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於這種現實主義的態度，戴高樂不顧頑固勢力用軍事政變和對他行刺等方式反對他對阿爾及利亞的政策，終於使法國從泥足深陷的情況下擺脫出來。
不僅如此，戴高樂在1958年重新執政後，在對外政策上，尤其敢於向霸權主義挑戰，執行獨立的對外政策。
戴高樂從二次大戰以來的經曆中深深體味到美英、特別是美國對他的傲慢和欺壓，對於世界由幾個大國來主宰和安排格局、並把法國排斥在外一直耿耿於懷。對影響戰後政治版圖的1945年雅爾塔會議，他就曾聲明過法國沒有參加而不受其缺席作出的決定的約束。當羅斯福為了安撫他，打電報希望在回美途中在阿爾及利亞同他會晤時，他斷然加以拒絕。戰後他就提出過：“保存我們的獨立，對法蘭西來說，是迫在眉睫的問題。”戴高樂特別反對同美國建立“不幸的從屬關係”。
戴高樂在60年代初鞏固了內部統治以後，就起而公開地反對美國的霸主地位，尤其是圍繞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問題，美法之間控製與反控製的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戴高樂力爭在北約內和美國平起平坐，分享決策大權，遭到美國拒絕。於是他斷然宣布撤銷北約對法國空軍、艦隊等的指揮權，並在1966年退出北約軍事一體的組織，還迫使美國撤出在法國的駐軍和基地。
這一係列舉措，在當時產生了軒然大波，對於世界上的一些國家反對美國對別國的侵略、控製、幹涉和欺負，無疑起了一定的積極的作用。
在核武器問題上，戴高樂也同美蘇之間進行了壟斷和反壟斷、限製和反限製的鬥爭。他認為美蘇要別人承認超級大國的核壟斷，是為了“鞏固兩國分享霸權”的局麵。他認為這種局麵必須打破，法國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成為核國家。1960年2月，法國成功地試驗了第一顆原子彈。美蘇為了鞏固其核壟斷地位，1963年炮製了部分禁試條約。對此，戴高樂采取了堅決抵製的態度。
同新中國建交是戴高樂執行獨立對外政策的重要標誌之一。
1963年他派前總理富爾訪問中國，1964年1月，中法正式建交。這是戰後國際關係史上一個重要事件，也是中法兩國各自對外關係的一個突破，為全世界所矚目。其所以重要，是因為這一決定給美國長期封鎖、孤立中國的政策和試圖逼迫歐洲盟國長期聽命於己的盟主地位以沉重的打擊，符合中法兩國人民的長遠利益，並為戰後不同社會製度國家之間和平共處提供了範例。
顧夫·德姆維爾在紀念兩國建交20周年時，曾撰文指出：“1964年的決定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個西方世界，首先是美國同北京的關係。這就是法國的主動行動產生的效果。”
戴高樂在解釋這一有遠見和勇氣的決定時曾說，必須承認現實，特別是在亞洲，沒有中國的參加，就不能辦成任何重要的事情。
1970年法、中曾就戴高樂訪華一事進行過接觸。當戴高樂得知中國領導人邀請他訪問的信息時，曾經高興地說：“到中國去，對我來說是一個美夢。說真的，我很想到那兒去。”可惜他的願望沒有來得及實現。
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宣布建交。幾天後，周恩來總理在答記者問時曾公開讚揚道：“戴高樂將軍領導下的法國政府，采取了與某些西方國家不同的態度，決定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這就是樹立了一個勇於麵對現實、敢於獨立自主的榜樣。”
1984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為慶祝中法建交20周年向法國人民發表的廣播電視講話中稱：“戴高樂將軍代表貴國人民作出這個重大外交決策時所表現的勇氣和遠見卓識，中國人民至今深為敬佩。”
1990年7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會見法國前總理雷蒙·巴爾時指出，1964年，戴高樂將軍決定同中國建交，使法國成為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第一個西方大國。他在回顧中法關係時稱頌戴高樂將軍的遠見卓識。
1969年由於公民投票失敗，戴高樂在第二任總統任期尚未屆滿的情況下辭職了。
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因心髒病猝然去世，離他80歲生日整差兩個星期。他計劃寫作的繼《戰爭回憶錄》之後的三卷《希望回憶錄》隻寫到第二卷的頭幾章。他去世那天還像平日一樣在進行撰寫工作。
11月10日13時整，蓬皮杜總統沉痛地發表了電視講話：
法國的男女同胞們：
戴高樂將軍逝世了。法國失去了親人。
1940年，戴高樂將軍拯救了我們的榮譽。1944年，他領導我們走向解放和勝利。1958年，他把我們從內戰的威脅中救了出來。他使今天的法國有了自己的製度、獨立和國際地位。
值此舉國哀悼之際，讓我們當著悲痛的戴高樂夫人和她的兒孫之麵向他鞠躬致敬。讓我們估量一下感激之情加在我們身上的責任。讓我們向法國保證，我們決不辜負我們所得到的教誨。願戴高樂永遠活在全國人民的心中。
毛澤東主席在唁電中稱戴高樂為“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
美國總統尼克鬆在唁電中稱：“戴高樂將軍在戰爭時期是堅定的盟友，在和平時期是真正的朋友。他的逝世不僅是法蘭西民族的損失，也是全人類的損失。”
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在唁電中說：“戴高樂將軍以戰鬥的精神和不倦的精力聞名，他強有力的個性給我們的時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英國首相希恩稱戴高樂是幾個世紀以來法國許多偉大人物中“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和領袖，是法國不可征服的精神的化身”。
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則在唁電中說：“戴高樂將軍在歐洲與世界曆史上的作用是永垂不朽的。他在黑暗的年代裏，擔當了拯救法蘭西的任務……他領導他的國家回到了世界大國的行列並給歐洲以新的重要性，他成了法德諒解和友誼的象征。”
在法國，人們聽到的普遍反應是：“我的孩子們，父親去世了。”“他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在國家不幸的時候，人們還會想到他。”即使曾激烈反對戴高樂並與戴高樂在競選總統中一決雌雄的社會黨領袖密特朗也承認“誰也不比戴高樂更加熱愛法國”。
11月12日上午11時，法國全國4萬多個教堂鍾聲齊鳴，政府在巴黎聖母院為戴高樂舉行隆重的安靈彌撒。共有120個國家的著名人士參加了這次盛大的儀式，其中約有80名原任或現任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
巴黎聖母院的儀式結束後，巴黎民眾幾十萬人響應市長的呼籲，經愛麗舍田園大街，過愛麗舍宮，來到凱旋門。他們在《馬賽曲》聲中向戴高樂致敬，在寒風冷雨中寄托哀思。從此，凱旋門下的星形廣場改名為夏爾·戴高樂廣場。
巴黎聖母院的儀式盛大而隆重肅穆。但是，下午在科隆貝舉行的葬禮，按戴高樂的遺願卻極其簡單。
戴高樂遺體安放在一具隻值350法郎（合63美元）的櫞木棺材裏，這是科隆貝雙教堂村木工為他趕製出來的。這一天從早到晚，約有兩萬多人從四麵八方趕來為戴高樂送葬，還有數萬人因交通堵塞不得不停留在他們的汽車裏，而科隆貝雙教堂村隻有394位村民。下午約4時，12位本村農民的兒子抬起戴高樂的棺木，在15位戴高樂親屬的護送下，靜靜地將戴高樂送往墓地，與他的女兒安娜安葬在一起。墓前最引人注目的是兩個碩大的花圈，花圈的緞帶上寫著毛澤東、周恩來的名字。
戴高樂這個偉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曆史條件下的產物，是應國際、國內客觀形勢發展變化的要求出現的曆史人物。他熱愛法蘭西，一生以法蘭西的獨立、光榮和偉大為奮鬥目標，他對法國終身無所求，為法蘭西付出的是偉人的智慧、偉人的才幹、偉人的力量，而索求的僅是凡人之所需。戴高樂的一生，為法蘭西以至整個世界留下了一道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