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思想極其穩健，有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因當時日本思想界有神儒佛合一的傾向，容易接受他。
豬口的解釋雖然沒有超越前人，但他在明快凝練的說明中，仍提出了新見解：“當時邦人想要學習中國，可能存在一種中國是知識寶庫的觀念，一定認為不讀《白氏文集》，就不能算是知識人。高級官吏培養所的大學教科目中列有《白氏文集》這點，就傳達出了這種信息。”。
1986年11月太田次男氏寫的《從〈千載佳句〉到〈和漢朗詠集〉—以白詩為中心》（《和漢比較文學叢書》第4卷1987年2月），采用“平行地考察中日兩國，把相當大的重心放在當時中國的情形上，並將其與日本對比的方法來論述”。他認為“自白氏詩文傳入日本以後，比其在本國還要盛行”的原因為：
（一）首先，這點在中國也很有效，但在日本更有效，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白居易的作風平易，易於理解，而且它的數量眾多，並在中國已經先行流行起來……
（二）對於接受方的日本文人來講，在官僚這種社會關係中，對他的詩感覺親近，產生了共鳴……
（三）他的詩文的內容，給人意想不到的新鮮感……。
“不用說他的選集主要是從商品的角度來做的，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這當然基於當時在其本國的流行”，“這就意味著，在中國散布、流行著相當數量的白氏文集、短篇白詩、詩文類。”“把自己身邊的所謂日記題材自由自在地寫入詩文中，最終創作出了在唐代極其罕見的3840篇的巨大的數量”，太田的這個觀點值得關注。
5.對前人諸說的再檢討
金子彥次郎在《平安時代文學和白氏文集——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研究篇》中的《關於白氏文集尊崇流行的因由的新考察》中指出的四點中，最重要的創見是第四個觀點：“白氏文集七十餘卷，從量、質兩方麵對於我國平安時代的文人來講，都是一部完備的一大文學事典兼辭典性質的存在。”他在這個觀點的補充說明中這樣講述道：“現存的大量攝取白樂天詩句的文獻，最古老的如前所述，是大江千裏的《句題和歌》，在百十五首的句題中，有七十四首都是白詩，其次是先行於《倭漢朗詠集》的篡輯物、大江維時（888—963）編撰的《千載佳句》，（一）它采集唐人約百五十人的詩句千餘聯，其中白詩實際上占了它的半數五百餘聯之多，堪與其餘百五十名作家句數總和相抗衡，（二）更令人吃驚的是，在它上下兩卷二百五十八個部門中，采集登載白詩句的部門竟然達到了百八十個，（三）而且隻以白詩成立的部門更占了總部門數的近三分之一的七十六個，（四）在包含白詩的所有部門中，詩句的排列方式幾乎全是以白詩句開頭。（中略）再翻過來看白氏文集的內容，其達到三千數百篇的詩文，實際上涵蓋了四季三百六十日的各季節、每日的文學素材，從樂天十六歲的處女作起，到他七十五歲止大約六十年的時間內，各年齡、勤學力文、出仕任官、官廷府衙、私邸、山居、登山臨水、顯榮貶謫、宿直退衙、宴遊歌舞、哀傷歡娛、春夏秋冬、朝夕晝夜、哲學、宗教等等，幾乎貫穿了《千載佳句》二百五十八部門，我國平安時代文人生活的所有方麵的詠出描寫，幾乎在白氏文集中都能找出可供直接使用的詩藻，真可謂是集大成了。”
這個觀點與白居易自己的話：“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經、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知也”（《醉吟先生墓誌銘序》）相符合。金子彥次郎的發現中更重要的記述在同書第526頁《第七節千載佳句收載白詩的思想性及文學性一斑》中：“（前略）現在，從如上的觀點出發，通讀被選擇收錄到《千載佳句》中的五百三十五首白居易的詩句後，我們就能注意到白詩濃厚地表現出被稱為日本國民性的淡泊性、現實性、樂天性、對草木自然的愛好性等的詩句特別多。如“水能性淡為吾友，竹解心虛即我師”，不用說是因其淡泊性而被喜愛的一個顯著的例子。不過，其最顯著的傾向是在順應對自然、草木的愛好性的選句中顯現出來的。”
“順應對自然、草木的愛好性的選句”，我來替金子氏補充一些具體的例子，例如，《千載佳句》開頭“四時部·立春”選錄的“柳無氣力條先動，池有波文冰盡開”，“早春”的“先遣和風報消息，續教啼鳥說來由。”“首夏”的“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等，這些名句都表現出細膩的季節感，雖然手法平易，實際上卻都是以非常敏銳的目光捕捉到自然界的一個畫麵。另外《千載佳句》的“春興”和《倭漢朗詠集》卷上“春·花”中選錄的“池色溶溶藍染水，花光焰焰火燒春”，《千載佳句》中的“蓮”和《倭漢朗詠集》卷上“夏·蓮”中選錄的“葉展影翻當砌月，花開香散入簾風”，《千載佳句》的“詩酒”和《倭漢朗詠集》卷上“秋興”中選錄的“林間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綠苔”，《千載佳句》的“冬夜”和《倭漢朗詠集》卷上“冬·歲暮”選錄的“寒流帶月澄如鏡，夕吹和霜利似刀”等等，都可以原封不動地置換成日本的風景來欣賞。對於那些尋找不僅適合於詩，還適用於和歌詞藻的作者來講，擅長以溫和優美的筆調描寫自然風景的《白氏文集》，使用起來選比艱澀難懂的《文選》更便利，因此可以說《白氏文集》是一部彌足珍貴的“文學辭典”。
水野平次著《白樂天和日本文學》第98頁引用的中書王（具平親王）的《贈心公古調詩》“韻古潘與謝，調新白將元”句，表明元、白詩作為一種新鮮的事物受到平安貴族的歡迎。水野氏指出的“白詩傳到我國，可以說是適逢其時”的觀點，作為接受者方麵的理由之一，是很重要的。另外，太田次男氏的“不用說他的選集主要是從商品的角度來做的，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這當然基於當時在其本國的流行”。這種觀點也不容忽視。元稹在《長慶四年十二月十日（824）》中記述的《白氏長慶集序》的原注“楊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豫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藤原嶽守《大唐人貨物》中記載的承和五年（838）他得到《元白詩筆》並進獻給仁明帝的紀事，可為其提供佐證。
6.展望
作為諸說的集大成，豬口篤誌氏的總結是最完備的，這裏限於篇幅，我隻好將其概要割愛，補充以下內容，並寫下展望來結束本文。
首先應該補充的是“白居易自己編集的《白氏文集》實際上已經進行了很好的整理分類”。也就是說以“諷諭”、“閑適”、“感傷”、“律詩”、“格詩”等內容、詩體分卷，在同一卷中，又把同一時期的作品歸納排列到一起。這種編纂樣式是與《元氏長慶集》共通的特色，但卻不見於其他唐代詩人的別集。在認為由多位作者的作品構成的《文選》的分類很完備時，個人作品《文集》完善的分卷，對於接受者來講，肯定要便利得多。不過，在白居易生前，他的作品是分散地傳來的，這隻不過是原因之一而已。
前人指摘出的種種原因、理由，都是必要條件，但不一定是充分條件。我們應該理解是正由於各種各樣的要素複雜地交織融彙在一起才促使《文集》（包含單行的作品）盛行的。因此，如神田秀夫氏那樣，把每個原因分割開來加以反駁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今後的課題是“為什麼在幾乎整個漢字文化圏，白居易的作品都被傳播並受到喜愛”這個問題。這應該從（一）什麼樣的作品？（二）如何傳播的？（三）如何被接受的？這三方麵入手，首先從中國本土，然後按照西域、朝鮮、越南的順序分別進行探討，特別是朝鮮的接受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