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顏色——黃色，即作為植物的玉米的顏色。所有接受訪談的“玉米”都有一件統一的黃色T恤，這是由網友自己設計並通過網絡傳播到各地的代表服飾，幾位參加過拉票的“玉米”都表示在上街拉票的時候黃色T恤、臉上塗上黃色油彩就與其他超女的拉票團區別開來，當時李宇春最大的對手周筆暢的粉絲團代表顏色是綠色。
代表音樂——“玉米”原創的《和你一樣》，被視為“玉米之歌”。
正是這些昵稱、顏色以及歌曲將“玉米”與其他的迷群、與普通人區別開來。“風格是個體判斷其他人是否屬於同一群體的一種方式”（[英]喬安妮·恩特威斯特．時髦的身體：時尚、衣著和現代社會理論．郜元寶等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174～175．），同時也是個體判斷自己是否歸屬於這一群體的重要方式。通過這些風格符號，“玉米”們與他們的偶像仿若建立了一種親密關係，“玉米”之間也由於共享了這套符號，產生了相互的認同。他們將彼此稱為“親”（即親人），有些人在成為“玉米”之後由互不相識變為好朋友，上文所說的B君和N君就是因李宇春而認識的。風格所構成的亞文化成為“迷”身份的某種象征，成為“迷”對自我身份建構的關鍵渠道。美國學者沃倫·基德（WarrenKidd）對認同與文化的關係進行過精彩的論述，他認為文化是指作為一個群體的成員如何行事，而“認同”則涉及我們作為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周圍的其他人，我們認為其他人對我們的看法，認同意味著“確定或了解”“我是誰”、“我們是誰”，“文化與認同經常聯係在一起，但它們不能被看做完全相同。文化經常建立起來我們的認同感或認同，社會學家通常把它們分離，他們用文化表示宏大的模式，認同表示作為我們個人所擁有的，更小的更微觀的意義”（Warren Kidd.Culture and identity.NewYork：Palagrave.2002：7.）。也就是說，迷群作為一個亞文化群體，其共享的文化成為身在其中的“迷”的認同資源，亞文化以及代表亞文化的風格符號建立起“迷”的身份認同。
在現實社會中，“迷”對明星的消費、解讀、認同是在大眾文化或者說消費文化的語境中發生的。但正如費斯克所說：“亞文化是更廣泛的文化內種種富有意味而別具一格的協商。他們同身處社會與曆史大結構中的某些社會群體所遭際的特殊地位、曖昧狀態與具體矛盾相應。”（[美]約翰·費斯克等編撰．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第二版）．李彬譯注．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281.）“迷”具有某種程度的抵抗意味，一件T恤、一張唱片、一個昵稱構成了一種風格，它代表一種拒絕，一種反抗或者蔑視的姿態，具有某種顛覆性的價值。
在“玉米”群體中，大部分人是女性。筆者在找尋訪談對象時接觸的50位“玉米”隻有3位男性，接受訪談的“玉米”也承認他們接觸的“玉米”絕大部分是各種年齡段的女性。在各種媒體的報道中，“玉米”是以女性為主的粉絲團體這一結論也得到證明。當一個以女性為主的迷群對一位中性化打扮的偶像如癡如狂的時候，對抗男性霸權的女性主義意識形態非常明顯地呈現出來，這種反抗的意識尤其在社會的主流輿論特別是男性對李宇春的種種攻擊中被強化和凸顯。
李宇春的平胸、高瘦、不穿裙裝等形象特質顯然不符合社會對女性的審美觀，她沒有玲瓏的身材，不像別的女明星一樣袒胸露乳、搔首弄姿，而是以一種帥氣、自然的中性化風格贏得了女性的喜愛。雖然很多“玉米”都強調李宇春並不像男人，“她笑起來很女人啊”，“她的皮膚比很多女明星好多了”，“她的五官那麼精致，哪裏像男人”，但是當很多男性批評李宇春“不男不女”、“同性戀”時，“玉米”們普遍將這種情境聯係到一般女性的社會位置認同——同處於男權規範下而難以伸展自我，由此她們“感同身受”似的以支持李宇春的中性化來抵抗男性對女性的霸權。
F君：“我不明白為什麼男人們不喜歡她，春春那麼可愛啊，皮膚那麼細膩，白裏透紅的，有時候看著她我都會臉紅，雖然她不是那種豔光四射的女人，可是舉手投足都那麼有魅力。我覺得男生是因為李宇春不符合他們的標準才抹黑她的，你看，她從來不按照一般女生的樣子打扮自己，也不會為了取悅男生而勉強自己穿裙子，她的不媚俗對我們來說是一種鼓勵，一個你們也可以這樣，也可以選擇，不用勉強自己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的信號，所以男生都很恐懼她啊，像我們女孩子就會喜歡這種堅持自己想法的明星。”
L君：“我一直記得在超女總決賽8進6的比賽中，主持人問春春以後會穿裙子嗎，春春淡淡地說：‘再說吧！’我超級喜歡那一刻，我覺得她很真誠，不會因為要討好評委和觀眾而敷衍別人，這樣的一個人讓我很欣賞！人在社會中有很多事情是沒辦法堅持的，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人學著去妥協，處理事情要很圓滑，有很多狀況是跟自己的原則相違背。很多人沒辦法堅持，這些人可能很痛苦，或許他們就習慣了——像我就習慣了！那部分雖然我不再掙紮，但麵對她這樣一個表現，我會覺得很欣賞……有很多事情是我不敢做的，而她做了！那部分是我滿認同的，或許我內心裏麵希望那樣做，但我不一定做得到——可能就是因為我自己做不到，所以才很喜歡她！”
這兩位“玉米”對李宇春的認同來自於其堅持個性、真誠、特立獨行等特質，在這裏，有著清晰的社會背景：社會賦予男性以霸權的力量，他們規定著對女性的審美觀點，他們擁有較多的自由和包容，因而當男性堅持自我時，比較容易獲得社會的肯定；相反的，女性卻不易享有自由的空間，因此較不容易有自己的主見——在這裏，大部分“玉米”都走上了、並習慣了社會女性的一般道路，而李宇春卻表現出強烈的自我意識，突破了男權之二元性別規範。女性“玉米”們從社會輿論對李宇春的批評以及男性觀眾的抹黑中，清晰地意識到自己所處社會的男權控製機製，並且從對男權機製的深刻體認中，更加強了對李宇春的欣賞崇拜，從而以這種崇拜顯示出對男性霸權的不滿和抵抗。
因此，即使李宇春本人未必有女性主義的意識，但是在社會的普遍質疑中，其迷群體與社會主流文化發生了衝突，李宇春成為她們反對男性霸權的符號，同時，這種衝突還會加強群體內部的團結和整合，通過他人的態度和看法更加確認了自身作為一個群體的客觀存在。
但是，亞文化畢竟是一種附屬文化、邊緣化的文化，它借用、盜用了大眾文化的符號，把不同的文化商品作為原料進行解構，構成了具有獨特風格的亞文化現象。但當亞文化風格出現並且開始傳播以後，主流的文化當然不會坐視不理，市場、新聞媒體、官方一刻不停地對亞文化進行界定、貼標簽、遏製、散播、緩解、消毒、利用、開發、去除其危險性，試圖把亞文化的風格整合、吸納進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秩序中，這就是有效的“收編”（in corporration）過程。當李宇春的形象由硬朗轉變為越來越柔和，甚至在個別場合開始穿上裙裝，她日益女人味的形象特質的轉變顯示出在男性話語控製的社會輿論壓力以及市場的收買下，“玉米”已經失去了獨特的抵抗力量，而她們並不為之感到失望，反而覺得“這種改變能讓更多的人接受春春”，這無疑是對男性話語霸權的一種妥協和承認。
因此，迷群這類亞文化群體往往呈現出暖昧甚至矛盾的症候：有時候站在反霸權的立場上代表著弱勢群體的利益，但有時又在主導文化、支配群體和商業利益的“召喚”下，在“協商”和“收編”中呈現出妥協與退讓的姿態，在商業收編和大眾文化的席卷下“半推半就”，轉化為主導文化、流行時尚和大眾文化的一部分，用令人震驚的亞文化風格這一獨特的亞文化資本換取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不同程度地使亞文化失去抵抗性甚至瀕臨沒落和死亡。這大概是亞文化的宿命，這無奈的宿命顯示出“迷”的身份認同始終逃脫不了社會環境的主宰，自我的價值和身份通過消費明星得以建構，但同時這種消費不是脫離社會的，而是處於當代中國社會文化的特殊語境當中，歸根結底，是這一特殊的語境塑造了個人的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