辯護。政治家怎麼說，理論趕緊去做論證，這就不是科學，科學的中性研究會產生正麵或負麵的效應，但不應去管它。這就是理性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