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內心深處精心嗬護的愛神死了，我精神的信仰崩塌了。因為失戀因為傷害因為病痛因為孤獨因為恐懼因為迷信，他內心深處有一片天空，屬於他自己的土地，他要傾訴，他要記錄，他要展示，所以他才會拿起筆，宣泄內心，尋找精神的慰藉。在一個夏天的黃昏，在一扇破窗戶旁，於是就有了《當代柏拉圖》這首詩的誕生。《當代柏拉圖》中寫到的晚香玉、蘭草，其實就是這個女孩子的影子。我為什麼要寫作，跟這段單戀有一定關係。我隻想闡明一點：寫作是我內心的皈依，更是我靈魂的蒲團，我希望能有一方淨土來安放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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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當代柏拉圖》獲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三等獎。就因為這首詩，被舉薦上北師大中文係作家班深造，因為經濟因素沒去成。隨後收到一個會議通知：劉福祥同誌，鑒於你的寫作成績與影響力，敬請閣下參加中國作協創研主辦的“第二屆社會轉型期中國文學創作研討會”。名字大了嚇得死人，當時倒是激動得很，懵然無知，硬是坐了三日兩夜的火車，打了50元的的士，終於趕到北京市朝陽區。所謂的研討會，就像上文學補習班，老師在台子上講課，讓我們在下麵聽，互動少得很。
詩歌評論家、後來任中國詩歌學會秘書長的張同吾老師，在會上對《當代柏拉圖》這首詩比較肯定，並給予高度評價，這讓我很受鼓舞。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吳秉傑見著我就說，劉福祥，讀了你寫的詩，看得出你讀了不少書。會上講的都是一些大學中文係的教材，上過大學的就不想聽了，有點思想開小差，有的幹脆出去玩。我這個老農民聽著就愛聽了，宗教學家季紅真來講宗教與文學的關係，文學評論家雷達談《廢都》，談對文學的不同觀點，《人民文學》副主編崔道怡談當代文學現狀，著名作家李國文講《花園街5號》、《危樓紀事》的寫作過程，大談文學滑坡不景氣，詩人西川談海子的詩歌。參加會議的人參差不齊，有成名成家的，有當地文聯、作協的，有記者媒體朋友，有教書的老師，挖田種地的無名小輩，僅我一人而已。
去北京開所謂的創作研討會，讓我認識了文壇混亂而庸俗的一麵，也明白了一個道理，別太把寫作當回事，是該清醒的時候了。去趟北京回來，不但把失戀的事忘卻得一幹二淨，就連纏繞多年的病痛也慢慢地好了，真是神的很。感謝上帝，感謝苦難，感謝生活，病好了身體好了，我又可以打工掙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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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4月份，我母親被確診為晚期低分化乳腺癌。院長及外科主任來做我們的思想工作，說老人家活不了多少時日，她要吃什麼穿什麼盡量滿足她，讓她過得開心點。我開始四處打工，隻要能掙到錢，什麼活都願意幹。當時工錢很低，每天最多三十元，一個月下來也沒有多少錢往家裏寄。母親強忍著非人的折磨，右乳房被癌細胞吞噬了一個大洞，幾乎望得見肚子裏麵的器官，每次看到紫紅的鮮血從母親的乳房裏噴射出來，我的心跟著滴血，我的靈魂跟著顫抖！
母親在臨死前的頭天晚上把我們哥倆喊在床頭前，平靜地說，娘不在了，你們要好好地過，特別是小老劉，我還想看看他寫的書，這幾年讓你們受委屈了，家裏都被醫空了，娘對不住你們。當晚下半夜，母親斷了氣，父親與我兄弟倆為她洗澡淨身，換上早已準備好的新壽衣，搭設木板床，把母親停在房子中門間，點上香。
母親的死，讓我一生都在失戀，失去母親，就像失去一位可以傾訴的摯友，失去一位深愛多年的戀人。直到今天，我才恍然大悟，1996到2006年的10年間我一直擱筆，不僅僅是生存的原因，不僅僅是沒有寫作圈子，實質上是我不敢碰觸靈魂深處最疼痛的地方。我害怕寫作，寫作讓我變得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擊。當現實大於藝術，寫作拯救不了自己內心的傷痛；當生活大於寫作，再精美的文章解決不了痛楚和悲哀。
從小我對我母親很敬佩，她是一位樸實的農村婦女，毛澤東時代走過來的正統人，喜歡唱點山歌花燈。我父親十三歲就背井離鄉出來做小工，從拎沙灰起，一步步成為省建三公司的一名正式員工，很不容易，靠的就是吃苦耐勞，靠的就是堅忍不拔。他直到死都沒有回過會澤老家一趟。父親2003年死於哮喘，有時我很恐懼，一個家族的壽命與血緣、基因遺傳有關，我對生死很敬畏，也有點迷信，很震撼，這可能也是我寫作的一種動力。
（本文選自：滇池 2014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