撲蝶也是繪畫的熱門題材，《新唐書·藝文誌》即著錄了周昉的《撲蝶》圖；而《宣和畫譜》卷六記載五代畫家杜霄“工蜂蝶”，更有《撲蝶圖》《撲蝶仕女圖一》《撲蝶仕女圖二》多種。明人陳洪綬、清人陳宇和費以耕等，也各有《撲蝶圖》傳世。其他未傳世之作可能更多，如明代高啟題畫詩《美人撲蝶圖》，形象地描繪了美人撲蝶的情景：
花枝揚揚蝶宛宛，風多力薄飛難遠。
美人一見空傷情，舞衣春來繡不成。
乍過簾前尋不見，卻入深叢避鶯燕。
一雙撲得和落花，金粉香痕滿羅扇。
笑看獨向園中歸，東家西家休亂飛。
明代王偁也有一首《題美人撲蝶圖》：
為惜韶華去，春深出繡幃。
撲將花底蝶，隻為妒雙飛。
由詩觀畫，可以發現，其中同樣寄寓了含蓄的愛情色彩。
戲曲方麵，化文字想象、圖畫場景為動態表演，使撲蝶的純美嬉戲更加鮮活動人。如明崔時佩《南西廂記》第五出《佛殿奇逢》鶯鶯上場時，在《西廂記》雜劇基礎上，增加了一段紅娘撲蝶的曲詞：
笑折花枝自撚，惹狂蜂浪蝶，舞翅翩躚。幾番要撲展齊紈，飛向錦香叢裏教我尋不見。被燕銜春去，芳心自斂，怕人隨花老無人見憐，臨風不覺增長歎。
這一場景既表現了紅娘的活潑，也是代鶯鶯抒情，“惹狂蜂浪蝶”則明示了愛欲之萌生。阮大铖《燕子箋》更以男主角所繪《聽鶯撲蝶圖》作為貫穿線索，表現曲折愛情故事。與《聽鶯撲蝶圖》對應，第十一出甚至設計了“雙蝴蝶”上場表演飛舞場麵，活現出女主角“心頭事忒廉纖”。在她心裏，“那粉蝶酣香雙翅軟，入花叢若個兒郎”。
由於撲蝶的情愛意味如此普遍，在《金瓶梅》中，我們甚至看到對它流於調情挑逗的描寫。如書中兩次寫到潘金蓮撲蝶。一次是第十九回：“惟有金蓮，且在山子前花池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為戲。不妨敬濟悄悄在他背後觀戲，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我替你撲。這蝴蝶兒忽上忽下，心不定，有些走滾。’……原來兩個蝴蝶也沒曾捉的住，到訂了燕約鶯期。”再一次是第五十二回，幾乎與第十九回如出一轍，也是陳敬濟借潘金蓮撲蝶挑逗她。兩次撲蝶，都引出潘、陳私通，是“狂蜂浪蝶”的露骨表現。
撲蝶嬉戲既含有情欲意味，可能便是前引脂批質疑“可是一味知書識禮女夫子行止”的原由。反過來看，作者恰恰為寶釵安排這一舉動，或許也並非隨意裝點。清人沈謙《滴翠亭撲蝶賦》“惟有癡情蝶不知，雙雙猶傍畫間飛”，便揭示了其中意味。
複次，說撲蝶之具。在《紅樓夢》繪畫中，“寶釵撲蝶”是入畫較多的題材之一。有趣的是，畫麵中，寶釵或持團扇，或拿折扇。
如清後期以仕女畫見長的改琦所作《紅樓夢人物圖》，寶釵撲蝶時即手持折扇。現代以來，拿折扇的似乎還稍多一點。馮其庸和劉旦宅、戴敦邦等名家畫的寶釵撲蝶均用折扇（戴氏也畫過寶釵團扇撲蝶）。
而1987年、2010年兩版《紅樓夢》電視劇卻都選用了團扇。
按照小說描寫，寶釵當時從袖中取出扇子，是什麼扇子？沒有寫明。依情理而言，折扇可能更便於放在袖中，這或許是諸多畫作選擇折扇的緣故。但也不盡然，漢班婕妤《怨歌行》寫團扇就有“出入君懷袖”句，可見團扇是可以放入古人或較今寬大的衣袖中的。
《桃花扇·卻奩》也提到李香君從袖中取出宮扇（“桃花扇”究為折扇、團扇，舞台也有不同道具，蔣星煜曾撰文力證當為團扇），而明義《題紅樓夢》第四首吟詠寶釵撲蝶事：“追隨小蝶過牆來，忽見叢花無數開。盡力一頭還兩把，扇紈遺卻在蒼苔。”作為《紅樓夢》早期讀者，他所想象的便是“扇紈”即“團扇”。不過，這首詩與小說描寫略有不同，詩中說是“小蝶”，《紅樓夢》中卻是“大蝶”；詩中說“過牆”，小說中是“過橋”。故詩中的“扇紈”也未必定與小說所寫相符。順便說一句，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五載：“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即折扇）。近年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於薄也。”這可能是明代的情況，清人已沒有了團扇、折扇的這種區分觀念了。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三甚至說折扇在明代流行以後，“今則流傳寖廣，團扇廢矣”。
從文學史看，團扇與女性確實有著更密切的聯係。唐朝詩人王建《調笑令》有“團扇，團扇，美人病來遮麵”的名句，表明“團扇”是美人形象的一個標準配置。而撲蝶時用“團扇”也屢被提及，如宋李彭老《清平樂》詞“合歡扇子，撲蝶花陰裏”，其中的“合歡扇子”即是團扇，班婕妤《怨歌行》“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可以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