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乾坤妖霧來——“法輪功”產生的社會背景(1 / 3)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二年,在華夏大地上突然升騰起一股邪氣。李洪誌,這個在芸芸眾生中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正如他自己所說,在長春的犄角旮旯裏,神仙“一高興便選了我”,修煉圓滿,傳功出山了。

學了幾天的氣功並到泰國溜達了一圈的他,精心拚湊了個所謂的“法輪功”迷惑眾生。

他,膽大妄為,將自己的生日篡改與釋迦牟尼同生,“釋迦牟尼哪天生的,我也哪天生的,他是佛,我也是佛”,在他眼裏,釋迦牟尼“不及我的一個小拇指頭”。

他,亂謅自傳,說自己“四歲接受佛家全覺大師傳授,獨傳修煉法門,八歲修煉圓滿,十二歲達到世間法上乘,具大神通”。

他,裝神弄鬼,一會兒吹噓自己少年時具有“意念搬運”、“遙感遙控”、“隱形穿牆”、“人眼透視”四大奇功;一會兒巴掌啪啪啪地拍打病人,一邊打一邊喊叫“下去!下去!”;一會兒說給人開天目,但到頭來以別人“心不誠”為遁詞,為自己開脫……

在“法輪功”的毒害下,從1992年到1999年,七年來,中華大地上演出了多少人間悲劇:

多少人,癡迷心竅,走火入魔,拋棄了親情、愛情、友情,搞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留下了斑斑血淚;

多少人,為求圓滿,“白日飛升”,剖腹、自焚、上吊、投井,釀成了件件惡果;

多少人,為提高功力,上層次,殺人放火、投毒爆炸,造成了樁樁災難……

“法輪功”,冒天下之大不韙,逆情理之大不容,在李洪誌的欺騙迷惑下,害國害民害社會。“法輪功”,這個世紀之交的大邪教,已為科學之大敵,社會之大敵,人類之大敵。

“法輪功”,這個當今不二法門的邪教組織,何以會在世紀之交中華大地上肆虐猖獗?它迷惑善良無辜的人的手法伎倆何在?李洪誌曾說:“隨隨便便就給一個人泄露這麼多天機,那是不允許的。”然而,既然邪氣衝天,豈能包住天機?那麼,天機泄露之時,即是眾人清醒之日!

乾坤朗朗,日月昭昭。正當全國各族人民齊心協力、眾誌成城地投身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偉大而光輝的事業時,在中華大地上陡然間升起一團妖霧——“法輪功”,並在較短時間內肆意蔓延發展,給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了巨大損失,也極大地破壞了我國政治清明公正、經濟蓬勃發展、人們安居樂業的大好局麵。為徹底根除“法輪功”這股妖孽,“撥開雲霧見青天”,我們首先必須對“法輪功”產生的根源有一清醒認識:“法輪功”的產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哪一單方麵因素激發而生的,它的出現是錯綜複雜的多方麵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既有漫漫歲月積澱下的沉渣再次泛起的曆史原因,也有特定時代自身所包藏的社會矛盾激化的現實原因,還有動蕩不定、衝突不斷的國際局勢和一些反華勢力圖謀不軌借機反華的國際原因。唯有對這些曆史原因、現實原因、國際原因有深入和全麵的認識,我們才能實事求是地對症下藥地提出有效措施,挽救受蒙蔽、受欺騙的“法輪功”習練者,並徹底摧毀“法輪功”邪教,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片安定祥和的藍天。

一、沉渣泛起——“法輪功”產生的曆史原因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曆史和燦爛的文化,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曆程更是積澱出了令億萬中華兒女引以為豪的深厚傳統。但曆史在前進,社會在發展,現實社會的一次次衝擊,既洗刷出文明的精華,也滌蕩出愚昧的糟粕和沉渣。精華的豐功偉績自不待言,糟粕和沉渣的累累劣跡也切不可忽視。曆史無數次證明:每當社會一振蕩、一變革、一活躍,這些糟粕和沉渣就可能瘋狂泛起,貽禍無窮。上世紀末產生於中國社會的“法輪功”邪教組織,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席卷全國,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總站39個,輔導站1900個,練功點數萬個,一度控製數百萬練習者,給人民的生命、健康、財產造成了極大損害。據不完全統計,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因修煉“法輪功”致死1400多人,僅北京、天津、河北、山東等省市的7家醫療機構收治的因修煉“法輪功”導致精神障礙的就有100多例,給社會造成的經濟損失更是無以數計。邪教之毒,以此為甚;邪說之害,以此為烈。究其原因,雖然是多元的,且錯綜複雜,但不可否認,曆史沉渣的泛起、糟粕文化的死灰複燃,卻是不爭的曆史根源。

1.迷信思想和迷信活動的作祟

迷信的產生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原始社會,它源出於人類蒙昧時期對於自然力量的畏懼和屈服,進入階級社會後,人們對於比自然力量更加難以把握的社會力量的畏懼和屈服,則進一步助長了迷信思想的發展和廣泛傳播。在曆史上,迷信的發展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逐步向唯心主義哲學和宗教滲透,表現為相信並崇拜超自然力量的社會意識形態,這是其理性化發展的一麵;另一方向是沿著低俗和無知方向發展,成為愚昧落後的各種巫術,主要表現為占星術、相麵術、看風水、跳神、扶乩、算命、測字、求雨、招魂、驅鬼等。今天我們所要蕩除的迷信,主要是指後者,即低級無知的各種巫術。

我國社會自古就有著濃厚的迷信崇拜,上自君王,下至黎民百姓,無不敬畏神靈,頻繁地進行著各種迷信祈禱活動。在經過2000多年封建神權思想的侵蝕和禁錮之後,這種崇尚神靈,敬畏自然和社會超能力量的迷信思想仍大有市場。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政府雖然幾度大力開展破除封建迷信活動,但迷信的餘毒尚未徹底肅清,這就在客觀上為以後邪教滋生和傳播遺留了土壤。迷信之所以能被邪教利用,究其原因主要在於:首先,兩者在性質上相同,都是以欺騙手段來蒙蔽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和非主流群體;其次,很多迷信形式在社會的不少領域根深蒂固,在不少群眾中有心理基礎,一遇合適的氣候,許多不明真相和愚昧無知的群眾往往迎合讚同;再次,科學愈是進步,社會愈是發展,呈現在人們麵前的未知領域也就愈多,科學理論不可能回答和解決現實中的所有問題,這成為邪教利用迷信思想和活動的客觀條件。

恩格斯曾經指出:“傳統是一種巨大阻力,是曆史的惰性力。”

“陳舊的東西總是企圖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複和鞏固。”當前,我國社會正處於一個轉型時期,舊的模式已經沒落,舊的體製和模式已經在變動,舊的思想道德規範已不適應新的實際,但新的尚未堅實地建立起來。在這種背景下,習慣於傳統的人們變得困惑和迷茫,信仰失衡,心靈失落,急切地需要尋找一個感情的依托對象。於是,無論是在經濟發展較快的沿海地區,還是在相對落後的內陸地區,神靈鬼怪、巫婆神漢,紛紛鵲起;占卜算卦、看相測字等迷信行為隨處可見。不信科學,信神漢;有病不請醫生,請巫婆,跳神驅鬼,焚香燒符,並不罕見。正是在這樣一片封建迷信的烏煙瘴氣中,李洪誌的“法輪功”乘隙而生。

2.多元的民間崇拜和民間信仰的演化

中國在曆史上就有長期的民間宗教傳統和複雜的民間信仰、民間崇拜,這是由我國社會結構的特點決定的。在我國曆史上,民間社會容易形成各種民間宗教團體。老百姓、小生產者也往往根據各自的現實所需,隨時選取各自的信仰對象。他們可以同時有好幾種宗教信仰,可以隨時改變自己的宗教信仰,可以自由出入各種宗教場所,參與不同的宗教祭拜和禮儀活動。哪一個菩薩靈,就去求他,哪一個大師高明,就去拜他,可以今天拜某一個大師,明天又去投奔另一個大師。正因為如此,袁傳銀博士曾指出:“中國的老百姓、小生產者信仰宗教的目的並不是看重天國的真實價值,也不在於將自己奉獻給崇拜偶像,向其懺悔贖罪,而在於以宗教迷信信仰作為逃避苦難、獲得現實感性生活的幸福和向崇拜偶像索取保佑的手段。”這形成了中國民間特有的各取所需的多神教傳統。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民眾所尋找、所崇拜的“大師”,往往基於三個要求:一是具有保人平安,消災解難的神能;二是具有保人健康,驅魔治病的神能;三是具有在人死後能替其誦經念咒,度人升天的神能。如果教主或“大師”不能經常展現這些神能,替人“治好”各種病,使人延年益壽、了無病痛,即使是已有的虔誠信徒,也可能再次流失掉。因此,那些民間教派的教主或“大師”們,為了營生,為了斂財,或是把東方傳統宗教與民間信仰相結合,或是加入基督教某些教義,或是加上時髦的科學名詞或方法,演化出各類不同的新宗教,甚至演化成騙錢騙色、危害信徒身體健康、剝奪教徒生命安全、擾亂社會秩序的邪教。李洪誌及其“法輪功”便是其一,而且與其他邪教相比,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李洪誌不僅盜用佛教和道教的經義,歪曲利用氣功、科學等名詞術語,又反過來詆毀道教、佛教,否認科學、誣蔑科學,極盡其邪惡歹毒之能事,將自己神化為無所不能、無所不會的“宇宙間最大的佛”。他還聲稱,人們通過修練“法輪功”後也可以成神成佛,成神成佛後可以“要什麼有什麼,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這一套歪理邪說,迎合了部分人的思想,滿足了部分人的願望,使那些為了消災解難,祛病強身,為了成神成佛的無辜百姓步入了李洪誌精心設置的迷陣之中,對李洪誌唯命是從,對“法輪大法”唯令是遵。

3.氣功的神化和偽氣功的泛濫

氣功作為一種強身健體的體育活動,是人類養性健身實踐經驗的總結。它與中藥、針灸、推拿一樣,也是祖國傳統醫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我國已有幾千年的曆史。在黃老之術、瑜珈術、道家、佛家、醫家、武術家等許多著作中都有記載,中國氣功強調身心並練、性命雙修,確能健身治病,延年益壽,培養高尚的道德情操,開發人類智慧和潛能。這一點,即使是現代科學也無可否認。但它並非萬能,也不能包治百病,更不可能使人長生不老,升天成神。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大地上卻興起了一股“氣功熱”,一時間,這種功,那種功,這個大師,那個大師,紛紛登台亮相。一些自稱氣功大師的人,肆意歪曲氣功這一中華傳統文明,製造出什麼“開天目”、“人體透視”“遙控治病”、“靈魂出殼”等等所謂的“特異功能”。他們通過電視、報紙、雜誌、網絡等傳媒連篇累牘、鋪天蓋地地大肆宣傳。頓時間,一個個神話似乎都成了現實,一些謊言也變成了真理。辦班傳功,帶功授課,發材料、印講義,確實迷惑了一大批群眾。

正因中醫、氣功的盛名,再加上這股“氣功熱”的煽風點火,一些善良的群眾抱著健身祛病、益壽延年的目的參加到氣功練習者的行列,相信一些江湖騙子和別有用心的人編造的偽氣功歪理邪說。正是在這種條件下,那個自稱“八歲得上乘大法,具大神通,有搬運、定物、思維控製、隱身等功能——功力達極高層次,了悟宇宙真理,洞察人生,預知人類過去、未來”,而實際上不懂氣功,沒有功力,也不能治病的李洪誌,竟然糾集了一班人,盜用佛教用語,拚湊了“法輪功”經文《轉法輪》等,又抄搬一些氣功師的形體動作,再摻雜進“去泰國探親時模仿的其他舞蹈的某些動作”,從而拚湊出一套“法輪功”功法,教其弟子終日練習。同時還惡毒地用他的假氣功誣蔑詆毀真氣功,胡說什麼中國、印度的氣功師都是“動物附體”,“狐狸附體”、“大蟒附體”、“黃鼠狼附體”,並聳人聽聞地說“氣功師的書裏,都是蛇、狐狸、黃鼠狼,從字裏行間往外跳”,要大家不要相信,不要去看,統統扔掉,而隻學他一家的“法輪功”,所謂“修煉要專一”、“不二法門”。可悲,善良百姓聽信其胡謅誑言而跌陷“法輪功”的魔網;可歎,經這一練竟釀成許多人精神失常,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劇。

4.曆史上“邪教”——秘密教門的承襲

“法輪功”邪教的出現,是我國曆史上帶有邪教特征的秘密教門的承襲。翻開曆史典籍,常可以看到一些困擾曆朝曆代統治者的異端“邪教”,他們多以秘密教門、會道門形式出現。自元代以來,秘密教門形成規模,明清兩代呈泛濫之勢,清末民初時期,一些秘密教門不是順應曆史發展的潮流前進,而是逆曆史潮流而動,仍然堅持迷信,反對科學,堅持專製帝製,反對民主共和。後來,有些會道門與外國侵略者相勾結,充當漢奸,為虎作倀,反對人民革命,則轉化為反動會道門。全國解放後,會道門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並借傳教斂財,破壞社會治安,利用封建迷信危害人民健康,散布“三期末劫”等謠言邪說,製造恐怖氣氛,煽動變天思想,企圖亂中奪權,完全成了反動組織。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就被人民政府明令取締。

中國是一個曆史悠久的國家,每一次社會動蕩之後都會湧現出一批邪教組織。當前,我國以“法輪功”為代表的邪教現象可以說是曆史邪教的驚人重複:它產生於我國社會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人們工作生活中遇到一些挫折,思想上出現種種不適應,是其賴以發生發展的氣候和土壤;它采取教人打坐練功、修道成仙的方法招攬信徒;它以裝神弄鬼,誦咒念經的方式來治病驅邪,借以收買人心,擴大勢力;它竊取儒、釋、道三教學說,大加歪曲篡改,從思想上俘虜、控製民眾;它散布“末世論”、“地球爆炸”“人類毀滅”之恐怖,宣傳唯有參加其教才能得救、升達天國的思想;它組織嚴密,采用秘密傳授的方法,神化教主,鼓勵教主崇拜、絕對服從、奉獻一切(包括生命);它無視法律,破壞法製,非法出版、推銷邪教書籍,非法出售邪教音像製品,非法辦班搞邪教講座,詐騙成員,斂取錢財;它具有反社會、反政權的傾向,有鮮明的政治態度,並竭力打入統治階層內部,爭取一部分上層人物的支持。這種種特征表明,“法輪功”邪教組織無論是在宣講邪說邪義內容上,招納信徒、發展組織、誘騙群眾的方法手段上,還是在破壞社會安寧、擾亂社會秩序的目的上,都是對我國曆史上異端邪教的照抄照搬,沒有多大差別。倘若說李洪誌創立的“法輪功”確有什麼“新意”的話,那就是它歪到了極點、邪到了極點、毒到了極點:它鼓吹地球是一個“爛蘋果”,是宇宙人的“垃圾站”;它大力神化教主,聲稱李洪誌是宇宙間“唯一的大佛”和救世主;它盜用宗教、氣功的名稱,卻又無恥地百般詆毀、誣蔑宗教、氣功;它把愛護和幫助他們的親人和朋友看作魔鬼,非打即殺;它非法聚眾圍攻政府部門和新聞單位,甚至包圍中南海;它有組織地秘密竊取國家機密,散布國家機密;它慫恿信眾用殘酷的殺人和自殺手段練功護法,追求“圓滿”;它叛國、賣國,積極投靠外國反華勢力,自覺充當國際反華勢力的工具等等。因此,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法輪功”與我國曆史邪教的關係:“法輪功”作為當代邪教的代表,它既是曆史中各種邪教衣缽的承襲者,又是新時期邪教的“集大成者”,它的歪、邪、毒都是曆史上絕無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