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家齊著
引言
自漢代（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20年）以降，中國的立法者始終麵對著如何將嚴刑逼供的刑訊手段，公平公正地置入法製之中的難題。在中國的司法運作中既缺乏紮實的鬼神裁判（Trial by Ordeal）傳統，最理想的判決惟有依據人犯誠實的供吐。因此，傳統中國的司法製度便秉持一項鐵則，就是法官宣判人犯有罪之前，必須先聽得人犯口中承認罪行並道出案情的口供，再獲取由他親筆畫押簽字的供狀；否則，即使客觀證據確鑿，法官仍不可審結案件。但傳統的官員又有何技巧，可叫得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凶徒悔悟認罪，乖乖地引頸伏法呢？現實中人人都想趨吉避凶，文過飾非以避刑責就是人的本性。
這是在20世紀科學鑒證及基因測試仍未出現之先，世界各地立法者所麵對的共同難題；正因如此，中國曆代便視刑訊為獲取人犯口供的有效（甚至不可或缺的）方法。不過，傳統中國的立法者，也明白刑求的痛楚其實是一把雙刃利劍，既可讓真相水落石出，同時亦有機會造成冤假錯案：當一個無辜者麵對法官或屬吏以重杖責打的威脅時，為求免受皮肉之苦甚至即時死亡，他往往會在別無他法下，承認子虛烏有的指控。有見及此，明清及前此各朝的律法之中，多包含了不少對於刑訊的嚴格規定。
本文從兩個既相對又相關的向度，分析晚明時期（1550—1645）中國對刑訊的看法。當時不少為地方司法把關的府推官，便多在他們的判牘中譴責下屬官吏濫用刑訊。他們認為此種以暴力逼取口供的非常手段，在那些經驗不足及玩忽職守的下層官吏手中，更易造成屈打成招的冤案而非求得案情真相。另一方麵，諸如《包公案》及馮夢龍《三言》等同期的話本小說，卻從未如推官般譴責刑訊。那些小說故事中的賢明法官，似乎是沒有節製地大量應用刑求，以探知隱藏罪愆並將案件偵破。
在介紹晚明的判牘與話本小說資料，並討論《大明律》中有關刑求的律例後，下文將以《盟水齋存牘》為主要依據，分析當時的刑訊問題及官員之間有關的議論。此一判牘結集，為崇禎初年（1628—1633）任職廣州府府推官的顏俊彥（1580年代—1660年代）的審語紀錄，書中如實反映了當時廣東地方官吏濫用刑訊的情況。我們會將顏推官的前線審訊經驗，逐一與同期小說的相關情節作比較討論。這些小說包括萬曆（1573—1620）晚期出版的《包公案》，以及馮夢龍（1574—1646）《三言》係列中的《警世通言》。爾後，本文再會探討明末清初大文豪李漁（1610—1680）的《資治新書》中，對刑求的獨到議論。李漁雖以通俗作家聞名於世，但此書是他針對官員而作的官箴手冊，故可說兼容了官員與下層百姓對刑求的見解。由於判牘及小說或多或少代表了不同社會階層的口味和意見，透過比較有關資料對刑訊的支持與批判，本文便嚐試歸納晚明社會，對處置嚴刑逼供這種司法上“必然之惡”的原則所在。
二 資料來源
中國傳統認為“刑書不祥”，官員很少詳述刑罰的執行和以刑逼供的細節。在國家的法典或官員自撰的官箴書中，最多交代了有關刑訊的基本原則，卻從未認真指引該如何執行刑訊，也罕有分析法官及受刑者在刑訊當中的心理狀況。故此判牘及小說中的材料，便對填補此一重要的法製史空白之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與清朝後來的成案不同，晚明以來的判牘多為各級司法官員，以私人名義將經手得意案件的審語結集傳世。此外，還有一些書商會將著名法官審理的趣味案件出版牟利。雖然文字上的潤飾在所難免，但絕大部分的判牘皆反映了法庭上的真實情況，因為有關法官多有意展示自己成功的司法表現，以爭取在“推知行取”中受上級青睞，一躍而升任監察官員。故而，他們出版的案例必須反映現實，好備查證及欣賞。有些法官甚至會將上司對他們審判的負麵批示，也一並附入審語之後刊出，由此更見這些案例應反映了當時司法運作的實況。
此研究以晚明為中心，故隻處理當時的判牘。針對不同範疇的罪行，有關判牘以實例為其他前線法官，提供了可被上司接受的處置方案，並交代了判決中的法理依據。現存的晚明判牘結集超過十五部，多以知縣及府推官為預期讀者，要為這些初級及次級的法官提供審判指引，並展示正確的司法應用實例。在這批史料之中，以顏俊彥的《盟水齋存牘》內容最翔實並最具啟示意義。書中載有顏氏經手的1，316件案例，以及123件有關晚明廣東社會的公文。作為一個稱職的法官，顏俊彥很少提及他以刑求獲取人犯供狀的細節，可是我們仍能在他的46件判牘之中，發現他對轄下官吏濫用或僭用刑訊的辛辣批判。
晚明小說作品，也反映了它們成書時代的法律運作情況。這些大眾讀物常常載有不適合記在刑書內的聆訊情節，亦交代一些官員因耳熟能詳而不會詳載判牘的瑣碎細節，例如刑求的原因和過程。而小說的作者，卻因為推演情節的需要，便將此等內容娓娓道來。
《包公案》的出版較馮夢龍的《三言》係列略早，乃由佚名的平民作家用俚俗的語言寫成。小說故事中的地理、曆史及製度細節多與事實不符；而書中疑難案件的偵破，靠的不是推理與證據分析，而是千篇一律地用天啟或奇夢等套路馬虎了事。此書反映了社會低下階層的口味，以及他們對當時司法製度的看法。當然，我們萬萬不可將其中有關刑訊及審案的細節，徑視為晚明法庭實況的反映。《包公案》共載有100篇以包公為主角的虛構公案故事，其中54篇有刑訊的情節。如此高的比率表達了在大眾眼中，不管是好是壞，刑求已是司法行為中廣為應用的熟悉事物。另一方麵，書中故事往往對人犯“不打自招”多加筆墨，亦表示了法庭中的被告若不需加刑而自動供吐罪狀，實在是不尋常到值得格外關注的事。
作為《三言》係列的第二部，初版於1624年的《警世通言》載有同係列小說中最多法庭內容的故事。小說作者馮夢龍文筆暢達，亦曾為仕宦，著作此書是要登大雅之堂的，而作品的預期讀者是精英階層。於是書中的各種細節皆經小心查證，而為求推進故事情節發展，馮氏常不遺餘力地描述司法過程的細節，例如刑求的執行辦法及相關問題、在縣官之上的覆審程序、官與吏之間的利益矛盾、推官與巡按禦史的合作關係，以及地方官紳豪強對司法的影響等等。這些資料往往都是官方文書少有透露的。換句話說，若我們能小心比對官方文書的相關資料，本書內容是可以填補一些有關明代法製的未知之處的。不過在此先要說明，馮夢龍當官在崇禎（1628—1644）初年，乃是寫成《三言》之後的事，故此不能視小說內容反映了他的官場經驗。全書40篇故事中，隻有9篇涉及刑訊的情節。不過，此一低比率的原因，是書中隻有不足一半的故事涉及司法問題，因此仍可看出刑求在小說的司法敘事中出現比較頻繁。
除了交代官文書中罕有提及的司法細節外，這些小說資料對研究傳統中國的刑訊問題，更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首先，那些動手執行刑訊的衙役及捕快人等多是文盲，沒法以文字親手記述他們的經驗，故此要了解此等人吏在拘捕人犯及執行刑訊各階段中心理狀態變化，小說的描述便是唯一的依據了。其次，雖然個別法官會在審語中寫下對過分刑訊的感受，但他們隻會記錄對他們有利的內容，例如隻批評由他人主持的刑訊；而他們也未必會如小說描寫般的，將內心的猶豫和掙紮老實地報告出來。第三，小說會將人犯的心理及計算全盤展露讀者麵前，但這種對人犯徹底的認知，在現實世界中幾乎無法獲取。最後，小說的讀者真是如上帝一般，可以親見作案的所有過程，故此亦明明知道人犯有罪與否；這樣我們便可判斷故事中的刑訊情節，是否真可獲取到忠實的供詞。與小說世界截然不同的是，在現實的法庭當中，無人能對案件的所有真相都有這種完全的了解。
當然，我們絕不可能將小說情節，徑作研究晚明司法實踐的實證材料（而有關的探索，也隻是本研究的其中一個目的而已）。不過，小說故事對探討沉默的老百姓對刑訊的認知情況，便是極有作用了。例如在《包公案》的多個故事之中，我們會見到受害人的家屬，竟會主動要求法官向捕獲的人犯實施刑訊。因此便知當時百姓認為刑訊應是解決獄訟時，可優先考慮的手段。
李漁的兩刻“庶民官箴”《資治新書》，載入了不少明末清初名宦的典範性公文及判牘。這些官文書的收集，乃為供新官參考用的範文。除了選輯他人的文章外，李漁還先在卷首自撰了《祥刑末議》及《慎獄芻言》兩篇討論獄訟的專文，申述他對獄清政平的期盼。他的看法可說是將平民的期許，與官員處理刑訊及其他司法問題時的實質考慮結合在一起。與前輩作家馮夢龍不同，李漁一生從未入仕，因此更無親自處理刑求的履曆了。因此，他的官箴書所具之參考價值，不在為後進官員提供親身經驗，而是在於他以知名度建構的龐大信息網絡，使他能獲官員、吏役，並刑求苦主們的信任，得以聽取及歸納各人的經驗。此外，也因他的信息來源多為平民百姓，讓他的著作足以為民眾發聲。作為著名的作家，李漁充當了向官員反映平民對法庭的期望、喜惡及憂慮等民情的意見領袖。更為要緊的，是他卷首文章的見解多得於自發調查當時有關刑求的情況，而這些都是前線官員因習以為常而易於忽略的問題，從此便透露了不少關乎刑求能否正確使用的行內信息。
三 明代有關刑訊的律與例
《大明律》對於法庭中應用刑訊提供了一些綜合性的指引，其中大半集中在《刑律》的“斷獄”一節中。有關刑訊的工具、適用及不適用的對象、對非法刑訊的處分、捕快在捉拿人犯上的責任，以及其他與逼供有關的瑣碎問題，都有不同的律例細加處理。
有關管理刑訊的首要法律無疑是第420條“故禁故勘平人”。此律首先禁止官員及屬吏因私怨禁錮平人，然後說明以刑逼供的指引：“若故勘平人者，杖八十；折傷以上，依凡鬥傷論；因而致死者，斬。”如屬同一衙門的官吏參與有關惡行，甚至隻是知情不報，亦可能同受罪責：“同僚官及獄卒知情共勘者，與同罪；至死者，減一等；不知情及依法拷訊者不坐。”
此律接著便提出正確使用刑訊的手法：“若（因）公事，幹連平人在官，事須鞫問，及罪人贓狀［按：有版本作“仗”］證佐明白，不服招承，明立文案，依法拷訊，邂逅致死者，勿論。”換句話說，隻有當環境證據及證人供詞早已確鑿無誤，而人犯仍拒絕供認罪行時，法官始可依法使用刑訊以助結案；因為此時人犯幾乎可被視作真正的“罪人”而償命，故此就算在刑訊中意外將這抵死不認的人打死，仍因罪有應得而死有餘辜，不須追究。
在不少於明中晚期刊印的《大明律》版本，皆會附入明初以來新增的材料，如曆年針對有關律文而新訂的條例。致仕刑部尚書蘇茂相（1592年進士）在1632年所刻的《新鐫官板律例臨民寶鏡》，即於同一律後加入了晚明律學家們私下斟酌源自《唐律》關於刑訊執行的注解：“拷訊不得過三度。每訊相去二十日，通計前數，以吏二度。杖不得過一百，笞不得過所犯之數。”此一解說與當時的小說及判牘所示刑訊的規則“三拷六問”，是大抵相同的。又，上述律學指引，雖非直接加進附律的條例之中，然從其廣泛在判牘及小說中被引用，即知有關說法已為晚明普遍接納的刑訊原則了。
《新鐫官板律例臨民寶鏡》於該律下，亦收入了一條訂於萬曆時代的新例：“一、內外問刑衙門，一應該問死罪並竊盜搶奪重犯，須用嚴刑拷訊，其餘隻許用鞭樸常刑。若酷刑官員，不論情罪輕重，輒行挺棍、夾棍、腦箍、烙鐵等項慘刻刑具，如一封書、鼠彈箏、攔馬棍、燕兒飛等項名色，或以燒酒灌鼻、竹簽釘指，及用徑寸懶杆、不去棱節竹片，亂打覆打，或打腳踝，或鞭背脊，若但傷人不曾致死者，俱奏請。文官降級調用；武官降級，於本衛所帶俸。因而致死者，文官發原籍為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若致死至三命以上者，文官發附近，武官發邊衛，各充軍。”負責刑訊的官員以降職處分；若非法刑訊致死三人，有關官員更要革職充軍。此例清楚說明了不同程度的刑訊，可對應使用的罪行範圍，而且也點出了當時常用的非法刑訊工具，並交代了使用刑訊的理據。
另一指導刑訊原則的律文是第433條“官司出入人罪”。此律禁止官員及屬吏在審訊過程中“法外用刑”：“凡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論。”律後又加入了對上述規定的解說：“謂官吏因受人財，及法外用刑，將本應無罪之人，而故加以罪，及應有罪之人，而故出脫之者，並坐官吏以全罪。法外用刑，如用火燒烙鐵烙人，或冬月用冷水澆淋身體之類。”這些明初的規定，可與前引有關新見非刑手法律例互相補充，全麵禁製晚明的非法刑訊。
在解釋出入人罪的種種手法後，該律文接著指出官員因草率而錯判的過失問題。這些胡塗的官吏雖無故意犯罪之情狀，仍要以比所錯判罪行低三至五等的刑罰處分。爾後便講出何謂在審判上草率的過失，並在收結之處訂明負責執行刑訊的吏役，職級最低者會被視為首犯處分，而其上各級官吏的罪責則層層遞減；若所判刑罰仍未被執行，則官員與屬吏的刑罰將減一等。因此，隻要官員與吏役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並以合適的刑具進行刑訊，他們麵對錯失時可能的刑責便會減至最低。
除了有關非法使用刑訊及“法外用刑”的刑具外，律中亦附“獄具之圖”，詳加規定各種刑具的規製，而問訊所用的杖則有如下定式：“訊杖：大頭徑四分五厘，小頭徑三分五厘，長三尺五寸；以荊杖為之，其犯重罪，贓證明白，不服招承，明立文案，依法拷訊，臂腿受。”這些乃是以困悶於獄，而非擊打於庭施虐的逼供刑具。此後，在律中第437條“決罰不如法”中，再進一步指出訊杖是較一般刑杖更重的刑具：“凡官司決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均征埋葬銀一十兩。”此處的律後注釋指出，所謂“不如法，是應用笞而用杖，應用杖而用訊，應決臀而用腰，應決腿而鞭背”，可見訊杖的威力更大。再者，在律第419條“囚應禁而不禁”，除了關於以杖打逼供的規定，又對枷、鎖、杻等刑訊工具的應用規則加以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