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新聞評論部：逝去的年會之王
文化
作者：高詩朦
2001年，柴靜曾經猶豫過要不要從湖南衛視來到央視工作，此前在地方台順風順水，到了央視則再無聲息的主持人已經很多。
時任《東方時空》製片人陳虻對她說：“這樣吧，你先來參加一次我們的年會，玩一玩。”
柴靜那一夜見證了年會諷刺視頻的巔峰作品《分家在十月》。《分家在十月》對《東方時空》和新聞評論部的分家進行了各種不留情麵的諷刺揶揄。
這是一個領導不像領導、記者不像記者的時代，人們把領導們按住，從他們口袋裏扒出人民幣撒向台下，一張100元的紙幣飄到柴靜的腿上。
原來年會可以這麼玩啊。那一夜柴靜堅定了跳槽央視的決心。
1995年到2002年的年會曾是一段輝煌的見證。在《東方時空》20周年紀念專題片裏，很多人回憶起了那些年的年會，他們稱那段時間是“點燃理想和激情的日子”。
那也是新聞評論部打天下的時代，記者編導們辛苦壓抑了一年的不滿得以釋放，當了364天的領導在這一天必須接受領導。
白岩鬆曾經這樣評價央視新聞評論部年會，“打一開始，在評論部開放而又自由的空氣中，年會的主基調就已經形成：領導必須與百姓同樂，要堅決忍受一切打擊，好好服務於群眾，自覺接受群眾的各種刁難。”
“實際上，年會上的幽默、諷刺、笑和鬧都是創造力的體現，也是新聞評論部文化的體現。”曾經在《東方時空》工作的孫西告訴《博客天下》。
2014年《東方時空》成立20周年之際，中央電視台新聞評論部做了一組名為《點燃理想的日子》的專題片。幾乎每個接受采訪的人都或多或少地談到了那些年曾讓新聞評論部的人們為之瘋狂的年會。
“張潔（《點燃理想的日子》製片人）看到這些素材後，就意識到年會實際上就是評論部文化最集中的體現。後來打算把年會單拉出來做一集。”曾經在《東方時空》工作過、後來參與專題片製作的楊建告訴《博客天下》。
這可能是新聞評論部最新一次試圖拉近和那段激情歲月的距離。但經過反複考慮後，台裏的領導覺得“年會”這個專題還是“太內部化”，不適合對外播出，加上當年許多的影像資料在數次搬家中遺失，“年會”專題片展現出來的故事性已經不複當年。
《東方時空》在時任台長楊偉光的支持下拉起了一支隊伍，於1993年5月1日開播，改變了中國大陸觀眾早間不收看電視節目的習慣。這個節目很快成為中央電視台那次電視改革中的先鋒代表。當年年底，央視的新聞評論部在此基礎上成立，時任新聞評論部主任的孫玉勝將“求實、公正、平等、前衛”定為部訓。
從全國各地召集而來的人馬聚集到北京，開始了一段被他們稱之為“點燃理想的日子”。“很多人來，也有很多人走，真正留下來的，一定是對新聞評論部的文化和價值觀認同的人。”楊建說。
讓新來的人了解新聞評論部文化最快速也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參加一次年會。
柴靜記得自己加入前的那次年會，先評當年的“十大勞模”，其中一個是當時《焦點訪談》的製片人孫傑，他上來拿了一卷圓筒衛生紙，然後說，“我今天感冒了，沒來得及寫稿子，就在紙上寫了兩句話，四項基本原則，兩個基本點”。孫傑念完之後，居然把那個紙撕下來擤鼻涕。
接下來播放的短片《分家在十月》是《實話實說》節目組根據前一年評論部分家而創作的短片。
同樣因為這部短片而決定加入的還有阿丘。他曾在《有一種基因叫理想—央視評論部那人那事》一書中回憶自己看完《分家在十月》的感受：“以為是帶腐蝕毒害撩撥的那種，心下一陣被小兔亂撞般的激動。”
年會成為新聞評論部招賢納士的金字招牌。“我特別同意那種說法，‘那個時候領導沒領導樣，記者沒記者樣，那個時代就是《東方時空》最好的時代’。”孫西說。
新聞評論部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年會在1995年春節之後舉辦，地點在釣魚台國賓館。第一場年會奠定了此後評論部內部舉行年會的基調—釋放和調侃。
“確實大家辛苦一年，需要發泄一下，又在釣魚台國賓館，平時都是沒有機會去的地方，就覺得有意思。”楊建說。
和大多數單位的年會類似，抽獎和做遊戲這樣較為簡單的形式是主角。年會設計了一個名為“肥豬拱門”的遊戲，參與者用頭拱著氣球，將球送到遠處的凳子腿下麵。
“各組首先都要領導參加。”楊建回憶。當時孫玉勝趴在地上笨拙地拱著氣球，引發全場爆笑。“為什麼後來我們年會把調侃領導作為一個主要內容，因為從第一屆開始其實就是那樣。”
第一屆年會還留下了幾乎每年必演的保留節目—《四小天鵝》。評論部的每個節目組都要挑選四位男性穿著從中國芭蕾舞團借來的服裝，跳世界經典芭蕾舞劇目《四小天鵝》，並進行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