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民眾的感情開始與軍隊疏遠的時候，由於命運的擺布，爆發了一場有可能加深各種惡意的危機。在這場可悲的審訊中，足以毒死民眾情緒的做法無所不有。控告者偽造證據、不負責任、恣意攻擊，更增加了司法方麵錯判的可能性；但是，有些人或出於信念，或為了國家利益，決心維護為國效力的統治集團的一貫正確性，他們惶恐不安地拒絕承認司法上有什麼錯誤。案情越來越撲朔迷離：一大堆糾纏不清的事件，各種各樣的陰謀詭計，又是坦白交代，又是撤回證詞，又是互相決鬥，又是自殺事件，還有輔助審訊，使對立的雙方都火冒三丈，並常常把他們搞得暈頭轉向。這時出現了一股有害的瘋狂情緒，不分青紅皂白地破壞了法國人對自己力量象征的起碼尊重（分裂的法國人正在用這種力量使自己團結起來），同時也破壞了人們的信念、友誼和相互尊敬。”
一位專門研究戴高樂生平的作家說，要完全理解當時的情況，戴高樂還小了幾歲，不過他那時的年齡倒足以使他在後來認識到，德雷菲斯事件對他父親那一輩人意味著什麼。國恥和失敗，愛國和衛國，信念和宗教，這些都是亨利·戴高樂對兒子教誨的內容。在父親的教導和影響下，戴高樂從小就立下了報效祖國、重振法蘭西的宏願。
戴高樂出生那年，他的父親在聖母瑪利亞學校教授哲學、數學和文學。那是耶穌會神父辦的一所學校，校址在沃吉拉爾大街389號。一年後，他父親被任命為學監。當時在耶穌會學校教學並不是件令人羨慕的事。德雷菲斯醜聞發生以後，在法國出現了一股反軍反教的浪潮。第三共和國的領袖人物把軍隊和教會聯係在一起視為反動的象征。當時十分著名的共濟會成員孔布總理（埃米爾·孔布，1835—1921年，曾任法國總理，政教分立的主要倡導者。）決心結束宗教界享有的種種特權，並把與梵蒂岡簽訂的政教契約變成“政教分立”。1905年12月9日，在孔布下台前夕，由他提出而通過的一條法律終於割斷了教會和國家的一切聯係。從那天起，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不再給僧侶和主教們支付薪俸，也不許教會擁有財產，教會財產收歸國有。不僅如此，政府還在每個教區成立了世俗委員會來管理教會事務。麵對這種形勢，羅馬教皇在題為“激烈反對”的通諭中，譴責了孔布總理的法律。在法國的一些比較虔奉宗教的地區，如布列塔尼、奧弗涅和佛蘭德等地，天主教徒們公然表示不服。他們在教堂前設置路障，阻止政府派去的清點財產官員。這就造成了有些地方不得不出動軍隊來驅趕聚眾的教徒。一時間，搞得教徒們人心惶惶。
在聖母瑪利亞學校也是如此，耶穌會的神父們早已被軍隊的刺刀嚇破了膽，紛紛跑到了比利時避難。一天，沃吉拉爾區的警官佩戴三色公職飾帶來到學校，要求見戴高樂的父親。當時，戴高樂的父親身任學監，負責這所規模已經縮小了的學校，可謂是學校的“神父”。他穿著普通服裝——高領禮服大衣，戴著淡黃色的手套，接待了這位警官。他帶著通常慣有的尊嚴說：“我不是‘戴高樂神父’，這兒沒有你的公幹。”
警官有點尷尬地答道：“哪能沒有事呢？你是穿平民服裝的耶穌會教士嘛！”
戴高樂父親不是易動肝火、遇事慌張的人。他耐著性子彬彬有禮地問道：“請與我的妻子和5個孩子認識一下，好嗎？”
戴高樂父親和警方這次小小的交鋒，含有一種辛辣的諷刺意味。因在當時，第三共和國的政治領導們一心要懲罰軍事的和宗教的體製，在他們看來，拿破侖三世的瘋狂冒險、法國人在普魯士人手中的慘敗以及德雷菲斯事件都是這一體製所造成的。可是，戴高樂的父親卻不這樣認為。他是個民族主義者，也是個身體力行的基督教徒，這是由於他具有強烈的道德信念，而不是由於他所出身的那個階級持有這樣的觀點。
戴高樂父親的道德信念，在戴高樂幼年時深深影響著他，加之母親又是一位極為虔誠的天主教徒，這就使得戴高樂在一出生後，就和宗教結下了不解之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