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戴高樂的毫不妥協態度，羅斯福與丘吉爾最終也無可奈何。於是，卡薩布蘭卡隻留下了一張羅斯福、丘吉爾、戴高樂和吉羅的4人合照。
當時美國方麵始終參與其事的墨菲評論戴高樂的這場鬥爭時說：“這位在戰前甚至從未參與過全國政治活動的職業軍人，現在出現在國際強權政治的大舞台上，居然從這兩個最大的英語國家的政治家手裏奪走了錦標。”
其後，戴高樂和吉羅在直接會談基礎上於1943年6月達成妥協，在阿爾及爾組成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戴高樂同吉羅同任主席。後來在鬥爭實踐中，吉羅因才識與群眾基礎都不及戴高樂，不久就被解除了這個職務。這樣，戴高樂就成為國內外抵抗運動推選的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唯一主席。
在盟軍即將在法國本土登陸前，美國還曾策劃在法國領土上建立盟國軍政府，戴高樂對此也堅決反對。他堅持必須尊重法國主權，“除了法國軍政府之外，法國人決不同意其他任何政府的存在”。後來美國終於放棄了原來的打算。當然這不僅是由於戴高樂的反對，還由於當時以法共領導的遊擊隊為主力的國內抵抗力量日益強大，他們配合盟軍登陸展開了解放祖國的戰鬥，在這種形勢下，美國才轉而承認戴高樂的統治地位。
除此以外，戴高樂還與美英在法屬殖民地的歸屬問題上產生了尖銳矛盾。戴高樂譴責英美“殖民主義的野心”，並以維護法蘭西的獨立、完整和偉大“據理力爭”。實質上，矛盾的焦點是在考慮戰後這些殖民地的歸屬和自己的利益問題上。在某種意義上，戰爭對於資產階級的統治者來說，就是重新劃定邊界與勢力範圍的手段。
戴高樂譴責英美的“殖民主義的野心”，他自己又何嚐不是在維護法蘭西帝國的殖民主義利益呢？在戴高樂的思想中，法屬殖民地是法國“光榮曆史”的一部分，是法蘭西獨立、完整和偉大的標誌之一。
當歐洲大陸上的戰火漸漸熄滅之時，戴高樂終於實現了自己從小就立下的夙願，他終於親手懲治了一個世紀以來屢次給法蘭西帶來屈辱的可怕的鄰國，他終於在民族危亡之際為國家立下了豐功偉績。他用自己的行動，證實了法蘭西曆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是永恒不變的。他通過戰鬥，使分裂的法蘭西實現了民族團結和統一。
在戰爭摧殘和法西斯德國的掠奪後，解放後的法國等於一切要從頭開始。
戴高樂充分地估計了形勢的嚴峻。他認為，全國的解放並不會首先給這個支離破碎、被洗劫一空的國家帶來任何物質上的利益。因此，他在建立了統一的政權並力爭法國的國際地位的同時，采取了種種有力措施，為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奠定了基礎。
首先，戴高樂解決了交通問題。其次，戴高樂在所有涉及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部門實行了國有的政策，將一些大企業集中到國家手裏管起來，以便在最困難的時刻最有效地利用資源和資本。除此之外，戴高樂還於1945年底創設了一個計劃專員公署，秘密著手製定“重新裝備和現代化的計劃”；麵對通貨膨脹，戴高樂采取了漸進的膨脹政策，發行公債，更換紙幣，實行定量配給和物價管製；為了配合實行國有化，戴高樂還實行了配套的社會改革措施；1945年8月，他還創立了國立行政學院，成為培養國家高級管理人員的主要基地。
1945年11月13日，法國戰後新成立的製憲議會一致選舉戴高樂為臨時政府總理。
然而，戴高樂很快就對“政黨政治”感到厭煩了，1946年1月20日，戴高樂在政府部長的麵前宣布辭職。
這種告退，實質上是以退為進的一種策略。可命運又一次冷落了他，他好像注定要在重大危機時刻才能顯示出作用。他期待著，可是，他沒有想到的是，另一次機會相隔的時間太長了，他足足等了12年之久，屆時他已年近古稀。
戴高樂重返政壇的背景，從總體上來說，與1940年一樣，是在國家處於危急之中，法蘭西民族又麵臨新的分裂危險的時候。
阿爾及利亞危機導致了法國政治生活的動亂，動亂為戴高樂重返政治舞台創造了機會。1958年6月1日，國民議會授權戴高樂組織新政府。戴高樂得到議會授予的特權後，充分利用了這些特權，終於完成了對法國政治體製的重大革新，創建並鞏固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使法蘭西在國內政治、經濟以及國際事務中都換了一副新麵孔。
戴高樂創建的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從總體上說，是對法國近200年共和史進行重大改革之後的一種延續。其政治體製的核心問題，是對延續多年的法國政治權力進行重新分配。其政治體製的主要特征，就是通過憲法確立了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為國家元首，大大加強了總統職權，削弱了議會的權力，降低了總理和內閣的作用。憲法規定，戴高樂成了國家元首、三軍統帥、“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的“保證人”、“公共權力機構正常行使”的“仲裁”。再加上直接任命總理和決定內閣成員，並賦予解散議會、決定公民投票和行使非常權力三項特權，使得戴高樂成了法國唯一說了算的人。
戴高樂作為有遠見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不僅對內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對外也是以比較清醒的頭腦來對待現實的。他能夠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來改變自己的方針政策。這些都充分說明他無愧是一個偉大的資產階級戰略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戰敗了的德國的態度，戴高樂前後有很大變化，從最初主張要肢解德國以防止德國再次威脅，逐步發展到麵對新的現實，主張建立法德緊密合作，作為他設想的歐洲統一的核心。
在對待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問題上，盡管戴高樂始終認為，蘇聯是“共產主義的集權專製國家”，它的本質是擴張的，是西方“自由世界”的敵人。但他也認為，蘇聯也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從結構上來講，東方陣營內部已經出現了不和甚至裂痕；從思想上來講，蘇聯也在尋求和平，避免戰爭。特別是當柏林地位問題和古巴導彈危機出現後，戴高樂使法國發揮了自己的“紐帶”作用。他沒有因衝突而同蘇聯僵持對立，而是毫不猶豫地越過分歧，單獨地、而不是跟在美國後麵，推行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政策，即“緩和、諒解和合作”三原則。完全可以說，這一政策在當時情況下是開創性的，它為其他西方國家，特別是後來西德的“新東方政策”打開了缺口。
戴高樂在歐洲戰後建設中還反對超國家的一體化的歐洲聯邦，主張建立一個保持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各國之間合作的歐洲邦聯。所以如此，主要是戴高樂關心的是法蘭西民族和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法國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要在世界上發揮偉大的積極作用。他不甘心法國封閉在一個“超國家的歐洲聯邦”內。
戴高樂認為，所謂“超國家機構”在歐洲的現實中也不可能超越國家，它在一般情況下可以解決一些技術性的問題，但是在涉及重大國家利益的問題時，它“沒有政治上的權力和效能，隻有國家才有這樣的權力”，“隻有國家才是有權命令並有權要求服從的實體”。
另外，戴高樂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做法，也是令世人注目的。自從戴高樂在1946年由於未能在法國建立起他所主張的不受政黨和議會束縛的總統製而辭職下野後，直到1958年才利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引起的法國政治危機而東山再起。擁護他上台的頑固勢力本來期望他采取強硬的政策，他卻以現實的態度打定主意從阿爾及利亞脫身。他曾在一次演講中說：“懷念法蘭西帝國，正像我們懷念煤油燈的柔和、張帆出征的海軍艦隊的威武以及馬車時代的風趣，這是很自然的。但有什麼辦法呢？政策如果脫離了現實就沒有任何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