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與瑞典出版
文學
作者：張辛欣
到斯德哥爾摩旅遊，諾貝爾頒獎地是中國文化人一大景點，而少數資深文化客知道，當地有一位“景人”值得接觸。此人中文寫作，翻譯瑞典諾貝爾得主小說、戲劇和詩；認識諾獎秘書長並譯前諾獎主席的小說；莫言獲獎跟他妻子（陳安娜）瑞典文翻譯有關；多年給香港《明報》寫新得主快評。他叫陳邁平。經曆過1978年文化解凍的文學老友更知道他另一個名字：萬之。
我第一次見到萬之是在牆上。我讀他的短篇小說，跟北島等人的詩在一起，都是《今天》的作品，筆名“萬之”的陳邁平是《今天》的小說編輯。那些創作是手刻油印的，印在薄紙上，用漿糊刷在西單磚牆上，沒有被漿糊刷到的一片小角在寒風中微微抖動。我把雙手放在嘴前，哈著熱氣讀著早春的意思，心有疑惑，小說也能這樣寫？我在偷偷寫小說，模仿蘇俄現實抒情體，我的請教留到1980年代初跟他見麵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中央戲劇學院導演係念本科，邁平在戲文係念碩士，攻讀歐美當代戲劇。那時我用各種方式寫小說，琢磨法國新小說體、偵探體、新新聞體，有點資格討論了，而真尊現身了。牆上的小說家萬之超前衛，眼前的師兄邁平很低調，說話溫和，於是我得放低聲音還得放慢說話節奏，假裝跟他同步著斯文。學院小，學生少，抬頭不見低頭見，但是我倆什麼都沒有討論，怎麼寫小說的問題更沒有問。
不過邁平看我演戲。畢業演出我們班演易卜生《培爾金特》，我演山妖公主。萬之，我發現，一直自比天涯流浪漢培爾金特。他去奧斯陸念戲劇，專攻現代戲劇之父易卜生，然後在那裏教書，在北歐遊蕩，英文之外，挪威文和瑞典文加入他的新鄉音。而我到了美國，在英語世界生活。天涯三十年，偶然地，我們寫信；更偶然地，我們見麵。就見過一次。那是本世紀第一年初我到瑞典去開中國女性文學討論會。那一次見麵，我們談文學，談戲劇，談小說創作（我大談他一篇小說如何修改！）。邁平聽著歎氣說，在學院的時候我以為你特孤傲。我回答，我以為邁平你太深沉！我們在刺骨海風中一塊兒噴笑。文化天涯各自流浪，學院訓練的他和我不大能遇到談話對手，更少孤獨闖蕩的創作知音。那一次唯一見麵，我倆的話題加入了中國當代文學與諾貝爾，在斯德哥爾摩露天集市走著，他遙測高行健會獲獎，告訴我他觀察的翻譯與評論對西方認識中國現代文學—諾獎的影響。再後來，培爾萬之有一點怕妖怪師妹我了，因為我妖言預言莫言，我說了，他不答，怕我走風？
嗬嗬，笑在風中逝散，各自依舊獨行。
幾年前，他翻譯《航空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特朗斯特羅姆與美國詩人羅伯特·布萊的通信集，他譯一段點我讀讀，他寫到，沒有讀者能理解。我寫回，不是啊，我讀出詩人寫散文的精彩，讀出詩人的大天真，讀出我走過但是被我遺漏的被我視而不見的好多感悟，好多畫麵。我想，孤獨工作的邁平把我當作回音壁的獨白？
幾年前，我郵遞長篇自傳《我》給他，他一口氣讀完寫來說，這是迄今他讀到的中文世界第一部雙語感長篇。他看封麵有英文Me，似是美術設計，在他看來，那不是中文封麵的時尚點綴，這部自傳標題應該讀為《我ME》，象征精神流浪長旅的複試音調，給了猶如內容裏的我觀察“我”的美學距離——我何嚐不孤獨，我失去任何討論者，卻有一個萬之—邁平提領我再看穿自己的標題——你遙遙回了我對那堵牆的請教。
去年六月，萬之告訴我，他在瑞典辦了家出版社，他堅持出陽春白雪，委婉批評我不在意傳統出版。是的，我做流行讀物，自己做數碼版小人書，在iBook網店自做商業發布。聽了他說的，我人在美國拜訪他的瑞典“萬之”出版社——在網上拜訪的。素雅的頁麵，看到他出版賈平凹的《高興》（他告訴我想出版馬悅然譯《城南舊事》），要出版餘華等人作品瑞典文版。
我們繼續在電話中聊文學，聊著，我想，這是問他的新時刻？
中國作家對作品的世界出版狀態很關心，諾貝爾也是作家關心的，而萬之以及他的出版社在最前沿！
喝一杯紅酒，我在郵件一氣寫了一串問題。從他為什麼做出版社，從瑞典出版狀態問起，包括他與諾貝爾委員會的關係，我倆說過高行健和莫言，他為什麼猜對……不問則已，開問，他會用個人經驗構畫文化大圖景？
邁平在北歐—中國文化路途中，在大學教書來去火車上，包括在生病的時候，一段段答。一改電話上我倆說話一向是我滔滔不絕，這一回，我一個個短磚頭招回玉（一堆一堆）。我與讀者陸續分享。
——張辛欣
（時間：2014年7月8日）
辛 欣：你怎麼想起做出版社？
萬 之：說來話長，我盡量長話短說。我很早就有自己做文學出版的興趣，這個時間起點至少可以追溯到1978年年底。那時北島、芒克、黃銳等人創辦文學雜誌《今天》，自己油印出版，在“西單民主牆”貼出，他們也邀請我參加，我就欣然加入了。北島曾告訴過我，那時你也幫助過《今天》的出版，提供過紙張和油印機等。詩人和作家大都想按照自己的意願創作和發表自己的作品，不僅有思考和寫作的自由，也有根據自己的意願表達和出版的自由。在出版不自主的環境下，作家自己搞出版，這是比較自然的事情。所以，當時的《今天》其實不僅出期刊，也出版了幾本小說和詩歌的單行本（比如北島的中篇小說《波動》和詩集《陌生的海灘》）。我們本來是打算繼續出版下去的，希望（或者夢想著）成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第一家可以合法出版的民營出版社，我們到新聞出版署申請過出版登記證，但這個夢沒有做成。
後來北島和我都流落海外，又有了自己做出版的願望，所以我們在奧斯陸恢複了《今天》，至今還在出版，而且也出版了幾本書，還出版過英文版的雙年選本。北島一直是主編，主要負責編稿方麵的事情，而我既當過這個雜誌的小說編輯，也當過幾年社長，主要負責印刷、出版和發行方麵的事情，所以已經積累了一些出版經驗，不過我後來辭職退出了《今天》。
《今天》主要還是針對中文的讀者，希望贏得的是在中文世界裏發表和出版的一定空間。而我現在的出版，則是針對瑞典文的讀者，是要贏得在瑞典文世界裏發表和出版的一定空間，一定的自主和自由。至今為止，在瑞典文的文學出版中，從中文文學翻譯過來的書，占的比例一直很小，差不多是千分之一。就是說，比例非常低，占的空間非常小。瑞典每年出版文學類的書（包括其他語言翻譯過來的譯作）約三千種，其中中文文學翻譯過來的最多隻占三本，有的年度三本都不到。瑞典人開的出版社，對出版中文文學，一直興趣不很高，也不很了解。他們的編輯沒有懂中文的，不能直接讀中文原作。所以，在選擇中文文學的書做出版的時候，瑞典出版商一般都是跟歐美大陸的風，是把歐美看作標杆的。那裏翻譯出版的中文文學譯本，他們就會跟著買，而不是根據自己的文學品味來挑選，所以他們也會出衛慧《上海寶貝》、薑戎《狼圖騰》等很商業化的書。當然，歐美那邊現在也會出版一些比較好的中文作家的作品，那麼瑞典出版商也會跟著買，比如莫言、餘華或者閻連科的作品。但總的來說，瑞典出版社對出中文文學的書非常謹慎，也不會根據我的意見來出版，我在這方麵沒有話語權，更沒有自主權和出版方麵的自由。我認為好的中文文學著作，推薦給瑞典出版社出，他們一般都未必肯。在瑞典大概隻有一家出版社是個例外，這就是出版莫言著作的“鶴”出版社，因為它是由一個漢學家創辦的，這個漢學家可以直接讀中文，自己選擇他喜歡的中文著作來翻譯出版，他不跟歐美的風，不看歐美的標杆，他也會尊重我的意見。其實是我最早推薦給他蘇童、餘華、莫言、格非等人的作品，他當時就答應出版我搞的一個這些作家的選集，這對我教中文文學也有好處，給學生提供閱讀材料。中文係主任羅多弼教授是支持這個項目的，是他把我選的作品分給十來個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係的畢業生去翻譯。但譯文都交上來之後，“鶴”的老板隻看中了安娜翻譯的蘇童中篇《舒農》，認為安娜的譯文很好，而其他人的翻譯他都認為太差，不接受。安娜隻翻譯一個中篇當然是不夠出一本書的，所以他讓安娜加一篇，安娜就翻譯了另一個中篇《妻妾成群》，這樣合起來才夠一本書了。這就是安娜作為中文文學翻譯家出版的第一部譯作《大紅燈籠》（當時張藝謀根據《妻妾成群》改編的電影就是這個名字）。而且因為這其實是我請求這家出版社出版的，知道在瑞典做書很不容易，根本就不提要什麼翻譯費或稿費，人家能給你出，已經是幫大忙了，所以這本書出版後，安娜都沒有拿一分錢翻譯費。這個老板後來還出版了安娜翻譯的莫言《紅高粱》，譯本也是安娜從中文直接翻譯成瑞典文的，出版得甚至比其他歐洲語言的版本都早。所以這家出版社不是因為歐美先有莫言譯本才翻譯出版莫言的，他能聽我們的判斷。不過，這個漢學家後來還是因為賠本，不得不把出版社一分不收地轉讓給了另一個出版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