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宗法製和君主專製政治的影響
中國古代社會實行以宗法製為基礎的君主專製製度，家國同構，家國一體，父是家長，君為國父。每個人都要受到家庭的束縛，任何人都要接受帝王的統治，上下尊卑，各處其位，忠孝節義，各守其責。一個個家庭據血緣的遠近親疏形成一張張網絡，被縛於其間的個人首先要考慮的是對權威的服從和對家族的責任義務。在由家庭網絡擴展成社會、國家大網絡中更是如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主帝王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獨攬全國政治、經濟、軍事、司法等一切大權，一切政務任憑皇帝個人獨斷專行。所有官吏都必須無條件地效忠於帝王，聽命於帝王的差遣，按照帝王的命令行事，容不得半點懷疑和違拗，否則即被視為“大逆不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以血緣關係形成的宗法體製和“家天下”的封建專製統治企圖將中國人訓化為家族的孝子賢孫，朝廷的忠誠奴仆。在恩威並施的宗法製和專製政治下，人們喪失自主意識和批判意識，盲目服從權威和依賴權威，克製自我，反對創·22·新，謹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這些都是宗法製和專製政治給中國人造成的十分突出的國民性格，也是宗法製和君主專製得以長期維持的社會基礎。雖然幾千年後的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推翻了君主專製政體，但由於傳統的宗法製和專製政治，這兩棵古老的大樹早已枝繁葉茂，以至在它枯萎消失之後，仍在頑固地施放它的影響。
李洪誌正是利用了幾千年來宗法體製和封建專製政治給中國人造成的奴性意識和依賴心理，炮製出一個獨一無二的人類“救世主”，讓人頂禮膜拜，死心塌地地追隨。在“法輪功”組織中，教主李洪誌的指令由於沒有信眾的自主精神和批判意識的監督和反對而變得隨意和任性，而信眾由於對李洪誌的極度順從和依賴而變得麻木不仁、無慈無悲。於是，李洪誌的任何指令（不論這些指令是殺人的、自殺的、無條件捐獻財產或反對政府、擾亂社會秩序的）都會得到信眾的無條件的忠實的執行。因此，邪教“法輪功”的組織日益擴大，其反動性和破壞性也與日俱增，最終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一顆“毒瘤”。
二、現代“癌”變——“法輪功”產生的現實原因
“法輪功”在當代中國社會出現，並占據相當的社會文化空間，獲得了一定的精神控製，甚至征服了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共產黨員和黨的一些幹部，這絕非一種偶然，其中有著深刻的社會現實因素。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法輪功”邪教組織的產生，是由於群眾的素質偏低，因而上了李洪誌一類騙子的當，使“法輪功”在短時間裏惡性膨脹。一句話，是“傻子”遇上了騙子的問題。這種說法缺乏深刻的說服力。因為在我國上述的種種土壤和條件從來就存在，今後在一個相當長時間內仍然存在，“法輪功”為什麼在以前沒有產生並直接危害社會？目前又為何陷於土崩瓦解之中？可見，“法輪功”邪教的產生還有某些特別原因，沒有這些特殊原因，上列各種根由隻是可能性，永遠變不成為現實性。恩格斯當年在分析西方中世紀社會基督教信仰的流行時所說，僅僅把民眾對基督的信仰解釋為傻子遇到騙子是沒有說服力的，我們應該到這種信仰以外，即社會生活中去尋找宗教信仰形成的根源。這就告訴我們，人們是不會輕易信仰某種理論、觀念、學說，盲從某種意識形態的。
信仰作為人類特有的一種精神活動，作為一種文化心理現象，也作為一種終極關懷機製，它不是憑空產生的。它總是和某個特定時代的社會時尚、文化心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是社會創造了信仰。“法輪功”在當代中國的流行以及一些人對“法輪功”的迷戀與信仰，與當代中國社會的變革及其所導致的個體心理變化息息相關。具體地講，我國社會處在轉型的過程中，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價值觀念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特別是新舊體製、新舊思想文化、新舊價值觀念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激烈碰撞，在此過程中，國內各種曆史沉渣泛起，國外各種腐朽思想文化滲透獲得了難逢的機會。由於國內外這類消極因素的聚合並附著在正在成長中較為稚嫩的社會肌體上，從而引發了局部社會組織的癌變，因而能在一個較短時間裏快速膨脹為一個社會毒瘤。由此，我們隻有把“法輪功”的出現置於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這個社會文化大背景下作深層透視，才能真正找到解釋這一問題的現實深刻原因。
1.“法輪功”的產生與我國社會生活劇變而出現人們的精神困惑密不可分
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麵展開，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曆史階段。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後，伴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深刻劇烈的社會轉型時期。這一轉型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等方方麵麵，它不僅推動了整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而且也帶來了整個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這些變化突出表現為經濟成分和經濟利益多樣化，社會生活方式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就業崗位和就業方式多樣化日趨明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的深刻變化必然引起人的精神世界的變化，對依靠誰、信仰誰、選擇誰、我為誰等一係列問題，則在碰撞和陣痛上，尋求確定性的回答，在價值取向、世界觀、人生觀、社會觀、權力觀和親情倫理觀等問題上，予以重新定格。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由於種種負麵影響，社會生活中出現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人們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出現了損害他人和社會的行為，社會醜惡現象屢禁不止，犯罪現象猖獗，這為人們的精神世界蒙上了一層陰影。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使國際共產主義遭受到巨大的挫折。這一係列變故總體上使得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的思想處於劇烈變化的狀態，許多人對傳統的信仰產生了不少迷惘，社會上出現了較為嚴重的信仰危機。加之，社會轉型引起社會動態失衡，導致社會秩序結構改組或混亂，一些人因此被擠到社會邊緣，還有一些人則掉入弱勢人群。麵對這種社會現實，一些人對現實不滿而又無可奈何，生存無力而一時又不可馬上改變，前途未卜而又難以選擇，於是，他們的思想、信念、理想、信仰開始了悄悄的變化。許多人不再執著共同的理想信念，也不再堅守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道德原則，而是開始關注個體生存的質量、重視自我肉身存在的狀態，追求生命過程中的運氣與幸福的體驗，渴望生命周期的延長以及告別此世之後能有一個更好的歸宿。正是這種冷漠、低調、肉身化的社會心理，為“法輪功”的產生提供了合適的社會生態環境。
“法輪功”之所以能夠一出現就具有了相當的市場，並且促使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甚至黨員、幹部對其產生濃厚的興趣，就在於其歪理邪說迎合了社會轉型時期人們一種微妙而複雜的心理變化。如李洪誌講當今社會“群魔亂舞”，唯有“法輪功”教人向善做好人，這就迎合了一些人渴望有一個安定、有序、互助的社會環境的心理。又如“法輪功”提出強身健體，學法修身養性，修真、善、忍做好人，上層次、圓滿最終成佛成神，這就迎合了一些人心理饑渴、精神困惑的需要。再如李洪誌不失時機地迎合一些人自我保全的心理要求：“修煉能治病”、“每個學員身體都有法身保護”，“我的法身要重新給你安排人生道路”，這些“好處”吸引了邊緣人群和弱勢人群中的不少人。從人類精神發展史的角度看，人們信仰的改變，尤其是對個體命運的過分關注，對有神論的崇信，大多是發展在社會劇烈變革之際，往往是與人們精神世界的嬗變，有著較為密切的關係，如西方的基督教信仰。正是由於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一些人信仰的變化，使得“法輪功”不僅沒有受到遏製，反而肆無忌憚，形成一股邪惡勢力。
2.“法輪功”的產生與我國文化多元化而出現的文化價值迷失密不可分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體製的急劇轉型，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形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國家的文化形態正在由過去那種主流意識形態整合型向著多元文化並存型轉變。農業文明的文化、工業文明的文化以及後工業文明的文化，傳統主義、現代主義乃至於後現代主義，這些原本依次更替的文化形態擠在一個共時的平麵上，話語喧嘩，使得人們的文化價值選擇出現了很大難題。不僅如此，在國家主流文化不斷發展的同時，社會的各種非主流文化亦即亞文化係統也蓬蓬勃勃發展著，並獲得了相當的發展空間。這些社會的亞文化係統，不僅包括大眾文化、民間文化，也包括一些粗俗的非理性的、封建落後的文化垃圾，如江湖巫術、占卜迷信等。它們假借弘揚民族傳統文化，或盜用現代科學文化的名義，利用現代科學文化巧妙包裝，或美其名曰創造一種“中國新世紀”的新文化等，並在各種民間組織的巧妙運作下發展起來，形成規模，占據了相當的社會文化空間，並且與國家主流文化形成了話語對峙。這種社會文化環境對廣大群眾來說，不可能不產生影響。特別是我國國民素質還不高，尤其是一些人科學文化水平不高，政治思想覺悟較低，政治敏銳性較差，導致文化價值迷失，再加上這股新的有神論思潮，26·大都借用現代科學包裝，盜用各種哲學與宗教概念，動員一切可能動員的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調動各種先進的實驗設備和測試手段，特別是一些特別垂青於中國傳統巫師法術、神秘主義哲學的學者煞有介事地從儒、釋、道的望風氣角、星占易卜、神仙法術、神通神異及筆記小說中的扶乩傳說去解道論玄，論證各種功法的真實不虛，就更加使人信以為真。於是理性科學、唯物主義的信念開始讓位於非理性與神秘主義，正確的信仰讓位於“法輪功”。通過對癡迷於“法輪功”人員的調查，很多人對“法輪功”的信仰都是由於堅信“法輪功”與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天然聯係及其具有現代科學的品性。在他們看來，“法輪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的集大成者。在某種程度上，其功法與義理甚至超越佛教文化。尤其是“法輪功”對佛教的一些概念、術語的盜用，如法輪、業力、輪回等，更使很多人深信不疑。而李洪誌自己裝扮成“科學大師”，盜用現代科學的一些概念術語宣揚他的“宇宙論”，確實令那些對於現代天文學、地理學、人類學、物理學等十分陌生的人產生一種奇異與敬佩感，把李洪誌當作科學大師來崇拜，把“法輪大法”當作宇宙的根本大法來信仰。尤其是當李洪誌網羅一些知識分子為其“法輪大法”進行所謂的“科學論證”、“科學驗證”之後，就更令人堅信不移。這些為“法輪功”的形成與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3.“法輪功”的產生與我國思想政治工作削弱密不可分
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以後，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過程中，出現了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的現象，使黨的宣傳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了削弱。鄧小平同誌說：“我們最近十年的發展是很弱的。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麵，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對廣大群眾和幹部缺乏進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方麵的教育，進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教育，更缺乏對他們進行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教育，缺乏對其進行黨的組織原則及宗教政策方麵的教育，缺乏進行相關的科學文化知識教育，致使一部分群眾甚至黨員幹部的思想道德及科學文化素質嚴重下降，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消退，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人生觀頗有市場。
迷信“法輪功”，不僅僅是世界觀的問題，也是人生觀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一種消極頹廢的人生觀、極端個人主義人生觀在行為層麵上的反映。他們把人生價值追求傾斜到了個體肉身存在的層麵上，執著於追隨李洪誌修煉“法輪大法”，追求“成佛成仙”，貪求個人生命的“圓滿”，能夠使自己的生命“提高層次”、“升天”。在李洪誌的欺騙唆使下，有的人達到不惜拋棄家庭和生命這樣著迷的程度；有的人甚至不顧社會和國家的利益，不顧黨紀國法，聚集中南海，向黨和政府發難。一些習練“法輪功”的人之所以如此執迷不悟，態度堅決，就是因為他們心目中已經喪失了為人民服務、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他們的人生價值建立於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的坐標上。正如一個“法輪功”癡迷者說得十分明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去我們把它當成奮鬥的目標，是我們太天真了。”正是這種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價值觀，使一些人成為“法輪大法”的忠實信徒。
思想政治工作弱化，不僅造成人們思想素質的下降，而且也導致一些人文化素質的下降。他們不僅不懂現代科學知識，成為偽科學的信奉者與宣傳者。同時，有相當一部分人文化素質低下，不能辨別科學與偽科學。有的人閱讀“法輪大法”後，認為“法輪大法”是最高的科學，竟然對李洪誌敬佩得五體投地，認為李洪誌不僅是氣功大師，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大科學家。在他們看來，李洪誌不僅精通佛法，而且天文地理無所不曉，尤其是關於宇宙、自然、人類未來的發展等觀點，簡直神了。甚至就連“法輪大法”把核裂變說成是核聚變，說凡是分子都是由200萬個原子排列起來的，世界是由水構成的，把代表空間距離的“光年”說成是一種時間單位，甚至於“物質和精神是同一性”這類明顯的知識錯誤都辨別不了。無知導致愚昧，愚昧則是迷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