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形成了怎樣的傳統，新的傳統的曆史原貌如何，實在是一個言人人殊的命題。新文學傳統的生成、過程乃至性質都相當蕪雜，由此而來的歧義也就相當自然了。大凡新文學史論性質的著作對此都有不同的描述，這也是新文學傳統豐富與歧義的表征。這一趨勢，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四文學革命時思想先驅們所設計的不同藍圖與規範，他們對新文學本身的理解與前景規劃也趨於多樣化，存在理解與闡釋上的各種差異，如胡適與周作人對新文學道路的設計便迥然不同。以此為始，直到今天，不斷衍生的新文學史撰述重疊往返，形成一種多聲部現象，新文學傳統的麵目也就像變幻的麵具一樣，陡增不少“誤讀”的啼笑因緣。也許我們不禁要問，作為客觀的存在，新文學傳統是古典傳統在20世紀的延續與變異，應該有一個基本的麵貌吧。可事實上，這一曆史原貌的還原，闡釋起來竟如此艱難！闡釋主體有異，新文學傳統像變色龍一樣難以把捉——這均可視為人們對新文學傳統的種種“誤讀”。本節選取幾種帶有代表性的“誤讀”，深入誤讀中的新文學傳統內部，探究到底是怎樣的傳統才有如此不平常的內容。
一
如果要說出哪一種闡釋占據新文學史論性質的絕對主流，那麼很容易回答，即融進化論與革命論為一體的新民主主義文學史觀。自20世紀40年代始，新民主主義文學史觀開始浮出水麵，它帶有強大的整合力，後來影響也最為深遠，有一統江湖的意味，人們對新文學傳統的闡釋，也趨於高度統一化。其要點基本上以五四為源頭與內核，依循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直到革命勝利的邏輯而予以闡釋鋪陳並建構起來。“革命”是這一闡釋的關鍵詞，革命論的理念貫穿在新文學傳統中。其中最為關鍵的環節，則來自政治家對新文化運動及其文化性質、任務的闡釋。在戰爭、革命年代誕生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著作，陸續公開發表，其影響不斷越過邊界進入新文學，逐漸為新文學史觀奠基。從40年代到今天，它差不多是新文學傳統闡釋的金科玉律。
受政治意識形態影響甚深的新文學，無不受此觀念的嚴重製約。“革命”是社會變革、政治變奏的主線，自然也是新文學傳統的基調。隨著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政權的建立，革命領袖的此類著作得到了全麵而廣泛的宣傳與貫徹，不管是作為前奏的第一次文代會，還是作為學科建設的新文學史著作的撰述，一係列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翻天覆地變遷的重大曆史事件接踵而來，新文學傳統也得到了規範、整齊、劃一的闡釋。為了服務於國家機器，作為其中一分子的新文學，充當了從文學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論證新政權與執政黨的合法性工具。強化無產階級革命對文學與文化事業的指引與領導作用，這是新生的民族國家共同體出於意識形態考慮的策略，也是革命的文學傳統順理成章的延續。依照這一目標，新文學的曆史得到了新的梳理與闡釋，高度統一、內涵明確的新文學傳統，不得不承擔民族國家的宏大的革命敘事。誤讀也由此發端而不可收拾。
新文學傳統在革命敘事的統一口徑下，得到了準確無誤的闡釋。下麵主要從幾個方麵予以表述：一是新文學性質的定位。視新文學運動及其傳統為新民主主義文藝，這一明確定位，對新文學傳統第一次從政治層麵做了統一而鮮明的解釋。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一係列著作，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其性質與基本任務與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迥然不同，兩者的分水嶺劃在五四，這樣徹底否定了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作用，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性質和領導權重新估定。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曆史任務，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肩負的責任。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性闡釋的脈2絡上，五四的曆史地位得以迅速提升，新文學傳統的意義也非同尋常。換言之，對五四傳統的有意誤讀，連帶著對新文學傳統的誤讀。有學者曾對這一環節中的“第一次文代會”這樣高度概括：“‘文代會’對於現代文學傳統的闡釋，奠定了新文學史的敘述框架，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學史觀，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的性質作出鮮明的政治性判斷，以‘統一戰線’的理論分析概括了新文藝運動的流變，並且確定了以所謂的‘兩條路線鬥爭’為綱的文學史敘事線索。‘文代會’在對新傳統的闡釋中，一是體現了政治革命與文藝一體化的思維方式；二是由階級分析方法和統一戰線的思路派生出一種新的文學史係統。‘文代會’力圖清理20世紀上半葉文壇上諸多曆史遺留矛盾，並對紛紜複雜的文學現象進行梳理，其中許多重要的觀點、結論，是以‘官方’立場確定下來的。”由第一次文代會肇始，新文學曆史的撰寫，也在把握這一指示精神的前提下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在史識、體例、材料等各方麵都有所轉向。“1949年前的新文學史著多描述型的，從此便讓位給了闡釋型的。”在50年代開頭幾年，無論是《〈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的編寫，還是像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丁易《現代文學史略》的編寫，都部分或全部帶有闡釋型的時代特征，這一批新文學史論著述，奠定了新文學的學科地位，新文學的傳統也得以完形。在學術生產體製化的曆史背景下，這些著述在指定的舞台上，注重突出文藝思想鬥爭，對作家地位的評價也主要由其政治態度來決定，如魯迅的身份是新文學的旗手與奠基人，諸如此類，都是對新文學傳統闡釋的重要側麵。革命性的闡釋是圖解新文學現象的理論出發點，由此形成評價標準與批評範式，整個新文學的發生、發展、衍變都在既定的視野下得到呈現。
站在新世紀語境下，回顧這一革命性的闡釋，明顯感到對新傳統的認識含有更多誤讀的因素。也許在特定的政治化年代，人們對“革命”有著特殊的印象與記憶，這一新傳統的闡釋也自有它存在的理由，對新文學傳統的虛構、想象與重塑，都符合新文學傳統的某些實質性存在。但是，我們不難看出，“革命”話語中的新文學傳統觀，本身大大簡化了曆史，越到後來越容易看出這一闡釋的弊端。其中最為主要的是忽略了曆史事實的本來麵貌，部分代替了整體，由政治的“誤讀”帶來對文學曆史真相的“遮蔽”。雖然任何一種文學史都是一種敘述，因敘述者不同的立場、思想而導致不可能恢複真正的文學原生態，但至少應反映新文學自身自由發展的基本生態麵貌，多元、豐富、歧義的大量文學史信息不能人為地遮蔽、歪曲、裝配。其次，這一“誤讀”很少觸及“個人”、“自我”這一根本性的思想基礎，作家生命個體創作的心態，人生體驗與思想的蕪雜，自我在社會中的定位，作家個體與新文學的關係，作家創作的過程與目的，等等，都相應缺乏敘述的筆墨，他們的麵目也就相當模糊、單一，因而這一闡釋對五四傳統的捍衛顯得空疏、單調、乏味，最終缺乏說服力，同時也使新文學傳統變得更為脆弱、無力，由此引發了後來的“誤讀”之“誤讀”，比如，認為五四新文學割裂了傳統，新文學傳統的虛無，支撐新文學傳統材料的“空洞化”現象，等等，差不多都可追溯到這種對新文學傳統的闡釋上。新時期以來的三十來年裏，研究新文學的學者們通過重寫文學史等舉措有意糾偏與自我批判，更加動搖了這一傳統的完整性，最後反倒成為他人攻擊新文學的理由，支離破碎的新文學，多次失去證明自己的機會。
二
在“革命論”闡釋占據新文學傳統主流觀念的一統江湖下，在數十年間，盡管在努力挖掘新文學與革命的聯係上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總體而言，新文學傳統因“誤讀”甚深而逐漸變得單一與僵化，並最終釀成了新文學傳統研究的困境。
經過思想解放的衝擊，曆史終於翻開了新的一頁。與新時期各種變革同時起步的新文學研究，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期，現代文學作為80年代的“顯學”便是此類狀態的概括。現代文學學科的重建，在批判與清除政治流毒的新形勢下，“撥亂反正”也在新文學研究中緊張進行，新文學的傳統在重新闡釋中拂拭掉了臉上的灰塵，其曆史形象得到了重塑。其中，就包括以比較文學思維為基礎的啟蒙式闡釋。特別是80年代中期，回到五四和強調啟蒙主義立場，使新文學研究超越了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的嚴重製約，“革命論”的闡釋開始鬆動。加之當時熱衷於移植與運用外來的文學理論與方法，文學傳統觀念得到及時的更新，方法熱與文化熱此起彼伏升溫，一起促成了對新文學作家作品的重讀與重評。這裏主要以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為例，揭示這一方法對新文學傳統研究的推進之功，同時也指出隨之出現的還有另一種新的“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