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這個出版商在我看來非常像巴爾紮克筆下的葛朗台，非常吝嗇，比如安娜翻譯完莫言的《生死疲勞》，他一直不肯出版，一直到安娜答應一分錢翻譯費都不要，他才印了一千本。所以，這個吝嗇的老板還能把這家出版社維持下來。他自己七十多歲，靠一個人維持這家出版社，身體還不好，確實也不容易，曾有出售的意思。其實我早就想自己收購“鶴”出版社，就是因為沒有資本而隻能作罷。後來我還慫恿一個移民瑞典的中國商人把“鶴”買下來，我答應買下的話，我可以幫著做編輯。我們跟這個老板麵談過三個下午，但純粹是浪費時間，因為這個老板一直不肯吐口開價，而隻想要我們先開價，又不肯給我們看出版社的年度財務報告（就憑這點你也可以判斷他多貪，就如你賣房子，哪有不讓買主看房子又讓買主先開價的道理）。他也沒想到莫言很快得了獎，他靠賣安娜翻譯的莫言的三本書，一下子成了百萬富翁，所以現在也不肯賣了。
還有一件事情對我刺激比較大，也是促成我想自己做中文文學的瑞典文譯本出版的一個重要原因。數年前，我在瑞典最老的大學烏普薩拉大學做過一個有關當代中文文學的演講，介紹了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出現的很多作家和作品。到了聽眾提問的時候，有一個聽眾很嚴肅地站起來說，他認為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最好的文學著作是張戎的作品《鴻》（又名《三代女人的故事》），還有哈金和他的作品《等待》，這些作品在歐美已經非常有名，因此他還質疑我，為什麼我的演講一字都沒有提到他們。相反，我提到的那些作家作品，瑞典文倒不見翻譯出版。我真的哭笑不得，隻能告訴他，張戎和哈金的作品，都是直接用英文寫作的，原文不是中文。他們的書其實隻是寫了有關中國的故事，就和賽珍珠也寫過有關中國的故事一樣，但他們的書不屬於中文文學。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隻有用中文創作的文學才是中文文學，這樣的中文文學，確實隻有通過翻譯出版去了解，而不是直接用英文或瑞典文能寫出來的。我當時就希望，會有更多的中文文學的瑞典文譯本出版，讓讀者了解真正的中文文學。這件事情讓我感到，什麼是中文文學，或者什麼是真正的有價值的中文文學，好像是歐美的出版家們掌握著話語權，是他們來決定什麼是中文文學，然後賣給歐美讀者。也可以說，我自己辦出版，是對他們的一種挑戰。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告訴他們，告訴瑞典讀者，告訴歐美讀者，什麼是真正優秀的中文文學。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有一個我認為比較正麵的效應，就是更多人認識到了中文文學翻譯成瑞典文的重要性。所以，在翻譯出版方麵，有了資源可以爭取。毋庸諱言，這也是我現在敢自己做出版的一個原因。
我想你對西方的中文文學出版，或者說對西方的所有文學的出版也都比較熟悉。在“自由”的市場裏，“市場”就要說了算，有錢的出版商，也就有權出他們認為好賣的書，也可以告訴讀者，什麼是中文文學，或者什麼是他們認為值得讀的中文文學。這跟市場決定你吃什麼、穿什麼差不多。按理說，我們寫中文的，根本不care那些出版商。但我和你活在這麼一個《我ME》的雙語環境裏，自然又care起來。我們得自己做東西。我覺得你自己其實就在做出版，隻不過還沒注冊一個“辛欣書屋”而已。
（時間：2014年7月16日）
辛 欣：瑞典個人出版社有多少？
萬 之：這是個看似簡單其實比較複雜的問題。說簡單，也許就是回答一個數字，是可以查到的統計數字。根據瑞典稅務部門和瑞典出版家協會的年度報告，瑞典現有出版社大約一千家左右，股份製的大的出版社（年營業額一億瑞典克朗以上的）隻有十一家，絕大部分是我這樣個人經營的小出版社。現在瑞典人口將近一千萬，就是說每一萬人中就有一個出版社。我聽說中國現在有五百家出版社，也就是說從數字上看，這個人口不到中國百分之一的國家，出版社倒比中國還多一倍。說明在瑞典做出版，相對來說容易得多，自由得多。
說複雜，是因為這個問題沒有說明，你是問職業性的個人出版社，還是業餘的。上麵這個數字基本上是指職業性的出版社，不包括業餘性質的出版社。也就是說，那一千家裏，不論出版社是大公司運作還是個人經營，都是以出版為職業，靠賣書為贏利謀生手段的。不少出版社老板還能雇傭幾個人，有編輯校對等職業人員，都要為他們交個人所得稅，所以稅務部門可以根據交稅情況來統計出哪些人屬於職業出版商。而我這樣的個人出版社，可以說是業餘的，所以還不在上麵這個數字之內。如果把我這樣的業餘的個人出版社也包括進去，那麼瑞典出版社的實際數字還要大得多。因為在瑞典，有出版自由，任何人都可以像我這樣，在稅務部門注冊一個出版社，都可以從國家圖書館免費獲得國際書號，正式出版自己想出的書。你可能一年隻出一兩本書，也可能十年隻出一兩本書，甚至注冊完就出版一本書，然後就停辦了。因為你不靠出版為生，出版就是一種業餘活動。你可以有空的時候出書，沒空的時候就不出。你也可以有錢的時候出書，沒錢的時候就停下來，甚至停好幾年，像北極熊一樣冬眠著，等著什麼時候醒過來再出版。這樣你就不會出現在本年度的稅務部統計數字內了。我認為，盡管我是想往職業性出版方向努力的，但我的出版社現在還不能算是職業性的，因為剛出版一本書，還沒有任何贏利，我基本上不能靠搞出版謀生，還是業餘做的。我估計我的出版社一兩年還不能成為職業性的個人出版社，以後也不大會以出版為職業，不以此為生。而且一年也就出一兩本書，即使發行銷售走上正軌，基本上也不贏利。我可以靠大學教書或者做自己的翻譯工作謀生，我也很快要退休了，可以拿退休金過日子了。我完全可以一直業餘做書，和出版《今天》差不多。
就我所知，像我這樣的業餘的個人出版社在瑞典還有不少，占據圖書市場相當的空間，是文化文學領域有影響的勢力。所以，我倒願意多介紹一點瑞典的業餘的個人出版社的情況。比如出版安娜翻譯的餘華《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的“廢墟”出版社，本來是幾個搞現代文學的年輕人辦的，沒有人在出版社有全職全薪的工作，隻有一兩個編輯拿一點小時工資。他們出版過很多德國“廢墟”文學的作品，還出版過卡夫卡，是現代派文學的出版社。他們本來還約安娜翻譯餘華第三部作品《中國的十個詞》，安娜都已經翻譯好了，可他們沒錢出版，就毀約了。你也沒法去找他們算賬，因為他們就沒錢。這部書後來就給另一家出版社出了，是家本來專做教育類書和學校課本的大出版社，叫“文化與自然”出版社，出版社自己就擁有一座樓。他們錢很多，預付給作家的版稅比一般出版社都高。你可以說“廢墟”現在就處在了冬眠的狀態。
安娜自己也業餘創辦過一個兒童書出版社，所以我也可以用她辦的出版社來說明情況。安娜曾在斯德哥爾摩市立的國際圖書館工作，這個圖書館主要為移民服務，出借各種語言的圖書，特別是兒童書，能讓移民的孩子讀到母語的兒童書。比如安娜就負責中文部分，也購買中文的兒童書。在國際圖書館，安娜看到有些非歐美語言的兒童書做得非常漂亮，而翻譯成瑞典文的很少，瑞典人自己的孩子反而很少能讀到。安娜她們從小讀的大部分是歐美的兒童書，比如安徒生童話或者唐老鴨米老鼠之類的。歐美兒童書主宰她們的兒童世界。安娜希望能改變這種狀態，所以約同事瑪蒂爾達一起創辦了一家做這類兒童書的出版社，宗旨就是翻譯出版非歐美主流的兒童書。她們自己沒有什麼本錢，用於購買版權和翻譯、設計、印刷等等的起始資金是讓“鶴”出版社先墊的，也就是前麵提到的那個出版安娜翻譯的莫言小說的出版社，報稅等事務也都歸“鶴”來處理。所以她們的兒童書出版社也就掛在“鶴”下麵，安娜也用了一個小鳥的名字做出版社的名字，叫做“鶇”（國外有些出版社喜歡用一個動物作為出版社名稱，如“企鵝”）。“鶴”出版社後來的那個老板雖然小氣，但非常精明，很會做生意，了解圖書市場，是標準的“威尼斯商人”，所以前麵那個漢學家經營虧本，而他接過來之後從來不虧反而總有盈餘。他願意為安娜她們墊出本錢，是知道這個兒童書市場裏麵有利可圖，而且安娜她們完全是義務工作的，是業餘時間做，不從出版社拿任何工作報酬，等於為他白幹，賣書賺來的錢也都是歸他的。
“鶇”出版社後來果然搞得比較成功，先後出版過二十多種非歐美語言翻譯過來的兒童書，有非洲塞內加爾的，有亞洲菲律賓、越南、韓國、土耳其和黎巴嫩的，全都是過去在瑞典兒童書市場上少見的書，對擴大瑞典兒童的視野很有幫助。瑞典報紙上的書評總是很好，有好幾本還得過瑞典文化部的兒童圖書獎勵。所謂文化部的獎勵不是把錢獎給個人或者把錢直接給出版社，而是文化部出錢，購買幾百本評上獎的兒童書，分送給全國各地的托兒所和中小學。瑞典的兒童圖書本來就很貴，因為關注兒童的安全，還要防止孩子撕書咬書，所以紙張一般都很講究，封麵都很硬，一本兒童書上百塊是常事，所以文化部發獎，買幾百本，就等於給出版社幾萬塊獎勵了。“鶴”的老板當然非常高興，因為賣兒童書的收入不僅可以收回他墊的成本，還有贏利，所以他很願意繼續墊錢給安娜的出版社，用於後來的出版，這樣她們就可以周轉起來，維持這個出版社。但是這兩年安娜覺得比較累，因為其他事情比較多，而這個“鶇”出版社其實是她一個人做事，另一個人隻是掛了名而已，沒有能力，所以這兩年“鶇”就進入了“冬眠”狀態。你可以說它消失了，但隻要安娜願意，又有了時間和興趣，那麼她隨時可以重新開始。這就是這類出版社的好處，因為你不靠它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