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法輪功”的產生與某些工作不力密不可分
首先，社會控製係統、管理係統弱化使“法輪功”做大。如果說計劃經濟時期社會控製主要憑借“以階級鬥爭為綱”來維係，那麼改革開放以來原有的社會控製係統、機製、手段及權威在消解，新的社會控製係統尚在形成和完善之中。法輪功利用我國社會控製係統新舊交替之際功能弱化興風作浪，李洪誌初設“法輪功”時，他既不到有關部門登記，也不照章納稅。由於無人監管和處罰，他積聚了不義之財，膽子越來越大，野心膨脹，隨即在全國各地公開辦班“講法”，秘密結社，“層層設站，處處布點”，經過幾年的苦心經營，終於形成影響全國、滲透黨內外，遍布城鄉的非法組織。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99年“法輪功”被取締時，由“法輪大法研究會”發行的書達1057萬冊，配套音像製品5000多萬盤，還經營練功服、坐墊、徽章等“法輪功”係列用品，偷漏巨額稅款，卻無人對其查處。“法輪功”書籍和音像製品的盜版印刷、發行也十分猖獗，不法書商與“法輪功”組織沆瀣一氣，也是“法輪功”肆虐全國的原因之一。我們在政治上的麻木，管理上的放縱，終使“法輪功”做大。
其次，黨內腐敗現象的存在，對人們的心理也產生了很大的負麵影響。腐敗盡管隻是少數人所為，但影響極壞。對此，黨和政府如果不能及時遏製、徹底根除的話，勢必會動搖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動搖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動搖人們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信心，動搖人們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法輪功”邪教組織很大程度上正是利用了人們對黨內腐敗的深惡痛絕，鼓動人們放棄原來的政治理想和信念，而改信“法輪大法”，修煉“來世”的。
再次，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心不夠，給“法輪功”帶來了可乘之機。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我國經濟體製的改革，尤其是市場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經濟製度、經濟政策以及分配製度的變革，公有製為主體與多種經濟成分並存，按勞分配為主與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共同致富與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存，以及近年來經濟體製轉軌所形成的企業虧損、效益下降、下崗失業等一係列問題，使一部分人遭遇到比較實際的生活難題。生活上的困境導致精神上的困惑，於是思想信念開始動搖，甚至於精神苦悶，彷徨，去尋找新的精神寄托。“法輪功”邪教組織，實際上就是利用社會轉型所造成的這一心理空間，利用改革開放給人們造成的短暫心理失衡，不失時機地提出了“真、善、忍”和“法輪大法”等所謂的人生信念和修煉目標，以此來填補人們精神上的空虛，麻痹人們的社會情感，消磨人們的意誌，扭曲人們的心靈，控製人們的思想。試圖讓人們通過修煉“法輪功”來逃避現實，以求心理上的安寧，最終進入天國。“法輪功”之所以能夠欺騙那麼多的人，正是因為它的某些東西迎合了一些人的心理需要，尤其是迎合了某些心理適應不良的或屬於社會弱勢群體的心理需要。
三、應“惡”而生——“法輪功”產生的國際原因
“法輪功”邪教組織的產生並且如此猖獗，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國際原因。
1.從國際經濟背景看，“法輪功”的產生與世界範圍內形成的物質貧窮與精神空虛密不可分
當今時代，經濟的迅速發展、科技的日新月異與政治的複雜多變交彙成了世界發展史上的高頻奏鳴曲。然而，世界的迅速發展並不是全人類的福祉。就物質文明的發展而言，物質的極大豐富隻屬於少數國家，科技進步更大地推動了發達國家而不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的飛速發展，科技進步帶來的物質文明的發達進一步拉大了發達·30·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鴻溝。在同一個國家內，即便在發達國家，豐富的物質生活也沒有恩澤普遍降臨在每個人的身上。據1995年4月7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發表的研究報告，該州當年有近16，即500萬居民經常處於半饑餓狀態，比七年前增加了將近50%。在美國存在大量窮人的總體環境中，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也存在著農村與城市的巨大貧富差距。美國前總統約翰遜早在30年前就保證要消滅貧窮的阿巴拉契亞山區的貧困，然而該山區的貧困率非但沒有消滅，反而從當年的32%上升到了51%，並且該地區的失業、流行病、犯罪、酗酒、吸毒等現象都相當嚴重。
由於物質貧窮導致人們精神危機，其具體表現，首先是因為當今世界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之間的巨大鴻溝，人們心理對高度發達的物質的承受能力日趨薄弱，其中包括因為社會物質分配的不均衡引發的窮者比以往任何曆史時期都更為強烈的對改變命運的渴望和不得不麵對更為難以改變的現實的無奈；其次是高科技壓力下人們的厭倦、壓抑、恐懼、焦慮和偏執構成的“綜合技術壓迫症”；第三是因為麵對壟斷資本強大競爭壓迫又難有作為而產生的諸如玩世不恭、家庭分裂、厭惡政治和極端個人主義等社會惡果。而所有這些當今世界人們精神心理困惑的突出表現之一就是世界性的宗教狂熱。
傳統上講宗教是一種“窮人”文化現象，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在以中世紀為代表的曆史長河中，它是對“物質貧窮”人群的一種“精神預支”。然而，在當今世界的宗教狂熱中，無論是對窮人還是對富人，它都是一種精神支撐。當前，僅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信徒就多達17億人，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還是物質的貧乏者。從這個角度分析，現在全世界的宗教狂熱更多的是一種呐喊，是一種人們對消除物質貧窮和精神貧窮的渴望。因而，當今時代也是一個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需要意誌自由來麵對精神困惑的時代。
精神和心理問題總是要解決的。解決的方式概括起來主要有兩種：積極的方式和消極的方式。前者主要是通過強化自身的意誌自由、在事業和自我奮鬥的成就中獲得安慰；後者則需要尋求各種發泄方式，在放蕩、吸毒以及迷信、狂信中排泄內心的苦悶。如前所述，當代世界雖然存在普遍的“宗教狂熱”，但是絕大多數人卻對所信仰的宗教教義一無所知。產生這樣現象的原因有現代宗教世俗化的影響，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現代人信仰宗教目的的根本轉變。絕大多數人走進教堂和廟宇主要是為了祈禱現世物質的滿足和精神的安慰。由此，邪教便乘虛而入，在人們因無知而難以鑒別真偽的情況下，在內心充滿物質與精神渴望的心態中，在邪教極具誘惑的鼓動和欺騙下，許多人選擇了邪教，同時由於邪教特殊的精神控製而越陷越深。加入邪教後人們不離開的心理原因是，如果離開邪教組織將失去邪教帶給他們的心靈與理智的依靠，失去領袖、神靈給予的關懷與幫助並受到神靈、上帝的毀滅或末日審判。成為邪教忠實的信徒則主要因為在加入邪教後接受了邪教歪理的灌輸（洗腦），生活越來越多地圍繞邪教組織進行，進而使邪教、邪教領袖代替了父母、親友成為信徒心靈世界最終的依賴。“法輪功”具有與世界其他邪教同樣的針對這些精神、心理空間的欺騙性說教和精神控製手法。
2.從國際政治背景看，“法輪功”的產生與西方反華勢力的支持分不開
長期以來，西方反華勢力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對我進行搗亂和破壞。他們進行過赤裸裸的武力威脅、武裝幹涉，企圖扼殺和顛覆我國社會主義政權；他們實施“和平演變”戰略，對我進行“分化”、“西化”，企圖在“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特別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後，西方反華勢力更是變本加厲，加快了對我進行“和平演變”的步伐。他們在扶持“台獨”、“民運”等敵對勢力以及在宗教和人權等問題上不斷對我發起攻擊而收效甚微的情況·32·下，急需尋找新的力量，李洪誌及其“法輪功”的出現恰好滿足了他們的這一需要。雖然李洪誌違反了中國的法律，但在他們眼裏，“法輪功”邪教組織是一個有可能用來搞亂中國、顛覆中國政權的得力工具，因而他們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對其加以保護、扶持和利用，為李洪誌及“法輪功”骨幹分子提供政治庇護，充當其政治上的保護傘。
西方敵對勢力在“法輪功”邪教組織建立“法輪大法電台”和電視製作中心、設立網站、租用廣播頻道、印製宣傳品等活動中，竭力給予支持，充當其後台老板。他們還利用“法輪功”邪教組織，不斷進行反華活動。比如，在某國國會外交關係委員會舉行的所謂“中國和西藏人權問題”聽證會上，唆使一些“法輪功”分子，散布中國政府迫害“法輪功”的謊言。在所謂的“中國宗教自由問題”聽證會上，他們邀請李洪誌的助手參加，為反華提案製造輿論。1999年11月18日，該國國會眾議院還通過了反華反共的議案，要求該國政府就“法輪功”問題向中國施壓等等。
當今世界邪教眾多，“法輪功”僅是其中的一支。然而，在眾多的邪教組織中，它卻是為數不多的受到某些國際社會支持的邪教。一些西方國家總不時地出現個別政界人士發表同情“法輪功”的言論或借“法輪功”抨擊中國人權狀況的現象。結合“法輪功”在某些西方國家獲得巨額經費支持的事實來分析西方政要同情“法輪功”的言行，不難看出某些西方國家支持“法輪功”是與其長期以來推行的對華政策密切相關的。也就是說，西方國家一些反華勢力對“法輪功”的支持並不是簡單的對信仰自由和人權理念在全世界普及的呼喚，而是有其特定國際政治經濟背景的。正是在西方反華勢力和各種敵對勢力的支持下，李洪誌所主導的“法輪功”邪教組織得以產生和不斷發展壯大。
3.從國際文化背景看，“法輪功”的產生與全球化時代文化多元化碰撞而產生認同危機是密不可分的
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社會，不僅處於急劇的社會轉型時期，而且也置於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由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政治全球化趨勢帶來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衝撞。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國際互聯網絡、無孔不入的大眾傳媒以及冷戰結束後各種文化的密切接觸，使得當代中國的文化鏡像紛紜斑斕、五光十色，各種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對話，共時並存於一個文化平台上。這種多元化的文化思潮不僅擴大了人們的文化視野，促進了人類文化的對話與交流，而且也衝擊著人們固有的文化認同，從而導致人們的文化認同危機，為“法輪功”的產生和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機。
首先，冷戰結束以後，為了實現西方文明普世化的全球戰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非西方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展開了新一輪的“和平演變”戰略。西方國家不惜一切手段，利用全球化的環境，依憑他們在傳媒技術、信息通道、互聯網絡方麵的優勢，把資本主義的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等文化觀念，以形象的表演和故事的敘述形式源源不斷地輸入我國，並以“人權”為幌子，否定攻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利用宗教文化，對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利用國際文化交往，灌輸西方自由思想，進行文化滲透。一些人由於思想文化素質較低，麵對這各種各樣的文化觀念，喪失理智，以此為版本解讀國家的主流文化，從而導致對國家主流文化的懷疑、排斥，並在一定層麵上被懸置。人作為文化的動物，是信仰支持其存在的。當固有的信仰體係受到懷疑、否定時，人們就會迫不及待地抓住另一種體係來維持自己的精神世界、以免出現精神“不在家”的可悲局麵。因此才會出現由過去對國家主流文化的信仰轉向對“法輪大法”的信仰這種結果。
其次，全球化時代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對話為我們接觸西方社會的優秀文化成果，發展中國文化創造了條件。但與此同時，西方社會的一些不健康的文化思潮甚至垃圾文化也乘虛而入，如西方的“靈學論”、新興宗教、神秘主義等。尤其是西方科技界對神秘主義的濃厚興趣，如李約瑟的中國古代科技發展史與中國道教關係的研究；物理學家卡普拉關於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之關係的研究；現代心理學與佛教禪學之關係的研究等，為當代中國神秘主義思潮的複蘇，尤其是“法輪功”的流行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從而使得很多人產生錯覺，以為“法輪功”也是一種科學。於是，原本的對科學文化的認同便讓位於對“法輪功”的認同。
再次，全球化時代各種文化的相互影響，各種學術思潮的廣泛交流，各種意識形態的相互碰撞，也導致人們固有的文化認同消解，尤其是對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無產階級解放的學說、作為一種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作為一種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認同的消解。近年來，伴隨著文化全球化趨勢的增強，西方社會各種形形色色的新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非馬克思主義乃至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也通過各種渠道流入中國，並對我國的廣大民眾固有認同——馬克思主義認同形成了強烈的衝擊。在各種各樣的新、後、非、偽馬克思主義話語的影響下，某些人產生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的迷失，一些黨員不再堅持唯物主義世界觀，而是轉向各種各樣的唯心主義與形而上學、神秘主義以及“法輪大法”所宣傳的所謂真、善、忍的歪理邪說。這些人信仰“法輪功”，宣傳歪理邪說“法輪功”，使一些普通老百姓產生錯覺，既然共產黨員和知識分子都信仰，“法輪功”肯定是正確的、科學的，這就更加助長了“法輪功”在社會上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