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白詩在唐朝很盛行。
第二，白詩平易流暢。
第三，白詩帶有佛教味。
指出了這三點。“白氏文集在我邦流行的原因，雖然其他還有不少理由，但以上三點是重要的原因，這是沒有爭議的。”他這樣總結道。
另外，青木正兒在昭和7年（1932）9月發表的岩波講座《日本文學》的《國文學和支那文學奈良朝及其前後三和文勃興時代》（《青木正兒全集》第2卷第362頁）中講述道：“在詩的方麵，白樂天的影響最大，這是有目共睹的。流行的原因為：樂天的詩名在當時的支那很高，且其詩平易富有情趣，連我邦人也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妙處。”接著，1943年，金子彥次郎在《平安時代文學和白氏文集——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研究篇》中的《關於白氏文集尊崇流行的因由的新考察》中，講到“以往流行於世的代表性見解”時，列舉了岡田所說的3大原因後（不過，第三的‘白氏’成了‘白詩’），又從“精神風土等方麵”“進一步補正幾點”：
第一，形成白詩背景的社會環境與我國平安時代的極其酷似。
第二，白樂天的地位身分，又與我國平安時代的文學者的極其酷似。
第三，白樂天的性格、趣味、為人等，又幾乎堪當平安時代典型的日本人。
第四，白氏文集七十餘卷，從量、質兩方麵來看，對於我國平安時代的文學者來講，都是完備的一大文學事典兼辭典性質的存在。
他增加了這四項進行補充說明。接著，1948年，神田秀夫在《從比較文學角度考察關於白樂天的影響》中的第6節，對岡田、金子兩者的學說進行了再檢討。對於岡田說的第一點，他以曾與阿倍仲麿交往的盛唐的李白、王維及在中唐並稱“元、白”的元稹為例，反駁道：“並不是在唐朝流行，在日本就會流行。”“在本國的流行與在日本的流行是兩回事，有著不同的原因。兩者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對於第二點“平易流暢”，他講道：“這是流行的原因之一恐怕沒人有異議，不管是從語言能力方麵來說，從國民性方麵來說，還是從後宮女眷容易學習這點來說。我當然也讚成這是理由之一。”肯定了這個觀點。而對於第三點“帶有佛教味”，他在指出《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自記》為六十九歲，《六讚偈》為七十歲，《醉吟先生傳》為六十七歲之作後，講道“在日本，把狂言綺語看作是錯誤，轉而投向讚佛乘之因的白樂天晚年的文章或思想，除《榮華物語》《倭朗詠集》之外，主要反映在鐮倉時代以後的作品中，平安時代白樂天流行的原因，不能從這裏找到答案。”從而否定了這個觀點。接著，他用對岡田的第一個觀點相同理由否定了金子的第一、二個觀點，對於第三個觀點，則批評道：“必須是白樂天特有的，對他的特殊性有必要進行進一步的限定。”“唐朝人當中，隻有白樂天具有，而且與平安朝人共通的，能夠經得起二重、三重限定的性格很少，幾乎不可能有。不過，這第三項是非常重要的，當然我也承認。”並將其修正為：“白樂天的性格、興趣、以及他的生平，作為平安時代日本人的典範是非常合適的。”神田隻讚同第4項，在闡述“日本人斷章取義地接受白樂天的傾向很強”的第三節中《斷章式的吸收》中，講道：“對偶然傳來的白氏文集這樣的個人詩文集感極而泣，並試圖把它當作唐詩選的代用品而產生的非理性的結果，是《句題和歌》《倭漢朗詠集》以及其他的斷片化的原因之一”，“作為‘辭典式存在’的選集的代用品，把一句一聯分割開來理解時，沒有必要對白樂天這個人物整體進行批判，從而也失去了觸及他思想體係的機會。”“不幸淪落成了參考書式的存在”。最後他講道：“不要把作者和讀者對立起來考慮，而是要作為榜樣和學習者的關係來考慮”，“一身兼備多種平安朝人想要仿效的資質”的白樂天“是很適宜作榜樣的人”：
一、在渡過七十五歲的長壽後安然死去。（既不是被殺也沒有自殺）
二、晚年地位相當高。（沒有落魄）
三、是罕見的將儒教、老莊、佛教令人不可思議地融合在一起的人物，是位很圓滿的常識家。
四、作有如《長恨歌》等作品，是大眾能夠親近的人物，能同情、體諒他人。
五、如岡田正之博士所說，他的詩“平易流暢”，具有源於他本身性情的自然、平凡、妥當以及溫和。
六、如金子彥二郎所說，白居易的文集是“辭典式的存在”，它就像自敘傳，栩栩如生地記錄了詩人的人生經曆，因此可以全麵細致地教人們如何詠自己的日常生活。
神田氏認為這6項是《文集》流行的原因。
神田之說出現34年之後的1982年，有人提出異議：“有個基本的疑問，如果按照神田氏的觀點，白樂天是‘人們想要仿效’的人物的話，那麼到人們爭相仿效時，白詩應該已經相當流行，並被人接納了”，“順序是不是搞反了？”提出這種異議的人就是將絕版已久的目黑書店的水野平次著《白樂天和日本文學》進行補注、訂正後，讓京都的大學書店複刻的藤井貞和。他在解說中推論道：“像岡田氏第一個觀點那樣的，由於在唐朝流行，所以就……的看法”“幾乎等於什麼也沒說”，“我的看法是，前麵提到的菅原道真，是白樂天詩文的重要接受者，同時也是學問家的祖師。某一學問家，接受了白詩文集，並作為自家之物後，其他的學問家也會爭先恐後地接受它，化作自家的東西，這樣的競爭關係促成了白氏文集的流行，大致情形應該是這樣的吧。各家的翻譯、解釋略有不同，都是作為學問來進行的。我判斷新樂府（白氏文集第三卷、第四卷）的流行，就是各學問家紛紛將自己的學術成果刊行於世的結果。紫式部也生於學問家，源氏物語中隨處可見的新樂府的影響，就是這種家學率先應用到創作中的緣故吧。”
3.從接受者角度看流行的原因
水野平次在昭和5年（1930）發行的《白樂天和日本文學》第9章《白樂天的影響（其二）》中講述道：“特別是嵯峨天皇統治時期，天皇睿才煥發，辭藻富贍，聖作亦頗多，下有小野篁的奇才，橘逸勢的妙手，有新歸朝的空海，都是最優秀的俊傑，他們上下呼應致使文學愈加隆昌。而他們的創作，雖偶有初唐風的作品，但依然沒有擺脫浸潤已久的六朝的綺麗，潘射的舊調，勅撰的詩集亦沿襲著《文選》的體裁。這樣一來，人們逐漸厭倦了舊有的詩調，而新調文學卻還沒有興起，在這不聲不響之間，人們都轉向了詩壇，渴望出現什麼新鮮的東西。恰好在此時，在這沉寂的我國詩海中，突然興起了一大波瀾，這就是適於國人好尚的新文學的到來，即元白清新的詩風，白詩傳到我國真可說是適得其時。它立即就受到了平靜和易的我國人的歡迎，最終呈現出支配王朝文學生命的樣貌，又可以說是適得其所。”水野雖然沒有特別講述《文集》的流行原因，但他的對於厭倦了“沿襲《文選》體裁”等“舊來的詩調”的平安人來講，白詩是“適合於好尚的新文學”這個觀點，我們可以看作是從接受者角度來看的《文集》流行的原因之一。
4.最近的觀點
1985年5月發行的豬口篤誌著《日本漢文學史》（角川書店）“第三章平安朝的漢文學”中，對於“白詩的流行及其理由”列舉了以下五點：
白樂天的詩簡單流暢，朗朗上口。
在中國本土也非常流行。
詩的數量巨大，取材範圍涵蓋了社會上下各階層，詞彙也很豐富，成為作詩、作文的模範。
白樂天的人品清廉潔白、忠鯁讜直，不追逐權勢，且達觀時世，希求煙霞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