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換位思考
俗話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當一個人思維僵持，單向行進時，不妨與他人尤其是與自己相關的人，換一下位置，進行新的思考和分析，或許會豁然開朗，別有洞天。
1.若是親人
“法輪功”習練者聽信李洪誌的胡言亂語，做了多少親者痛的蠢事，作為他們的親人，或是父母，或是妻子（丈夫），抑或是兒女，多麼期盼他們回心轉意，重溫親情呀。
“媽媽，我求求媽媽了，快回來吧！咱們家不能沒有您呀！”天津市寧河縣廉莊鄉15歲少年劉文勇，2001年3月12日含淚給當時仍對“法輪功”癡迷不悟、在縣城接受法製教育的媽媽寫了一封如泣如訴的信。
與大多數天真爛漫的同齡人一樣，劉文勇曾經也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家庭。爸爸劉賀田是鄉供銷社職工，承包一家紙箱廠，媽媽李秀芹在家種地，小日子過得紅紅火火。然而，自從李秀芹練上了“法輪功”，不幸便降臨到這個家庭。1997年3月，李秀芹習練“法輪功”並逐漸癡迷，一天到晚隻是練功，對家裏的事情不聞不問，使得劉賀田不能安下心來工作，原本生意興隆的紙箱廠也瀕臨倒閉，劉文勇的學習成績下降，公婆因此痛不欲生，幾次萌發自殺的念頭，整個家庭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更為嚴重的是，受李洪誌鼓吹的“消業”論的影響，李秀芹不僅自己生病不打針、不吃藥，而且還不讓劉文勇去醫院看病。1999年初，劉文勇患了皮膚病，他爸爸抱著他要去醫院，被李秀芹強行製止，她自己按照“法輪功”那一套給兒子“發功治病”，結果耽誤了治病的最佳時機。不久，劉文勇病情加重，身上出現大麵積的紅紫斑塊，有的出現潰爛跡象，當地醫院初步診斷為皮膚癌。劉文勇隻得休學在家。身患重症的劉文勇整日以淚洗麵，他思念自己的母親，也想念學校的老師和同學。在信中，劉文勇哭訴著：“我的親媽媽，我是您親生的兒子文勇。我已經好幾天沒上學了。媽媽，不是我不想上學，而是您練‘法輪功’導致了我不能去上學。”“媽媽，您想想吧，原來咱們家是個多麼好的家呀！可是現在呢，不像個家了！奶奶整天地哭，爸爸成天呆在家裏不願出屋，吃不下飯，我怕他們出事，天天看著他們……我和妹妹吃的不像吃的，穿的不像穿的，這是為什麼呀？我的親媽媽，您好好想想吧，不要為了‘法輪功’而不管別人啊！”
兒子的呼喚、政府的教育，使李秀芹的態度有所轉變。回到家裏，她與兒子、女兒一見麵就抱頭痛哭，對自己荒唐的行為痛悔不已。她說：“我再也不相信李洪誌和‘法輪功’了。”李秀芹雖然醒悟了，但她因癡迷“法輪功”給家庭造成的傷害以及給親人心靈留下的創傷卻難以彌補。
劉長紅原是遼寧省丹東市一所小學的班主任，在父母的眼中，她是一個“好女兒”，在弟弟的眼中，她是一個“好姐姐”。她的父母說，平時下了班回到家，她總是爭著去買菜、做飯，侍候年邁的奶奶。劉長紅的弟弟不幸患上了白血病，家人焦急萬分。劉長紅一麵勸慰奶奶、父母，一麵精心照顧病床上的弟弟。當醫生說隻有進行骨髓移植才有望挽救弟弟的生命時，劉長紅毅然提出由她給弟弟捐獻骨髓。
然而，災難再次降臨到劉長紅一家。受李洪誌歪理邪說的蠱惑，1998年劉長紅練上了“法輪功”。此後，她像換了一個人，對家失去了感情，常常夜不歸宿，後來幹脆八九天不回家。她的父母、叔叔實在看不下去，耐心地勸說她回心轉意。劉長紅不但不聽，反而大發脾氣。她喊叫著，要“上層次”，就要按“師父”說的，去掉“執著心”，去掉“名、利、情”……
劉長紅所說的“去掉‘執著心’”，正是李洪誌蒙騙群眾的重要“法寶”。李洪誌宣稱，“所有的執著心，隻要你有，就得在各種環境中把它磨掉……修煉就得在這磨難中修煉，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執著於那些東西，你就修不出來。”
為了去掉“執著心”、“上層次”，劉長紅不顧父母恩，無情地拋棄了姐弟情。治療弟弟的白血病要花費數十萬元的醫療費，並不富裕的父母心力交瘁。然而，沉迷於“法輪功”的劉長紅不僅不再提為弟弟捐獻骨髓一事，反而對“法輪功”如醉如癡。原本不堪重負的父母既要操心給兒子治病，又要不停地做她的思想工作。劉長紅的母親悲痛地說：“我們精神都垮了，連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都沒有了，再這樣下去，這個家眼睜睜地就要毀了。”81歲的奶奶看到劉長紅迷戀“法輪功”的樣子，也氣得病倒在床。
像李秀芹、劉長紅這樣因癡迷“法輪功”而釀成的家庭悲劇難以勝數。這些原本善良的人們，受李洪誌及其歪理邪說的蠱惑，為了去掉“常人”的“執著心”和“名、利、情”，一步步脫離了家庭，走上了邪路，致使成千上萬個家庭受到破壞。血的事實進一步證明，李洪誌及其“法輪功”是湮滅親情、殘害家庭、泯滅人性、侵犯人權的罪惡根源，對這一社會“毒瘤”必須徹底清除。
如果李秀芹、劉長紅等能假設自己是“法輪功”癡迷者的家人，站在家人的立場看待自己的行為，又會怎麼樣呢？
若是子女，本來正是在父母的懷裏打滾的年齡，享受父母對自己的愛，而有一天爸爸媽媽對自己的生活不再關心，情緒就會低落，對什麼事情也提不起興趣，上課也集中不了精神，學習成績必然下滑。若是攤上了一個癡迷“法輪功”的父母，整天練損人害己的“法輪功”。作為兒女，無父母之溫暖、無衣食之保證，輕者孩子的生活受到影響，重者輟學在家或流浪街頭，給兒女的一生都留下陰影。更不用提還有像劉文勇那樣心理和身體都受到傷害的孩子了。而這時，孩子最需要的就是父母對自己的關愛，讓生活恢複正常，讓自己可以重新享受家庭的溫暖。
若站在妻子或丈夫的立場上，本來家庭就是人們在不定的人生中共同扶助、同舟共濟的一片小天地。大家一直相親相愛，生活也算和睦溫馨，突然有一天家庭的另一半對這個家不再關心，一天到晚神經兮兮，一會兒打坐念什麼“上層次”，“求圓滿”經；一會兒手拿凶器視自己兒女、妻子或是丈夫為“魔”追殺砍打，家無片刻之寧日，人無些許之安定。如果再看到老人痛不欲生，兒女以淚洗麵，豈不足以使人崩潰。所以作為妻子或丈夫必定會對對方進行悉心規勸，談到家庭責任以及自己和孩子的期盼，希望對方能從對“法輪功”的癡迷中走出來，讓家庭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
至於若是父母，也會看在眼裏，痛在心裏，一個曾經多麼好的孩子呀！對周圍的所有人都充滿了愛心，也樂於助人，對家人更是照顧得無微不至。而有一天，一切都變了，一天到晚隻想著“消業”、“白日飛升”，對父母兄弟也不再關心，甚至經常不回家，不僅不再為家人分憂，反而讓家人更擔心。更有甚者，把父母家人的規勸當作“魔”，連起碼的親情都不顧念了，這才讓人更為寒心。可憐天下父母心，含辛茹苦將孩子拉扯大，指望養兒防老，可現在……老人的心都碎了。這時，父母多麼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像過去一樣正常地生活、學習和工作，重享天倫之樂呀！
2.若是朋友
人的一生離不開友誼與朋友，千百年來廣為傳誦的《高山流水》之曲，表明了知音之情、朋友之誼。傳說春秋時琴師伯牙在荒山野地彈琴，樵夫鍾子期竟能領會其義是描繪的“巍巍乎誌在高山”和“洋洋乎誌在流水”。伯牙驚曰：“善哉，子之心而與吾心同。”子期死後，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絕弦，終身不操。故有《高山流水》之曲。
真正的朋友，會排遣你的憂愁，救助你的危難，分享你的成就。“噩夢方才初醒，陰霾即將過去，蕩盡一切汙垢，人間正道永存。”如夢初醒的原天津大學精儀學院在讀博士生、“法輪功”癡迷者路爍，回想起與“法輪功”為伍的日子，真是感慨萬千。她感激政府給了她第二次生命，感激在危難中朋友的真摯友情，表示從今以後一定會腳踏實地地工作，以報答祖國的養育之恩和朋友的真摯之情。
1996年，路爍從河北師範學院畢業後回到家鄉任教，後又相繼考取碩士、博士研究生。讀書期間，練起了“法輪功”，她說：“李洪誌曾在多次講法中詆毀科學，反對科學，他說：‘人類現在的科學實質上是站在一個錯誤的基點上發展起來的，對宇宙、對人類、對生命的認識都是錯誤的，所以在修煉界我們修煉的人根本就不承認現在的科學，認為它是一個錯誤。’‘用科學永遠都探測不到這個宇宙的奧妙。’這些話大大迎合了我在求學路上的消極心理和懶惰思想，我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練功上，漸漸地疏遠了親朋好友，疏遠了文體活動，不再關心國事，把修煉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1999年7月19日，聽到一些小道消息，於是我就進京鬧事。然而這次北京之行讓我看到了如此大的舉動給國家帶來的嚴重危害。7月23日我回家後，捫心自問：師父叫我們永遠不參與政治，真修向善，可到北京鬧事不就是參與政治了嗎？可我當時又不敢多想。正是對‘法輪功’的癡迷，對李洪誌的崇拜和神化，使我喪失了正常人的理智、正常的思維和判斷能力，變成了一個可以隨意任人指使的精神奴仆。2000年我非法從‘法輪功’網站上下載邪教文章，並準備去北京天安門廣場‘護法’，認為如果不去就沒有‘圓滿’的機會了。”
“後來，到了勞教所，那裏的幹警們對我們像親姐妹一樣，給我們講解‘法輪功’的危害。在這期間，也有我的許多朋友來看我，他們也都很關心我的情況，希望我能夠早日與‘法輪功’決裂。此時我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陪著我談了好久好久，嗓子都談啞了。她給我舉‘皇帝的新裝’的例子，說李洪誌和那兩個騙子的做法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她還勸我不要陷在李洪誌的迷魂陣裏，一定要衝破‘神權’的束縛，李洪誌就是一個人，他也有父母，有親情，也生病，也住院，也結婚，也生兒育女，去美國還帶著他的妻子兒女和母親妹妹，他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所以要站在正常人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朋友的話使我陷入了深思，開始想那些從來不敢想的問題了。期間，這個朋友和勞教所幹警做了大量工作，於是我開始認真反思那段迷茫的路，真是痛悔不已。”
徹底醒悟後的路爍，感慨地說：“當我真正與‘法輪功’決裂的時候，我才知道欠下的情太多了，得還；我耽誤的事太多太多，得做。跳出來，我才真正流出痛苦、悔恨的淚；跳出來，我才真正從迷霧中醒來。”
在路爍的轉化過程中，她的朋友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就使她不得不思考，如果自己有一個朋友，是自己這樣的情況，也就是說如果自己有個朋友癡迷於“法輪功”，自己又會怎麼做呢？
如果看到自己的一個朋友，因為習練“法輪功”而學業、事業逐漸荒廢，對家庭不負責任，同時與大家的聯係也越來越少，甚至於不再和大家來往。那讓人多麼痛心呀！
世上離不開友誼，而真正的友誼，需要用熱情去灌溉，用原則去護理。所以作為朋友，首先要做的就是把這個“法輪功”習練者拉回到朋友之中來，要讓她（他）感受到自己是社會的一員，集體中的一員，自己的任何行為都會對其他人產生或好或壞的影響，而不能是一個隻考慮自己的離群索居者。作為朋友，可以多組織一些朋友間的聚會讓她（他）參加，這樣她（他）就會從中感受到友愛的溫暖以及和朋友在一起快樂。其次，還要從生活上和思想上多關心，盡可能地多和她（他）聊天，了解她（他）的想法，以積極健康的心態感染她（他）；在她（他）需要幫助時，及時地給予幫助；也要在她（他）能幫助他人時，請求她（他）的幫助，讓她（他）知道在滿足別人需要時也給自己帶來的良好心情。通過這樣的一些方式，讓她（他）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
3.若是同誌
杜孝明是農業部規劃設計研究院的工程師，他曾是一位頑固的“法輪功”分子。1997年5月開始“練功”，先後參加了圍攻中南海、到天安門廣場鬧事等一係列非法活動。2000年2月因再次去天安門鬧事被拘留，當年7月被判勞教一年。後因表現較好，被所外執行。
說起自己的轉化經曆，1992年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杜孝明顯得非常理性：“‘法輪功’具有很強的欺騙性，我並不是一開始就看清它的邪教本質的。”
杜孝明說，剛開始練“法輪功”的時候，附近有練功點，上麵有輔導站，組織者都說練功隻為強身健體，與政治無關。但漸漸地，李洪誌在“經文”裏就要求他們去新聞單位“說理”、去政府機關請願，並許諾說：隻要去了就“圓滿”了。後來李洪誌又要求他們去中南海、天安門，說是為了最後的“圓滿”。這都是一些極端的做法。現在想起來，李洪誌是在一步步地從精神上控製他們，手法的確歹毒。
杜孝明特別感謝單位領導和勞教所的幹警。為了達到所謂的“圓滿”，他幾乎放棄了工作、拋棄了家庭，上班經常遲到早退，單位領導找他談心，勸他好好工作，他卻反駁說沒有比“練功”更重要的工作。去年10月29日是他的生日，單位領導帶著他的家人來勞教所給他過生日，並向他保證：隻要轉化，還可以回單位上班。
而勞教所的幹警對他們也像親人一樣，用黨和政府的政策感化他們，給他們講解“法輪功”的危害，這些道理在他的精神被李洪誌嚴密控製的時候是聽不進去的。醒悟後，他十分慶幸自己早日來到了勞教所，不然還會在迷途中下滑。有一次，隊長安排他們看《焦裕祿》、《雷鋒》等影片。盡管他極力提醒自己不要動情，但看著看著，還是止不住流下了眼淚。他當時就想，自己這麼不服從管理，可政府、幹警們仍然對自己這麼關愛，和雷鋒、焦裕祿的無私奉獻相比，自己的心靈是多麼的自私和肮髒啊！如果平時連個助人為樂的好人都做不了，還談什麼“真、善、忍”。看完片子以後，獄長陪同省領導專門來看望了他們這些服刑人員，獄長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回到大家中間來吧，我們都在熱切地企盼著你回來。”那一刻，他感到一股暖流湧遍全身。那天晚上，他想了許多許多……
“我為了自己的所謂圓滿，竟然對抗政府、社會，不顧家人。就這樣，黨、政府、單位仍沒有拋棄我。孰善孰惡、孰真孰假，不是一清二楚了嗎？去年末，我終於想通了，當時就覺得非常內疚，趕緊給單位和家人打電話，向他們道歉。”
轉化之後，杜孝明還主動幫政府做其他人的轉化工作，希望這些努力能夠補償以前的過錯。到目前為止，先後已有20多個“法輪·188·功”頑固分子直接或間接地被他說服，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來。
杜孝明說，如果沒有單位同誌和勞教所同誌們的悉心幫助和耐心開導，他可能還會在歧路上越滑越遠。作為同誌，他們在最艱難的時候也沒有放棄他，他才可能重回正常生活。
但是，仍有一批“法輪功”習練者，對於領導、同誌以及學習班、勞教所的幫教人員苦口婆心的勸說，真摯熱情的感化，充耳不聽，視而不見，大有針插不入，水潑不進之勢。對這些習練者，如果做一下換位思考：若你是領導，你是同誌，你是幫教人員，該當如何呢？若是領導，看到下屬整日心不在焉，遲到、曠工去習練“法輪功”，你難道會無動於衷嗎？若是同誌，看到平日一起工作的同仁，突然判若兩人，以前的朝氣、幹練和敬業精神蕩然無存，整日裏胡言亂語，你能不痛心嗎？若是幫教人員，看到幫教對象，鐵板一塊，無動於衷，視教育為兒戲，將幫教人員視為“魔”，你能不揪心嗎？然而，實際上，許多單位領導、同誌以及幫教人員，並沒有放棄對癡迷“法輪功”習練者的幫教與轉化工作，他們像杜孝明接觸的領導、同誌、幫教人員一樣，苦心孤詣、殫精竭慮，做好轉化工作，挽救了一大批“法輪功”習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