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在幼年時就極為欽佩夏多勃裏昂並欣賞他的詩句，他還對祖母的《愛爾蘭解放者奧康內爾》一書愛不釋手。書中描述的奧康內爾，由一個愛爾蘭的獨立運動的成員，一步步成為國會議員，並參加英國憲章運動，為“暴力派”領袖之一；後又創辦《北極星》報，宣傳暴力改革思想；最後變成為合法主義者，不再主張暴力鬥爭。其一生的經曆對戴高樂影響極大。在祖母的《奧康內爾傳記》中所闡明的主題則貫穿了戴高樂的畢生活動。約瑟芬·馬約在《愛爾蘭解放者奧康內爾》一書中讚揚了那位愛爾蘭的愛國者進行的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他用尊重法律和秩序的辦法解決了問題。
戴高樂從小立誌報國效力，甚至於戴高樂的曆史文學修養，完全可以說都與他的祖母有直接的關係。戴高樂雖然從他資產階級出身的祖母那裏繼承了許多，但他從來都否認自己與資產階級有任何牽連。
1962年，戴高樂說道：“資產者？我從來就不是。資產階級，就是財富，就是占有財富的意識，或是攫取財富的欲望。我的家庭和我，我們一直是貧窮的……我從未感到我與這個階級的利益和願望聯係在一起。”
的確如此，在戴高樂的祖父那一代上，法國是一個農民占絕對多數的國家。由於在法國，拿破侖三世一直被看成是鄉下人，“反對資產階級封建製”的保護人，農民對皇帝也一直充滿了忠誠。作為保皇分子的祖父，以及延續了這種信仰的後代們，生長在法國的鄉村，自然要否認其與資產階級的任何牽連了。
祖父母雖然性格各異，並且所從事與研究的事業又不相同，但關係卻十分和諧。他們婚後一共生養了3個兒子。
長子夏爾·戴高樂，從小患有痼疾，畢生從事凱爾特人問題的研究。他從公元前1000年左右居住在歐洲萊茵河、塞納河、盧瓦爾河流域和多瑙河上遊的部落凱爾特人研究起，一直追溯到研究散布在法國北部和愛爾蘭島等地的凱爾特人。
為了便於研究，他學會了威爾士語和布列塔尼語，並發表了一些用布列塔尼語寫的詩歌，使用的筆名是巴茲·戴高樂，在布列塔尼語中意為“吟遊詩人戴高樂”。
他曾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一部書，書中詳細描述了19世紀的凱爾特人的生活風貌。他不僅僅是學者，還是一位幻想家。他曾幻想布列塔尼人、威爾士人、愛爾蘭人和蘇格蘭人聯合在一起，成立一個世界性的凱爾特人的聯邦。難怪有人稱他為“布列塔尼詩人”和“凱爾特戰士”。他曾在一首戰鬥的詩篇中寫道：“在每一個遭到夜襲的軍營裏，每個人都在與敵人激戰，他們是不問舉起軍旗發出第一聲集合令的人的軍銜高低的。”這句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引起了他的侄子戴高樂將軍的強烈共鳴，並以此勇敢地向法蘭西人民發出了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戰鬥號召。
然而，他在30歲時卻過早地離開了人世，這對戴高樂的祖父母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鑒於戴高樂的這位大伯父幼年患有痼疾，祖父母曾對他傾注了更多的關懷，這在戴高樂的父輩中有目共睹。他離去後，為了紀念他，戴高樂父母才給戴高樂取了與伯父相同的名字。這或許不完全是為了紀念，其中還含著對戴高樂的殷切期望，期望戴高樂能像他的大伯父那樣去勇敢地麵對人生和社會。
除此之外，這個家族中對殘疾者的無限愛意還深深感染著戴高樂以後的人生。戴高樂在這個家族從小就懂得了如何麵對困難、如何關懷弱者。到其成年後，特別是擎起了“自由法國”的大旗後，麵對無數困難與大國的壓力，他都能勇敢地衝過去……不僅在處理國際國內事務上如此，而且在家中也是如此。
他對待身有殘疾的女兒安娜充滿了愛意和關懷。即使在遺囑中也不忘掉這一點：“我的墓地就是安葬我女兒安娜的地方，日後我夫人也要安息在那裏。”這句話曾使無數世人感到了戴高樂偉大的慈父的心腸。這種情意的外延則是：戴高樂將軍將他稿費的大部分，用於設立以他殘疾女兒安娜的名字命名的“安娜·戴高樂基金”，並在此基礎上創辦了一個慈善保育院。
由此可見，盡管戴高樂並未與他的大伯父相處，然而他的大伯父的言行通過家人對他的影響是至深的，尤其是大伯父身上的戰鬥精神，可謂影響著戴高樂的一生。
戴高樂的二伯父朱爾·戴高樂，是法國知名的昆蟲學家。他對法國5000多種黃蜂和蜜蜂進行了分類編目。法國自然博物館裏至今陳列著他的肖像。他和他的哥哥一樣，都繼承了父母的敬業精神，在自己所熱愛的事業上做出了一番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