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小道具的運用也是作者表現人物心理的手法。與所依據的文言小說相比，本篇增加了紅紗汗巾和鳳頭簪子這兩件小物件，它有兩個作用。當陳大郎因不知蔣興哥是王三巧之夫，托他帶情書及一條汗巾和一根簪子給王三巧，蔣興哥生氣地把情書扯得粉碎，又折斷玉簪。後來為了留作證據，才忍辱帶回。而當他交給王三巧時，王三巧並不知是陳大郎送來的，她隻能猜測：“這折簪是鏡破釵分之意；這條汗巾，分明教我懸梁自盡。他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是要全我的廉恥。”於是，這兩個小物件先是強化了蔣興哥的憤怒，後又表現了王三巧的內疚，將人物不便明言作者也難以複述的心理表現得真切動人。
正因為作者突出了心理描寫，人物的塑造因而更具現實的深度。
所以，即使是陳大郎與王三巧的感情，作品也渲染了他們一旦相好，同樣“恩深義重，各不相舍”。分別前夕，更是“倍加眷戀，兩下說一會，哭一會，又狂蕩一會，整整的一夜不曾合眼”。王三巧甚至有與他私奔之意；將“珍珠衫”送給他，為的也是讓他“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貼體一般”。而陳大郎雖然本是為勸懲而設計的人物，也不同於同類題材中的浮浪子弟。雖起初也不過是尋花問柳，後來卻又情動於衷，以致分別時“哭得出聲不得，軟做一堆”。回家後一心隻想著三巧兒，朝暮看著珍珠衫，長籲短歎，情懷撩亂。對這樣的形象是無法加以簡單的道德評判的。作者在開篇時曾諄諄告誡人們不可當第三者，“隻圖自己一時歡樂，卻不顧他人的百年恩義，假如你有嬌妻愛妾，別人調戲上了，你心下如何？”這種設身處地、將心比心的議論，不僅拉近了現實世界與藝術世界的關係，也使讀者對陳大郎的行徑能產生由衷的警惕，而不隻是出於一種義憤的摒棄。
本文開篇曾引述了夏誌清對《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激賞。實際上，在評論這篇作品時，他還提出了一個發人深思的假設，即如果中國小說沿著它的模式發展下去，一定會更加優秀。那麼，《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模式在中國小說的發展中是否中止了呢？民國言情小說家劉雲若有一部著名的長篇小說《紅杏出牆記》，它的開篇與《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頗有些相像。外出的丈夫突然回家，目睹了愛妻與好友間的私情。這種打擊一如蔣興哥所承受的，而主人公也同樣采取了冷處理的辦法。其間一連串愛恨交加的感情糾葛，看上去比《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來得更為錯綜複雜和纏綿悱惻。我們無法知道劉雲若是否看過《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但他確實有意與古代小說抗衡，他聲稱自己的小說曲盡人情，故人無極善極惡（劉雲若《春風回夢記·著者自敘》）。然而，如上所述，《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人物描寫已然如此，那麼，《紅杏出牆記》究竟有什麼超過《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地方，為什麼它沒有如“夏誌清假說”那樣，成為《安娜·卡列尼娜》式的傑作？依我的一孔之見，恐怕還在於對世俗精神的把握上。此書雖然采取的是通俗小說的敘述模式，但在具體表現上，卻羼入了更多的文人因素，以致在表現愛與恨、善與惡、情與欲、理智與衝動等方麵，都帶有明顯的人為色彩與思理作派。作品中三人皆殉情而死的悲劇結局就使作者編造的痕跡達到了頂點。而這種悲劇的結局卻是明代市民所不以為然的，他們的人生哲學正如王三巧的母親開導女兒時所說的：
“你好短見！二十多歲的人，一朵花還沒有開足，怎做這沒下梢的事？莫說你丈夫還有回心轉意的日子，便真個休了，恁般容貌，怕沒人要你？少不得別選良姻，圖個下半世受用。”這種執著於現世的生活欲望才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基調，也是它的作者“為市井細民寫心”的原動力。而當通俗小說遠離了這種原動力，恐怕也就不可能有更偉大的前途了。從這種意義上說，《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也許真的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