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們遵循“大眾傳媒的明星生產——生產的明星文本——文本的消費與解讀”這一框架和線索，對媒介社會中的明星現象進行了文化考察。首先，通過分析明星生產的三大製度安排——娛樂化、明星製以及政府規製——探討了媒介與其他社會係統間各種權力關係運作的策略及其對明星生產的製約，圖繪出政府、企業、文化精英、傳媒從業人員、受眾乃至明星本身等權力要素之間複雜的權力運作係統，內中的合謀與鬥爭、施控與受控、操縱與依附、主宰與服從、誘導與迎合、壓力與張力等有些是可見的，但更多的是以不可見的形式影響著明星的生產。其次，對明星的媒介文本進行了符號學意義上的解析，認為明星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更是一種文化現象，明星的生產是一種符號意義的生產。明星之所以成為各種權力元素之間曖昧合謀與永遠鬥爭的場域，正是由於明星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中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對社會生活有著空前的影響力和滲透力，這種影響力直接源自明星形象的巨大魅力對大眾無可抵擋的吸引力，而明星魅力的源泉是多樣媒介文本產生的互文效果和符號象征意義，這些媒介文本在建構明星形象的同時體現和構成了社會的多元話語。最終，明星的媒介文本被大眾所消費、解讀乃至主動產製出新的明星文本和意義，這其中有妥協、依附，有協商，也有抵抗，但不論何種情況，大眾已經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成為主動的消費者和意義生產者，消費明星、解讀明星、生產明星成為訴說自我、身份認同的重要路徑。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發現作為現代社會的主導文化形式——媒介文化——的重要表征，明星不僅僅是一個個真實具體、極富魅力的個體，更是大眾傳媒製度化生產的一種文化產品，一個承載著一定文化內涵與意識形態的表意符號，一種文化實踐及其過程。由此，明星成為“一場意義的鬥爭”（[美]約翰·菲斯克．電視文化．祁阿紅，張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31.），不管是大眾傳媒生產明星、賦予明星意義的過程還是大眾對明星的消費和解讀，整個明星文化的場域都是各種利益群體之間發生衝突的舞台，是社會控製與個人抵製的你爭我奪的領域。在這一領域裏，主要的社會群體和諸種意識形態都在爭奪著控製權，而個體通過主動消費明星、解讀明星甚至生產明星經曆並參與著這種爭奪和鬥爭。也即是說，明星文化不僅再現了社會控製與抵製的多元話語，而且同時本身也是社會控製與抵製的實踐場域。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本書將明星視為“生產——文本——消費”的文化過程，但在現實中這三個層麵絕不是涇渭分明的，也不是單向的、封閉的過程，而是交融在一起、難以區分的。在具體的明星傳播過程中，媒介生產是起點，而消費則作為終點出現，但從整個明星傳播來看，根本無所謂起點或終點，生產並非起點，消費也絕非終點，傳媒生產明星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滿足受眾對明星的渴望與需要，同時受眾對明星的消費與解讀也是生產明星的一種途徑，因此明星生產即是消費，受眾消費明星也就是在生產，大眾傳媒的明星生產與消費是一個流動的、循環不息的、充滿互動的文化實踐過程。
“批評文本同創作文本一樣，是敞開的文本，觀察和分析永遠是未完成的，或許隻是現實生活的漸近線，永遠不可能接觸到‘真相’。”（王昶．文化市場、庶民政治與先鋒的總結．見：戴錦華主編．書寫文化英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165.）作為一個生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人，筆者的任何思考無法脫離當下中國社會這個背景，也無法擺脫對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傳媒業的熱愛，因此也無法達到絕對的客觀和真實。正如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KarlJas-pers）所說：“我不可能從外部來審視這個總體，它是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與之脫離的東西。由於我自身的存在不得不在生存的總和中扮演其角色，因此獨立不倚的認識無非是一種‘煞有介事的願望’。”（[德]卡爾·雅斯貝斯．時代的精神狀況．王德風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4：28.）然而，即便“真相”無法完整呈現，即便批判性的研究無法改變當下大眾傳媒的明星生產與消費的現狀，但至少通過對具體的明星文化現象的關照得以掃描整個媒介文化，有利於進一步澄清並闡明媒介文化研究中的關鍵性問題——如娛樂化，媒介文化中的權力運作，主流意識形態的控製，大眾的抵抗等等。對於研究者來說，實現這一點足以體現出本書的研究價值。
顯然，筆者針對當代中國語境中的明星現象的文化考察，是存在諸多不足的。比如，本書將明星這一文化過程劃分為“大眾傳媒的明星生產——生產的明星文本——文本的消費與解讀”三個層麵，雖然避免了近年來文化研究強調文本與受眾接受，忽視媒介生產的缺點，建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研究框架，比較清晰地呈現出權力與意識形態在明星中的運作，但是這個框架也會讓人產生一定的錯覺，似乎明星文化是嚴格按照生產——文本——消費如此路徑進行著的文化實踐，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將一個異常複雜的文化過程簡化為一個單向的、線性的、封閉的過程。又如筆者選取了非常多的案例用以分析當下中國社會中的明星生產與消費，但現象描述與理論闡釋之間存在一定的割裂感，本土文化實踐與西方理論話語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疏離感，西方理論的本土化問題並未徹底解決等等。所有這些缺陷有待後續研究來彌補。
在結語中，筆者試圖深入本書的討論，從明星問題延伸至整個媒介文化，重點分析明星所代表的傳媒娛樂性內容的複雜意義與影響，並借此回應筆者在行文過程中一直力圖避免卻始終無法忘懷的問題——西方理論與本土語境的關係。
狄更斯的名著《雙城記》開篇即言道：“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蠢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麵前好像樣樣都有，但又像一無所有，我們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可能很快入地獄。”和所有名言的命運一樣，人們隻記住了這句話的上半句卻遺忘了下半句：“簡言之，那個時代和當今這個時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權威也堅持認為，不管它是好是壞，都隻能用‘最……’來評論它。”（[英]狄更斯著．雙城記．宋兆霖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1）如果狄更斯的說法沒錯，那麼隨之而來的結論就是：每個時代的人都會對自己的這個時代充滿焦慮，都會有“最好”或者“最壞”的感慨，並且將所處的“這個”時代與“最……”的那個時代聯係起來。
當下的中國社會處在一個過去、現在、未來同時並存的全麵轉型時代，我們在清理現代性庭院的時候，不時地會翻檢出前現代的古董和後現代的時髦玩意兒。麵對如此複雜、完全符合狄更斯描述的時代，充滿焦慮的國人自然而然地會轉向曾經出現過或者正在麵對同樣問題的西方社會汲取養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中國媒介文化研究的理論根基一直來源於西方，而西方的學術話語與理論體係與中國的實踐並不完全吻合，由此產生了本土性的問題，這並不是說本土文化實踐的缺乏，而在於本土文化理論的薄弱，以及由此帶來的理論與實踐的脫節。正如陶東風所言：“西方的任何一種學術話語與分析類型，都不是存在於真空的，都是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的產物，因而無不與中國的本土問題、本土經驗存在程度不同的錯位與脫節。如果不經轉換的機械套用，必將導致為了（西方）理論而犧牲（中國）經驗的結果。”（陶東風．大眾消費文化研究的三種範式及其西方資源．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560，2008-3-20.）因此，如果缺乏一種明確的本土意識，任何對當代中國媒介文化的研究就喪失了其立足點與合理性，考察傳媒文化、傳媒娛樂化以及明星現象必須將其置於本土環境、．曆史發展脈絡中進行分析，對西方理論話語的移置不能不了解該理論產生的特定語境及其對中國現實的適用性，脫離中國現實語境的研究隻會陷入機械主義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