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1月，俾斯麥在普魯士國會的一次講演中稱布朗熱為建立德法兩國間良好關係的最大障礙。於是，布朗熱一夜之間就成了“複仇將軍”。然而不幸的是，當年5月內閣垮台了。布朗熱立即搞起了陰謀活動。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典型的法國共和時期的醜聞之一——威爾遜事件給布朗熱提供了機會。格雷維總統的女婿達尼埃爾·威爾遜一直在進行勳章和獎章的交易，並從中大發其財。他直接從愛麗舍宮出售勳章和獎章。此事牽連到許多高級人物，事情敗露之後出現的長期危機使總統和他的政府不得不辭去職務。
保皇黨人和波拿巴分子斷定隻有布朗熱才能拯救法國。1889年1月，布朗熱以相當多的選票被選入國民議會。扶他上台的政變也已準備好了。如果布朗熱真的像他在演說中所表白的那樣堅定果敢，政變也許會獲得成功。然而，他那輕浮和懶惰的本性卻占了上風。布朗熱在慌亂中拋棄了他的追隨者。過了不久，眼看要受到起訴，他逃到布魯塞爾去了。說來也湊巧，那天正好是愚人節。30個月以後，他在情婦的墓旁自盡了。
就在布朗熱危機達到高潮時，法國又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巴拿馬運河公司倒閉的事件。
倉皇失措的股東們籲請政府保護他們的利益。該公司董事長費迪南·德萊塞普斯和他的同事，被控告犯有貪汙罪。1892年，醜惡的賄賂內幕被揭開。該公司為了掩蓋它的真實財政狀況和濫用新籌集的資金，曾廣泛收買議員、部長、官員和報刊編輯。不僅共和國溫和派頭子被收買，連激進黨的首腦克列孟梭也在受賄之列。
在政府的庇護下，法院宣判受賄人“無罪”釋放。臭名昭著的巴拿馬醜聞向世界證明：“資產階級共和國就是資本主義生意人的共和國；在那裏，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樣，隻不過是一種買賣。”
在共和政府的統治下，帝國主義的寄生性腐朽性日益明顯地暴露在社會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麵。
政局不穩，執政頭目頻繁更換，尤其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政治腐朽的一個突出表現。在法國議會中，並沒有一個持久穩定的資產階級大政黨，而是黨派眾多，有所謂“多黨政治”之稱。各黨派在選舉前夕根據利益原則很容易聯合，又很快解散。黨派之間的不斷鬥爭，引起內閣頻繁更迭。1873年至1890這17年間，先後更換了30多個內閣，平均每屆政府執政時間隻有6個多月。
布朗熱的未遂政變、巴拿馬醜聞和威爾遜事件，不僅引起了廣大人民的強烈不滿，而且也使民眾對法蘭西的前途充滿了憂慮。
在這樣的客觀形勢下，保皇派和一些資產階級反動政客，為了轉移人民的鬥爭視線，又製造了一個所謂“猶太軍官德雷菲斯向德國人出賣情報的案件”，煽動沙文主義情緒，從而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反猶太主義的惡浪。幾年後查明，德雷菲斯是無辜的，真正的罪犯是一個法國籍的匈牙利軍官，但共和黨溫和派政府卻極力捂住真相，不願重新審理。這一係列醜聞，使廣大選民認為共和國的政治家們已經腐敗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然而，在戴高樂出世之時，歐洲曆史上最重要的現實是普魯士作為最強的大陸國家在歐洲崛起。
德國是一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普法戰爭後，它利用法國的割地賠款以及使用先進的生產技術，在較短的時間內就趕上並超過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和法國。在19世紀90年代，德國工業生產已躍居歐洲第一位。黑色冶金、機器製造以及電器、化學、光學等新興工業發展迅速。基於這種情況，德國統治集團叫嚷德國“缺乏空間”、“領土太小”，為重新瓜分殖民地大造輿論。德皇威廉二世提出向世界範圍擴張、爭奪世界霸權的“世界政策”。帝國外相皮洛夫在議會中公然宣稱：“把土地讓給一個鄰國，把海洋讓給另一個鄰國，而自己隻剩下純粹在理論上主宰著天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我們也要為自己要求陽光下的地盤。”為適應侵略政策而成立的泛德意誌同盟，宣揚民族優越論，大肆鼓吹軍國主義和擴張主義。麵對德國咄咄逼人的攻勢，法蘭西的廣大人民感到了民族的危機，不少人心中滋長著一股強烈的複仇情緒。
戴高樂正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傾聽父親講述他在德國人包圍巴黎時負傷的戰鬥經過，聽母親回憶她的雙親在得知躊躇滿誌的巴讚元帥率領全軍在梅斯投降的消息時潸然淚下的情景。亨利向子女們指出，理想中的法國莊重威嚴、篤信宗教、國勢強盛，而如今道德淪落、國難當頭、問題叢生。尤其是由於排猶引起的對年輕的猶太軍官德雷菲斯的陷害事件，引起了全社會的不滿。這一事件嚴重損害了軍隊的威信。少年時的戴高樂痛恨軍政界的腐敗，若幹年後，戴高樂對德雷菲斯事件寫下了如下一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