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述案件“欽犯鄧雲霄等”所示，明代的司法係統會將縣官初審的案件呈給各級上司覆審，而覆審衙門亦常會傳召人犯幹證到庭再訊。就像小說中秀童的反應一樣，顏氏也指出人犯雖會在刑訊時勉強承認指控，但覆審時常在上司衙門中翻供。因此如無其他鐵證，隻靠刑訊的吐詞實在不足結案。在“強盜梁興”案中，人犯就在顏俊彥的法庭中哭訴被迫於初審時認罪的無奈：“使當日不招，敲擊之下，寧有今日？”這肯定是當時普遍的情況，因為在《包公案》的《兔戴帽》故事，那些在刑求下被逼認罪的平民，也是以類似的手段求生：“苦刑拷究，昏暈幾絕。自思：不招亦死，不若暫招，或有見天之日。今日幸遇青天，訪出正犯，一則老爺明察沉冤，次則皇天不昧。”
除了上麵各種對刑訊的不滿外，顏推官亦因下屬濫用酷刑而心痛；尤其當他們不理禁止拷訊老幼的律法，仍向十歲以下的小兒虐打逼供，更惹他口誅筆伐。在“強盜何廣奇”案中的捕哨，竟用刑恐嚇一位年僅七歲的幼婢李英紅以吐取口供。不過他們實未施刑，故此顏俊彥隻責備了事，並指出幼兒口供，“總在乳臭，均難為證”。其後，在其名案“人命郭卿等”中，顏推官指責初審此案的連州州官，無理地向年僅十歲的童仆郭安施以夾打刑訊，還要“終夜苦夾”，逼他誣指無辜的主人殺人之罪。顏氏嚴厲批評有關州官，說：“人命不憑雙方之告理，十排之首證，而拾一白頭帖以為吹索。質問不鞫實情實證，而以暴怒淫刑之性，逼人招認。且深文羅織，鍛煉周內，以申報上司！”他對案中受殘酷刑訊的無辜老幼深表同情，“一家數十口良賤老稚，敲肌擊髓，身無完膚。廷詢之日，冤聲振天，血淚成河，令人酸心扼腕，如坐淒風苦雨中，因不能竟牘”。可是，對比於顏氏在“誣詐梁海雲等”案中的怒罵，上麵的投訴仍隻是小巫見大巫呢！該案中的候任府經曆任複元，以酷刑訊問多名良民，更將十歲幼男鎖拿到官並以刑求斃於獄。顏俊彥接手此案時，頓感“令讞者發指、眥裂，不覺投袂而起”。若由無能者竊據刑訊的權柄，不單無助真相水落石出，反添無辜百姓無妄之災。
六 晚明小說世界中的刑訊
相對於顏俊彥等法官對刑訊的負麵態度，在晚明幾乎同時的小說世界中，此等慘酷的司法手段，盡管偶然也被貪官汙吏誤用害人，卻甚獲通俗作者與百姓讀者的青睞，甚至被視為法官處置疑難案件的終極武器。本文未能將涉及刑求的故事情節，全部抽出來逐一細述分析；然我們關注的重點是刑訊的效用問題，便先退而求其次，隻將各個故事之中以用刑逼供而求得真相的成功次數，與刑求而仍得虛情、後果不明，或人犯抵死不吐（不管他們真的犯罪與否）的失敗次數，作出比較分析。
在《包公案》這部非常通俗的公案小說中，刑訊得實的好處似乎掩蓋了屈打成招的冤獄問題。我們常見在同一故事之中，開始之時或因刑訊無辜者而導致冤獄，但後來有關冤情，總是因真犯受到更為血腥的刑求後認罪，終於讓冤獄得雪。那麼，在品位較高的《警世通言》中，刑訊的效用又如何呢？
馮夢龍的小說所示比例與《包公案》的大體一致，也是對刑求的效用推崇有加。晚明的精英或普羅大眾，似乎皆視刑訊為法庭揭發罪行的有效手段。
不過，刑訊在小說世界中，究竟與在現實中不盡相同。《包公案》中大部分的刑訊，皆由包公親手包辦。而這位法官乃是清廉的神化人物，能在夢境甚至冥府中獲取鬼神的線報。在多數的故事中，包公於執行刑訊前原已確知犯罪的真相。更有甚者，為逼人犯親口認罪，他甚至可對受八議保護的王公大臣施加訊杖。晚明法官如顏俊彥等凡人，如果都能有包公的神通，更可無視審訊時應有的規則，那麼不管他們應用刑訊與否，又怎會有真相能逃得過他們的法眼而不暴露於人前呢？
七 正確使用刑訊的方法
雖然對錯用濫用等問題多有不滿，顏俊彥卻從未想過在法製中鏟除刑訊，因為他針對的隻是不法及不當使用的問題而已。在個別案件中，他更說明自己是如何正確地以刑求處置死口不招的人犯的。當他解釋“奸盜盧文義”的案情時，顏氏除承認在審訊中用上嚴刑逼供外，更主動提示接續承辦此案的縣官，應於一位在逃人犯將來被捕後，“到日再加拷訊”。
另外，他又以為一旦用上刑訊，在訊問當下所獲之口供，要較事後才得的更為可信。在“強盜楊亞祖”案中，他即質疑在多番刑訊皆不得要領後，人犯突然主動招供的可靠性：“何事主不認，同黨不供，數審之刑訊不招，而無端忽有此招？問官有何神術而得此於本犯也？”
有別於小說中的包公及顏氏針對的不法屬下，顏推官在施用刑訊時是依足了晚明嚴格規定的。根據《大明律》的原意，這些嚴刑原來隻在涉及死罪並竊盜搶奪重犯時，才允準使用。而在《盟水齋存牘》的案例之中，顏推官便沒有在這範圍以外的案件中，使用過這些血腥的問訊手段。另一個應用刑訊的條件，是當“罪人贓狀證佐明白”，卻仍然“不服招承”的時候。於是在前述“人命郭卿等”的案件，顏俊彥對初審州官的另一批判，便是後者在缺乏實情實證下仍施用刑求。此外，顏氏在用上刑訊手段前，也會考慮是否有人願為人犯作擔保。如有地方縉紳作保，人犯通常都不會被刑求伺候。
當案件符合了刑訊的所有條件後，法官在執行刑訊時又有甚麼規則依循呢？在幾乎所有用上刑訊的案例中，顏推官大抵遵守“六訊三拷”的規定，有時更自豪地在審語中說出他按此而理刑的經驗。若有人犯真能捱過合法的吊拷，並在獄中枷熬後仍拒絕認罪，顏氏往往會考慮他是否真的無辜。三拷之後不可再動用刑訊，是《盟水齋存牘》強調的原則。審官至此要將案情重新分析，如果入罪的證據“不足以死各犯之心”，他便隻有將案件歸為“矜疑”類，再轉呈其他官員覆審了。在晚明的小說故事中，更會有一些人犯在忍受過三拷六問後，主動向法官表明自己確是無辜的，並借機要求官方重新考慮釋放他們。
顏推官的判案亦反映了每場刑訊，都有執行的時限。雖然我們未知捶打與夾棍使用時間上限應是多少，但在多處有關刑訊的描述中，都有“逾時”的觀念，而法官是應該避免用刑逾時的。在“作弊莫大猷”一案中，顏氏“夾拷逾時”，但被控科場欺詐的人犯仍“抵死不承”。於是他便用上威力最強的夾棍來作終極逼供，但結果仍然一樣。在依法拷訊而未得供吐的情況下，顏官隻歎“至夾之不招，而法窮矣”。
總而言之，上述規則背後的理據，是要防止在刑訊中殺掉人犯。因為根據明代的法製，就算人犯的罪狀如何嚴重而且死有餘辜，理論上仍得先獲人犯親口供認，再經皇帝再三斟酌，才可以執行死刑的。
八 李漁對改善刑訊的建言
在《資治新書》這本“庶民官箴”中，編者李漁於《祥刑末議》的“論刑具”一文中，專門探討明末清初有關刑訊的細節問題。類似的見解不見於當時其他著作，可說精辟獨到。此短文由四則小題組成，第一則先講刑訊器具的保存之道：
“刑具代有變更，其載在律條，一成而不可易者，厥數有六：曰笞、曰杖（二者皆用荊條，笞小杖大）、曰訊（即今之竹板。有罪重不服，責以訊之）、曰枷（項刑，用以示眾）、曰杻（手刑，俗名手栦）、曰鐐（足刑，俗名腳鐐）。視罪之重輕，為名之巨細。枷輕於杻、鐐，訊輕於枷，笞、杖又輕於訊。非極重之罪，有死無赦者，不用鐐、杻；非罪犯眾怒，法當榜示以快人心者，不用枷。下此常用之具，則訊、杖、笞三者而已。”
在提示上麵有關訊杖及其他體罰刑具的適用罪行後，李漁接著便講各種獄具的正確使用方法：“杖、笞止於臀受，訊則臀腿分受，三者皆不及腿灣，恐傷其足，當事者無不知之。此老吏常談，無庸贅述。”然後他筆鋒急轉，便要講一些獨到的看法了：
“言其未經道破者而已矣：有同是一件刑具，始用之而重，後用之而輕；今日用之輕，明日用之而又重者。此其故，非但官長不知，即訊之老成隸卒亦茫然不解。漁以博谘群訪而得之，不敢不為當事告。其倏重倏輕不可測識者，則以新舊燥濕之不同，而用刑之隸卒又漫不蓋藏，聽其露處故也。新設之具其性倍堅，況竹木皆產於地，未有不帶濕氣者。惟用久則水性漸收，鋒芒亦去，且與人皮肉相習，故受者雖雲痛楚，未必盡有性命之憂。新設者於此一一相左，其斃人最易，司法者不可不知。”
李漁再講了一些新舊刑具威力大有不同的事例，繼而他強調此中分別乃是收貯不當所致：
“凡此皆言新舊之別，當世士大夫亦間有知之者，至於‘蓋藏二字，則從來未講。每至訟庭，見拶指、竹篦（即竹板）及夾棍、杠子之屬，皆委之滴水簷下，才值斜風細雨，便皆濕透，況值傾盤之簷溜乎！官長不察，隸卒不知，照晴明幹燥時一例用刑，一般下手，以為同此刑具耳，受者不死於往日，豈其獨死於今朝，拶之夾之鞭之撲之無害也。不知輕重殊體，一既可以當三，燥濕異性，十還可以抵百。”
再講了一輪濕潤與幹燥獄具在力量上的差別後，李漁建議官員應在法庭左右“另置高廳廡屋一間，甃板於地，以防梅雨之月濕氣上侵，安頓一切刑具，用則取出，不用則命隸卒束而藏之。”而在應用時也要顧及獄具的幹濕情況，從而調校下手輕重的力度。
在隨後兩則小題中他指出了應用枷、杻及鐐的細節。需要指出，在明代律法及官文書中較少將上述獄具視為問訊工具，不過李漁及其他通俗小說的作者，皆視這些限製身體活動的折磨，為逼供的刑訊，這似乎成了清人對它們的定見。
到了最後的一則小題，李漁便向為官者提供有關刑訊的終極建言：
“人謂後世之法寬於前古，以其無刖足之刑也。餘謂多用夾棍，多敲杠子，便是刖足之刑，猶殺人以梃以刃，初無分別。朝廷立法苛與不苛，有何定額？隻在用刑者之慎與不慎耳。夾棍、杠子於法為極重，萬不得已而用之，非常刑也。惟強盜人命，眾口鹹證為實，即司讞者原情度理，亦信其真，而本犯堅不承招，不得不用此法。然以是威之，非以是殺之也，可試而不可用，可一用而不可再用。”
其實，在小說世界中最好的情況，也是人犯在法官展示刑訊工具時，便早已嚇得乖乖供認，而不勞煩真正用刑。然後，李漁再將有關判斷人犯在何時及何種狀態下，最可能會供吐真相的重要研究心得娓娓道來，此等經驗是連判牘及小說資料也無提及的：
“夾棍之得力處，全在將收未收之時，此時招為強盜，即是真強盜；此時招為人命，即是真人命。若待收起夾棍而加以杠子，此時供吐之言，十句隻可聽一句，並此一句，還須待放鬆之後再訊，以定其果否。常有一夾不招而至再夾，再夾不招而至三夾者，即使滿口供承，總非確據，以其出於口者非複由中之言，猶病極而為譫語。據此定案，非惟陰騭所關，有傷冥福，倘偶慈祥之上台，解網之恤部，霽威曲訊，仍吐真情，則前案可翻，亦足以妨神明之譽耳。”
這裏所述與《盟水齋存牘》中所反映的刑訊正確使用原則，是互相呼應的。李漁的論點，也可說反映了明末清初大眾對合宜地應用刑訊的看法。
在本小題的最後一節，李漁懇求為官者要嚴格限製刑求的應用範圍：“至非人命強盜及謀叛重情，此等峻法嚴刑，即終身不用，亦未為不可。”換句話說，刑訊應被視為非常的終極手段，而不是法司尋常的搜證方法。
九 結論
《盟水齋存牘》及兩部幾乎同時代的小說，大抵反映了晚明社會各個階層，都認同刑訊是法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普羅大眾更對刑求推崇有加。所以，當時的問題不是刑訊應否保留，而是如何正確應用。本文展示了晚明判牘及小說作品，如何直接或間接地尋求正確使用刑訊的原則。除了刑訊應隻用於涉及嚴重罪行的案件外，我們從顏俊彥對屬吏的批評及他的前線經驗，可總結出明代其他有關正確使用刑訊的原則。
首先，刑訊隻可在堂官或正官主持下執行，同時還得避免佐貳官僭執此柄。至於捕哨人等，則萬萬不可在法庭外濫用私刑取證。其次，此法不得應用於應八議者、老幼及孕婦身上。第三，審官不可徑視刑訊供吐為真憑實據，而應小心地與環境證據及幹證口供比勘互證。最後，不可在同一法庭中，對同一人犯使用刑訊超過三次；而且法官要遵守每場刑訊的時限。若人犯在三拷之後仍堅不服罪，便應考慮將案件歸為矜疑而讓其他官員覆審。
順帶一提，在前揭的李漁短文以外，明末清初的資料罕有探討刑求證供的可信性問題。全靠李漁不厭其煩的推論，我們始知夾棍最有效的時間，乃是“在將收未收之時”。不過每個人的忍痛能力皆有不同，這也不一定是普世通行的鐵則。由李漁的思路演繹下去，人犯在飽經幾回合的刑訊後所給予的證供，原來是最不可信的。這可說是有關刑求的最重要信息。最後，我們必須指出一點，就是本文引用的各種材料，在有關刑求問題上大抵指向同一結論：盡可能減少使用。當法官無可奈何地要運用此等血腥手段，事先必須確認贓物、凶仗及幹證的口供無誤，而罪證確鑿的人犯猶抵賴不吐，才可逼不得已地出手。就是萬事俱備，隻欠一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