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取得的成效，得到了人民群眾和國際社會的充分肯定。2010年底發布的《中國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白皮書援引國家統計局黨風廉政建設民意調查顯示，2003年至2010年，公眾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成效的滿意度平穩上升，從51.9%提高到的70.6%；公眾認為消極腐敗現象得到不同程度遏製的比例，從68.1%上升到83.8%。2011年又有新的提高。國際社會也給予積極評價。“透明國際”組織關於我國的“清廉指數”的排位也呈平穩上升趨勢。2011年12月1日透明國際公布的2011年清廉指數排行榜顯示，中國得分3.6，比2010年上升0.1分，在180多個國家中排名第75位，比2010年前進了3位。這些都說明，這些年來黨中央對反腐敗的認識是清醒的，態度是堅決的，措施是得力的，成效是明顯的。
二、充分認識當前反腐敗鬥爭麵臨的嚴峻形勢
在充分肯定取得的明顯成效的同時，我們也清醒地看到，當前反腐倡廉建設還存在不少問題，特別是麵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
1.一些領域腐敗現象仍然易發多發。一是資源稀缺的領域。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土地、礦產等稀缺資源成為不法分子謀取私利的重點對象。山西省蒲縣煤炭局原局長郝鵬俊，一個正科級幹部，擁有住房35套，違規違紀資金總額達3億多元。遼寧省撫順市國土資源局順城分局原局長羅亞平，人稱“土地奶奶”，利用他人有效身份證明套取征地補償費、貪汙開發商上繳的征（購）地款共1.45億元。二是資金密集的部門和領域。工程建設、國有企業、金融等資金密集的部門和領域一直是腐敗現象的高發區。2011年我國在交通運輸方麵投資1萬多億元，水利投資2000多億元。這麼多資金的投入，如果不加強監管，很有可能會產生腐敗問題。鐵道部原部長劉誌軍的案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同時，隨著社會建設的加強，教育、醫療、科研、社保等資金投入也大量增加，這些部門和領域的腐敗問題也不斷出現，高校、醫院等已成為腐敗案件的高發區。三是權力集中的要害部門。行政審批、司法等權力比較集中的部門腐敗現象一直居高不下。隨著環境保護、食品藥品等監管部門的權力逐漸加大，腐敗現象也有增多的趨勢。比如，國家藥監局在原局長鄭筱萸被執行死刑僅3年後又有多名官員落網。
2.腐敗案件類型、性質和作案手段出現新的變化。一些腐敗分子的作案手段越來越狡猾，腐敗逐漸表現出期權化、迂回化、隱蔽化、智能化、國際化等趨勢，給查辦案件工作增加了難度。一是以權謀私期權化。一些腐敗分子為了隱瞞腐敗證據，刻意將權錢交易的時限拉開，等若幹年後甚至退休後再進行獲利，這種“放長線、釣大魚”的期權方式，使案件發現和查處難度大大增加。比如，近年發生的宏大股份、包鋼稀土等多起資本市場內幕交易案件，作案手段就相當隱蔽。二是獲利斂財間接化。不少人通過配偶、子女、情人或朋友、親戚等特定第三人代為收受，或者以特定第三人經商等形式曲線獲取巨額收益。又比如，一些腐敗分子團體作案。2011年山西平順縣礦產品管理中心5.18群體受賄案，共涉及國家工作人員90多人。湖南耒陽礦征辦腐敗案，牽涉100餘名幹部職工，50多名中層幹部被立案調查，有的報道稱其辦公會就是“分贓會”。這兩個案子雖然隻是發生在科級單位，但由於涉案人員多，性質惡劣，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震動。再比如，一些腐敗分子利用法律、政策的漏洞，在行政執法和國有企業重組改製中謀取不當利益的問題日益突出。在國有大中型企業重組改製過程中，一些國有企業領導幹部通過低估國有資產、隱匿債權、虛增債務等方式，將大量國有資產不法侵占，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三是對抗調查智能化。不少違紀違法人員已由過去利令智昏、不計後果的“衝動”型，轉變為處心積慮、預謀在先的“智能”型，以合作投資、委托理財、代理炒股等形式掩蓋受賄實質。四是腐敗案件涉外化。有的違紀違法人員把作案地選擇在國外、境外，或者將贓款贓物轉移到國外、境外，還有的甚至通過各種關係，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雙重國籍。
3.一些領導幹部作風方麵的問題仍然嚴重。近年來，我們非常重視對公款出國（境）、公務接待、公務用車、領導幹部收受紅包禮金等方麵的問題進行治理。各地區各部門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三公一金”問題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仍然屢禁不止。比如，收送“紅包”禮金是領導幹部廉潔自律方麵的一大頑症。在一些地方，送禮送錢之風盛行。不僅個體老板給黨政領導幹部送，而且領導幹部之間也相互送；不僅在批項目、提拔幹部時送，而且逢年過節、生病住院，甚至去彙報工作時也送。除了送錢之風外，領導幹部配偶子女以及其他利益相關人員利用其職權經商謀利之風比較普遍。
4.腐敗問題與多種社會矛盾相互交織。我們正處在社會矛盾凸顯和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曆史階段，在當前信息化高度發達的條件下，腐敗問題和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容易產生放大效應，使得反腐敗鬥爭更加敏感而複雜。比如，近年來一些地方接連發生傷害小學生和幼兒園兒童的惡性案件，一些企業因工資福利待遇問題引發職工停工、聚集、上訪事件，富士康科技集團接連發生員工跳樓自殺事件，等等。這些事件的連續發生，主要是由於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不到位引發的社會矛盾。但總有一些輿論甚至包括個別專家學者將這些社會矛盾與官商勾結、官黑勾結等腐敗問題聯係起來，甚至把單純的社會事件與腐敗現象混為一談，造成群眾思想混亂，給反腐敗工作帶來不正常的社會輿論壓力。
5.互聯網的發展對反腐倡廉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據統計，截至2011年底，我國網民總數達到5億，手機網民3億多，微博用戶超過2億，是世界上互聯網使用人口最多的國家。互聯網的迅速發展為強化監督提供了新手段，網絡反腐輿情成為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重要信息源，一係列官員“被鼠標點掉”，充分顯示了“網絡反腐”的巨大威力。近年來，網絡先後曝光了江西和浙江官員公款出國考察、雲南“躲貓貓”、“天價煙局長”周久耕、深圳最“牛”公務員林嘉祥、公安局政委女兒冒名頂替上學的“羅彩霞”案、湖北巴東“鄧玉嬌案”、廣西來賓煙草局長“日記門”、遼寧莊河千人下跪事件、廣東茂名副市長“高官豔照門”等事件，推動了案件的查處。不久前，溫州市紀委通過收集網絡熱帖，查處了原溫州市舊城改建指揮部副指揮吳某等人的違紀違法窩案，涉及黨員幹部10多人，違紀金額達千萬餘元。與此同時，由於網絡空間高度自由，各種輿論互相影響，交織放大，容易把簡單問題複雜化、單一問題普遍化、個別問題擴大化，使網上輿情瞬間形成輿論風波，甚至形成“網上群體性事件”。這些都給反腐倡廉建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三、正確認識當前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深刻原因
腐敗是一種社會曆史現象，是一個世界性的痼疾。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我們黨同各種消極腐敗現象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為什麼當前腐敗現象在一些領域仍然易發多發？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原因：
1.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決定了反腐倡廉建設麵臨著許多新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以建設性的思路、舉措和方法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形成有利於反腐倡廉建設的思想觀念、文化氛圍、體製條件、法製保證，有效遏製了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勢頭。但也應看到，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基本國情。隨著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容易在短時期內集中出現。比如，大批基礎設施和工程項目上馬，大量資金流轉，產生了較大的權力尋租空間；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和大規模政府投資，容易催生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發揮不夠，存在著濫用權力的風險；上學、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等群眾關注的民生問題日益突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工作壓力巨大；政治和社會生活存在的庸俗化傾向，使腐敗風氣在社會上很有市場；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的迅速發展和應用，對反腐倡廉工作的影響日益廣泛；我國與世界各國經濟政治交往日益密切，一些國外跨國公司為搶占我國市場份額實施商業賄賂；西方敵對勢力滲透和破壞活動加劇，等等。所有這些新矛盾新問題，都給反腐倡廉建設帶來新課題、新挑戰和新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