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開國門、融入世界的大潮中，現代文學研究的黃金時期差不多與比較文學研究的崛起同步，形成了彼此默契的膠著狀態。在現代文學研究界，撥亂反正、重估一切的思潮得力於對中外文學關係的全麵考察，最先取得不少成果的領域也係於此，比如，中西融合下的現代文學思潮流派的討論，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傳統的聯係之分析，新文學作品與外國名著的比較研究，等等，這些論著揭示了一個重要史實：以五四為起點的新文學，其文學史意義與傳統性質不能在階級鬥爭、唯“革命論”馬首是瞻的意識形態視角下獲得力量，也不能在進步/落後，革命/改良之類的模式中得到妥善安置，反而是在從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文學的新征途上，賦予了新文學有別於古典傳統的異質性特征，新文學的現代性不可能脫離開西方文學視野來進行闡釋。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後的百廢俱興，通過改革之後的“開放”，即全麵打開國門而取得明顯的突破。目前較為熱鬧的比較文學界，在書寫比較文學研究曆史時，一般都會格外關注新時期的這一跨越。新時期是比較文學的起步期，也是奠定這一學科的關鍵期，其研究隊伍除了少數外國文學研究專家之外，當時大部分是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學者，後來也基本如此，如賈植芳、樂黛雲、王富仁、溫儒敏、陳平原、錢理群、吳福輝、陳思和等人便是。“我關於比較文學的研究首先從有實際聯係的影響研究入手，這大概與我過去出身於研究文學史有關。”樂黛雲的這一自述有一定的代表性。以曾小逸主編的《走向世界文學：中國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一書為例，其作者隊伍更是如此，此書以現代作家個案研究的方式，主要立足點在尋找現代作家對外國文學的接受與影響。比較文學研究，在當時主要是模仿並借鑒法國學派的精神與方法，此學派的影響研究後來幾乎成為現代文學此一研究的法寶。“要發展我們自己的比較文學研究，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梳理一下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係。”因為從比較文學曆史上看來，各國發展比較文學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係，研究本國作家與外國作家的相互影響。在這樣的方法論指導下，對新文學價值與意義的闡釋也就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新文學傳統必須置放於當時走向世界文學的大潮中才能得到更為確切的時空定位，新文學的曆史原貌似乎也在有力地召喚自己的回歸。80年代中期誕生的“20世紀中國文學”觀念，就認為它是“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並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並彙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進程”。
新文學的生發，本來離不開西方外來思潮的有意激發與牽引，有些文類如話劇還是比較地道的舶來品。因此，傾斜的文學天平再一次反向傾斜，新文學傳統本身不斷吸納民族傳統的麵目變得相當模糊不清了，因為當時最為突出的內容是在新文學的作家作品與思潮中，努力尋找外國文學與傳統所投射過來的蛛絲馬跡，關注並分析兩者之中似是而非的蹤跡。強化中外文學的影響，自然會弱化與本土傳統的聯係，新文學傳統中異域色彩越加鮮明，本土傳統則相應越來越暗淡、缺乏光澤，甚至被遮蔽起來。時至今日，影響研究仍是比較文學界常用而自詡的利器，相對於新文學本身而言，其外來的文學資源也得到了較為全麵的發掘和清理。問題是，這樣的挖掘整理工作越出色，成效越大，越是表明中國新文學作家的獨創性越少，現代文學自身以及本土原有傳統的稀薄特征就越突出。新文學如何為外國文學所啟迪、所影響，如何經過換血而取得在新的題材、主題、語言與思維等方麵的突破，都難以擺脫仿效的嫌疑，反而成為因喪失本土資源滋養、喪失作家非凡創造力的有力證明。換言之，相比於西方文學及其傳統而言，新文學沒有多少證據來證實自己的創造性，來證實自己的個性。因此，一旦古典傳統斷裂論塵囂甚上，民族主義或文化保守主義就會以此為口實而發起更多的攻擊。
這一思維方式與現代闡釋，對新文學傳統的“誤讀”，同樣也由此昭然若揭。異域文學、傳統、精神的輸入與移植，其實並不是像運輸貨物那麼簡單，這一闡釋很大程度上漠視了文學創作這一精神現象的複雜性。因為精神產品的創造歸根到底並不是觀念、方法與技巧的移植，而是創造主體在當下生活的人生體驗與智慧的結晶，在經驗與表達之間，經驗是第一位的，表達是作家全身心與現實遭遇、從生活裏麵出來之後的情感記載。作為文化交流與輸入的外來因素固然可以給現代作家某種啟發，但並不能夠代替獨立自我的精神發育，最多隻能通過“他者”的鏡像換位思考，重新審視自己，把一些潛意識中萌生的意識清晰化，這樣模糊不清的思維片斷可以連成線、連成麵，以審美的眼光醞釀成形。另外，這一闡釋除了漠視創造主體的獨創性與蕪雜性之外，就傳統生成的路徑而言，則無形中把新文學傳統推到了西方文化霸權的陷阱。當我們不再關注創造主體當初是如何自覺地在借鑒基礎上不斷主體化後，這便為後來者的學術質疑留下了空間，難怪在20世紀90年代的現代性質疑思潮中，不少學者都將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動向指責為西方文化霸權的產物，因為這一闡釋的結論忽略了描述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如何進行獨立精神的創造的生動過程。顯然，這一闡釋離新文學創作的事實是很遙遠的，真正在文學創作上取得成就的，無一不是張揚主體精神，獨辟蹊徑從事個人化創作的作家。下麵我們將以現代文學史上頗具詩名的卞之琳為例，來予以呈現。
卞之琳詩歌本身創作，按通常的影響研究說法，外有魏爾倫、艾略特、瓦雷裏等人的影響，內有李商隱、溫庭筠等晚唐詩人的熏染。這一點必須承認，但問題的關鍵是詩人卞之琳是作為一個中國現代詩史中的個性化存在而言說著的。他既不是西方象征主義、現代主義詩潮在中國的代言者，也不因與古人有過精神聯結而有了誤讀的可能。正如魯迅所說，吃了牛羊肉，也決不會“類乎牛羊”的。作為具有自己滋生機製的主體，卞之琳通過詩歌這一形式完成了他對當下生活的一次生命、情感的投射。某些有某種程度仿效痕跡的早期作品，也僅具有辨識詩歌淵源、詩風流變的一點作用。大致相近的看法是，卞之琳始終是一個對生命的玄思者。多思、猶疑、敏感、篤靜是詩人存在的標簽，也是他在敞開對人生與世界大門時進行生命、能量置換的無形資本。那種小處敏感、大處茫然的身世飄零與人生幻滅感，那種默默無聞、懷舊懷遠的出世態度與內在情調，那種喜愛淘洗、傾於克製的詞語歡悅，正是作為詩人的卞之琳典型的生存方式，也是他體驗生活、見證自身生命存在的體驗方式。比如，對破敗荒涼現實的感受（《古鎮的夢》、《春城》），對普通民眾生活、困乏人生的刻錄（《酸梅湯》、《道旁》），對存在、相對觀念、時空觀的體驗反色（《距離的組織》、《斷章》、《尺八》、《投》），對命運、愛情、色空觀念的感同身受（《無題》、《寂寞》、《白螺殼》），這些詩作無論是語詞本身，還是思維方式背後，都呼吸著一個審慎、精細、睿智而又惆悵、無奈的自我。它們是詩人通過體驗現實後的情感凝結，是體驗過的現實，是張揚個體生命的智慧結晶。
中外或古今兩個作家在某些方麵存在相似之處，本身是人類的一些母題在不同時空中的呈現，比較文學的平行研究，也大多止步於揭示這一人所共知的事實並進行細化罷了。因此，不論是影響研究，還是平行研究，這樣的研究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也有明顯的局限性。即使承認有“接受一影響”的痕跡，與作家的個體體驗與生存實感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比較文學後來發展到跨文化跨學科甚至是跨文明的研究階段，在不否認這一研究有一定價值的基礎上，其實它所揭示的規律與取得的成就，都是比較空泛、空疏的，難怪失語症也最先由比較文學圈子內發現。近些年來比較文學在表麵的熱鬧之下，實際就越來越感受到這一困境。以外來思潮本土化為例，一種文藝思潮的越界傳播，總得經曆不斷的變形、他者化，而且這一過程，最需要的是某種本土文化強大的激發與內需，才有可能紮下些許根須。——這是一個有生命的移植過程，影響的種子需要適宜的土壤與氣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