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
就我求珍肴，金盤鱠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
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顏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說羽所以為主考羽翼也。”《後漢書·百官誌》曰：“羽林郎，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補之。”
再看《焦仲卿妻》：
孔雀東南飛，五裏一徘徊。（中略）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
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中略）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
新婦謂府史，感君區區懷。（中略）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
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還有後漢繁欽的《定情詩》：（前略）
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
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係肘後。
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何以結恩情，佩玉綴羅纓。
何以結中心，素縷連雙針。何以結相於，金薄晝掻頭。
何以慰別離，耳後玳瑁釵。何以答歡悅，紈素三條裾。
何以結秋悲，白絹雙中衣。（後略）
湘東王繹的《戲作豔詩》：
入堂值小婦，出門逢故夫。含辭未及吐，絞袖且峙躇。
搖茲扇似月，掩此淚如珠。今懷固無已，故情今有餘。
最後來看張籍的《節婦吟》：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
感君纏綿意，係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
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張籍在對上述詩歌進行脫胎換骨之際，把出場人物局限在“君”、“妾”、“夫”3人，所用道具隻有“雙明珠”和“紅羅襦”，背景也限定在“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2句中。
《陌上桑》和《羽林郎》兩首長篇敘事詩的大意如下：
“秦家有一位美麗的姑娘，自言名為羅敷。她結著倭墜的發髻，耳中戴著明月珠做成的耳飾。她到城郭南隅去采桑，路上行人被她風姿綽約的身影迷住了，耕田人也忘記了犁鋤。有一天，一位由南而來的使君見到了羅敷，讓手下人去詢問她的名字和年齡。她回答說年紀在二十之下十五之上。使君邀請羅敷一同乘坐有五匹駕馬的馬車，她答道：‘使君您太糊塗了，您有妻子，我也有丈夫。而且我丈夫是千餘騎的頭領，乘著白馬，佩帶著名劍。十五歲時為府小吏，二十為朝廷大夫，三十為侍中郎，四十為一城之主，他皮膚白晰，留著胡須，威風凜凜，相貌堂堂，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人物……’”（《陌上桑》）
“從前，霍將軍家奴馮子都調戲酒家的胡姬。這位胡姬十五歲，係著連理帶，穿著合歡襦。頭上戴著藍田玉，耳後飾有大秦珠。沒料到金吾馮子都來到了酒家，胡姬按他的要求端出了清酒和鯉魚，子都送給她青銅鏡子，係在紅羅裾上向她求愛，但是胡姬拒絕道：‘男人喜歡新的女子，而女人則更珍重第一個丈夫。而且門第不等，婚姻將多變故，而我又自愛，絕不會允許婚外之情。’”（《羽林郎》）
三
張籍在折衷這兩個婚外情故事的基礎上，精練詩語，使詩意為之一新。首先來看一下張籍《節婦吟》開篇第一句：“君知妾有夫”。他從一開始就提示出3個出場人物及其關係。
吳秀笑氏在《試析〈節婦吟〉—兼論敘事詩的情節構成》（《中外文學》，“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七月）中，這樣評價其開篇：本詩第一句的表現，實可和第一流小說的“破題”媲美。以“日出東南隅”開篇的《陌上桑》，為介紹“羅敷”用了12句60字，而且還動用“行者”、“少年”、“耕者”、“鋤者”等配角來強調“羅敷”之美。因此從第一句到“使君”出場為止，已經用了100個字。而以“昔有霍家姝”開始的《羽林郎》，雖然一開始就讓“馮子都”出場了，但介紹“胡姬”時還是多用了10句50字。
張籍把這樣的序幕、囉嗦的人物介紹全都忍痛割愛了，在詩的一開始隻用5個字就推出了“君”、“妾”、“夫”這種三角關係的情景設定。
與古樂府比較，我們就能明白《節婦吟》中乍看毫無驚人之處的“君知妾有夫”5個字，是如何簡煉地起筆了。
接著來檢討一下第二句“贈妾雙明珠”和第四句“係在紅羅襦”：這兩句是源於《羽林郎》“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句，“青銅鏡”演變成了“雙明珠”。即使在《羽林郎》中，包含這兩句在內的第23句至第26句為止的4句詩，也是特別有爭議的地方。《樂府詩研究論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所收的《關於樂府詩〈羽林郎〉的討論》一文列舉了各種說法，其中，《對於談〈羽林郎〉的意見》一節中提到的周亮孫的觀點，可以作為理解張籍《節婦吟》時的參考。（相反，張籍樂府《節婦吟》也可以作為補充周亮孫觀點的旁證）就是把金吾子贈送的青銅鏡結在羅裾上。（中略）我這樣解釋是否合理，重點在青銅鏡能不能結在羅裾上。過去吾鄉（合肥）舊式結婚交拜禮時，新婦懷中都掛著小銅鏡（俗稱懷鏡）。鈴木虎雄譯解《玉台新詠集》時，將《羽林郎》的這兩句訓譯為：
貽我青銅鏡我に貽る青銅の鏡
結我紅羅裾結ぶ我が紅羅裾可以翻譯為：“那位差人贈我青銅鏡等等，甚至連紅羅衣服的帶子也幫我係。”內田泉之助氏在《玉台新詠》（明治書院，新釋漢文大係）和《古詩源》（集英社，漢詩大係）中，引用了鈴木的說法，作出了同樣的解釋。
然而，“結”的不是“紅羅衣服的帶子”而是“青銅鏡”，澤口剛雄著《樂府》（中國古典選書）一書在《羽林郎》的注釋中，引用了周亮孫的說法，翻譯道：“但是，金吾子別有用心，在送青銅鏡時，還硬要係在我的紅羅的前襟。”鬆枝茂夫編《中國名詩選》（上）中的《羽林郎》也翻譯為：“想要把青銅鏡係到我的紅絹衣服的前襟上。”
《節婦吟》的“係在紅羅襦”中的“在”表示場所，在《節婦吟》中，“妾”親自把“君”“贈”的“雙明珠”“係”在了自己的“紅羅襦”上。
後漢末期繁欽的《定情詩》（《樂府詩集》卷七十六，《玉台新詠集》卷一）詠道：“何以致區區，耳中雙明珠。”連續詠了共11個相同類型的問答，其中，與“拳拳”、“殷勤”、“區區”、“叩叩”等形容誠意、愛情等的疊詞，“結恩情”、“結中心”等詞語一起，表示“成雙成對”的“雙”字使用了6次。
由此我們可知，贈送象征男女關係的服飾品，意味著求愛求婚，“雙明珠”就是這樣一種贈物。
那麼，張籍《節婦吟》中的小道具不是“青銅鏡”，而采用了“雙明珠”，又是為什麼呢？如果從《定情詩》的辭藻中挑選的話，“雙金環”、“雙跳脫”或者“玳瑁釵”似乎都可勝任。然而，這裏必須是“雙明珠”，因為這個“雙明珠”是後文“還君明珠雙淚垂”的伏線。
張籍通過運用能發“光”的詞，象征著各種各樣的“心”。“明珠”、“戟”、“明光”、“日月”、“淚”等都是能發“光”的詞。而表示色彩的詞卻隻局限於“紅羅襦”的“紅”，這樣做反而給人一種被純粹化了的鮮明強烈的印象。
吳秀笑氏在前麵的論文中講道：“紅”字點明了這位女主人翁的年紀、性格，同時告訴我們，她可能是新婚不久。她的年齡從《羽林郎》《陌上桑》等詩類推的話，應在15歲至20歲之間吧。從結尾的“未嫁時”推測，她可能新婚不久。這首詩的情景設定是：“君”來遲了一步，“妾”已經嫁為人婦了。
下麵再來看第5句和第6句。從第5句起，此詩變成了七言。如果把一句詩比作樂譜中的一小節的話，那麼可以說1小節中的音符由5個增加到7個，也就意味著相應的節奏變得更細膩，旋律變化更豐富，速度也增加了。讀者的心跳與女主人公一同變得高亢，在不知不覺中被卷入了情感的漩渦裏。
張籍沒有把“妾”的境遇和“良人”的地位放在詩的開頭，而是放在了詩後半的導入部分。這相當於《陌上桑》的第1、2句“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和第34、35句“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節婦吟》中的“高樓連苑起”象征“妾”優裕的環境和高貴的身份，“執戟明光裏”象征“良人”的地位及其光明的前途。與《陌上桑》描寫“夫”用了18句90字相對，張籍僅用7字就讓人聯想出威風凜凜的偉丈夫來。但是，張籍絕不是不擅長篇，他的《離婦》詩就由五言34句構成，而五言166句的《祭退之》詩的長度是《陌上桑》的2倍。張籍具有可“扛”“百斛”之“鼎”的“筆力”（韓愈《病中贈張十八》詩）。盡管如此，張籍對“妾家”和“良人”的描寫卻收斂為僅僅2句。
那麼張籍把人物描寫、情景描寫控製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內又是為什麼呢？
那是為了烘托出對“妾”的心理描寫。
為了感知這種效果，我把心理描寫這部分去掉，把剩下的8句作為一首詩來看一下：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
感君纏綿意，係在紅羅襦。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
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
詩意是完整的，沒有中斷，可見隻這8句作為一首詩已經是很充分的了。但是，如果僅僅這樣的話，人們的視線就會集中在“紅羅襦”和“雙明珠”、“雙淚”上，可是一旦把乍看不必要的“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這兩句插入詩中心，人們的視野一下子就擴大了，全詩馬上具有了空間上的縱深感。
在接下來的第7、8句迎來了全詩的高潮：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第8句在《陌上桑》中相當於第34、35句：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在《羽林郎》中相當於第27句至第30句這4句：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在“拒絕的理由”這點上三詩是共通的。問題是《節婦吟》第7句，和第3句“感君纏綿意”異句同音的這句詩，與《陌上桑》第33句的“使君一何愚”處於相反的方向，即羅敷從一開始就拒絕了“使君”，而“妾”卻感知到了“君”的“纏綿意”，接受了他“如日月”的“用心”。
這裏正是這首《節婦吟》脫胎換骨的妙處所在。古樂府《陌上桑》《羽林郎》中的女主人公心裏沒有猶豫。“羅敷”也好，“胡姬”也罷，都是斷然拒絕了男子的求愛。而《節婦吟》中的女主人公“妾”的心理很複雜。
在第8句“事夫誓擬同生死”低沉嚴肅地回響之時，稍作停頓，作者詠出了結尾的絕唱：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在張籍絞盡腦汁想出這兩句詩時，他腦海中浮現出的大概是前人的作品——簡文帝之弟蕭繹的《戲作豔詩》（《玉台新詠》卷七）吧：入堂值小婦，出門逢故夫。含辭未及吐，絞袖且峙躇。搖茲扇似月，掩此淚如珠。今懷固無已，故情今有餘。此詩出場人物為“小婦”、“故夫”以及女主人公這一男二女，它與《節婦吟》中的“君”、“夫”以及“妾”這樣的一女二男的設定不同，然而在三角關係這點上它們卻是共通的。這首詩中的淚如珠是對前夫難以割舍的留戀之淚。張籍大概把這種“淚如珠”脫胎換骨成了《節婦吟》中的為“君”而流的“雙淚”了吧。
四
如果說張籍的《節婦吟》堪當“青出於藍”的評語的話，那必定是對“妾”的心理描寫。
吳秀笑氏在前麵提到的論文中說：詩中所揭示的是個人意識與共同意識的不和諧，是人類“感性”與“知性”的衝突。
如果把吳氏所言的“個人意識”或者“感性”替換成“人情”，把“共同意識”或“知性”替換“義理”的話，那麼就是“義理”和“人情”的傾軋。
以《節婦吟》第3句“感君纏綿意”代表的“人情”和以第8句“事夫誓擬同生死”代表的“義理”的糾纏，使人聯想起“息夫人”的故事。
楚文王滅了息，搶了息王的妻子，並和她生了兩個孩子，然而息夫人卻始終沒有對楚王說過一句話。楚王問她理由，她回答道：“吾一婦人而事二人，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故事見於《左傳·莊公十四年》。王維20歲時創作的五絕《息夫人》使寧王和賣餅者妻之間的對話得以廣為流傳。唐末孟棨在《本事詩·情感第一》記下了如下的談話：玄宗之兄寧王有寵妓數十人，哪個都是“絕藝上色”。在他的府邸附近有一家賣餅店，店主之妻是一位“纖白明媚”的美人。寧王一見鍾情，於是贈送其夫厚禮把她換了回來，對她非常寵愛。過了一年左右，寧王問她：“你現在還記得餅屋嗎？”女子沉默不答。寧王把餅屋老板召喚來使他們麵對麵，其妻靜靜地凝視著他，兩行熱淚順著臉頰流下。這時，在場的數十名文士全都感動了。寧王命把此事寫成詩，王維率先詠成：“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這段晚唐孟棨取材於盛唐王維的逸話，中唐張籍知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節婦吟》中的“還君明珠雙淚垂”的“雙淚”與《本事詩》中的“其妻注視，雙淚垂頰”的“雙淚”，是“義理”和“人情”的爭鬥，撕心裂肺，使雙眼流下了“心之淚”。
小林太市郎博士在《王維》（漢詩大係10）中講道：“王維此時或許已經不可思議地預感到在40年後，他將被安祿山抓獲並接受其所封的偽官，從而沒能為唐朝盡忠這樣一種自己的宿命吧。對於無情的非人性的道德，人性的無聲的抵抗逐漸演變成了他的關注課題、他存在的意義以及他藝術的本質，這種強有力的萌芽，從他青年時的作品中已經可以窺見端倪。”
如同王維沒有選擇《烈女傳》記載的貞女不事二夫、壯烈自殺的息夫人，而選擇了《左傳》中在楚王的愛和息侯的恩之間左右為難、默默流淚的息夫人一樣，張籍筆下的“節婦”也不是《陌上桑》《羽林郎》中所描寫的毅然決然的貞女，而是在道德和人性之間激烈搖擺的活生生的少婦。
遭逢安祿山之亂，當被叛賊抓到時的王維，故意吃藥引起痢疾，裝作“瘖疾”不開口說話。（《舊唐書·王維傳》）“時年二十”的作品中描寫的息夫人的態度，其實就是至德元載（756）他自己的態度，這絕不是單純的偶然，反而可以看作是王維處世觀的展示，證明他青年期和近60歲的老年期是一致的。
而張籍的《節婦吟》也暗示出張籍自身的處世觀。
雖然《樂府詩集》中隻有標題《節婦吟》，但宋本《張司業詩集》和《唐詩紀事》中，在《節婦吟》之下附有“寄東平李司空”6字，而在《唐百名家全集》本和《全唐詩》中，附有“寄東平李司空師道”，多了“師道”兩個字。
徐澄宇氏在《張王樂府》中雲：李師道是當時著名的軍閥之一的平盧淄青節度使。當時許多軍閥勾結文人和中央官吏，一般不得意的文人和官吏也往往依附軍閥。但張籍是守正不阿而有氣骨的人，這首詩是拒絕李師道的勾引的。李師道因元和十年（815）六月派刺客暗殺宰相武元衡，同年八月侵入東都洛陽而聞名。然而，洪邁在《容齋三筆》卷六中寫道：
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卻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李師古因“使用因犯罪逃亡投奔其麾下的人，且外任之人需留下其妻子為人質，而密通朝廷者族滅其家”（參照築山治三郎著《唐代政治製度研究》374頁）而聞名。
“李司空”指的是李師古還是李師道，與《節婦吟》的創作年代有很大的關係。李師道是李師古的異母弟，於李師古去世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接任為淄青節度使，元和十一年任檢校司空，此時張籍是國子監助教。而李師古為檢校司空是十年之前的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此時張籍正好處於為人幕僚時期。《張籍簡譜》（卞孝萱編）和《張籍年譜》（羅聯添編）認為《寄東平李司空師道》為版本錯誤，遵從了洪適的“李師古”之說。
這裏應該注意的是，“李司空”是具有很大勢力的藩鎮節度使，《節婦吟》是拒絕其籠絡的作品。與從第三者立場寫就的《陌上桑》《羽林郎》不同，《節婦吟》是從“妾”和“君”這種當事人的立場寫的，這就是作者張籍給“李司空”寫下此詩的背景。
不用說“雙明珠”象征著洪邁所言的“書幣（書信和幣物）”，或者與幣物一同，“明珠”還象征著聘任狀的文字。韓愈在《奉酬盧給事雲夫四見曲江荷花行見寄並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詩中把盧汀詩的96字稱為“遺我明珠九十六”。得到李氏的聘請，張籍的心境一定十分複雜。同樣是節度使，如果李氏如他在《董公詩》中讚為“輕刑寬其政，薄賦施租庸”的董晉一樣的人物的話，張籍也許毫不猶豫就會答應。然而，自大曆元年（766）李師古、李師道的父親李正己任平盧、淄青節度使後的六十餘年間，李氏家族代代殘暴地統治著管轄下山東省一帶十二州的人民。最終李師道對中央發動叛亂，並於元和十四年（公元819）被消滅之事，當時的張籍或許已經預見到了。
那樣的話，《節婦吟》中的“感君纏綿意”，“知君用心如日月”等不過是社交辭令，是明哲保身的托辭而已。不過盡管如此，但無論對方是什麼人，如果他能賞識自己的才能，並認為是有用的，麵對這樣的好意，誰都不會感覺不愉快的，或許張籍有一半是真心的吧。而且，李氏以“書幣”邀請的話，以禮辭退也是理所應當的。
雖然動心了，但還是堅守節操，一邊承認內心真實的感情，一邊又用理性抑製著，這就是張籍的處世觀。
五
元代俞德鄰在《佩齋輯聞》中寫道：今愛明珠而係襦，還明珠雙淚垂。其愧於秋胡之妻多矣。尚得謂之節婦乎？與不惜一死而堅守貞節的秋胡之妻相比，的確秋胡妻是貞女的典範。不過，不要忘了不僅《列女傳》中的息夫人，《左傳》中的息夫人也是節婦中的一人。而且《節婦吟》中的“妾”並不是“愛明珠”，而是“感君纏綿意”。
清沈德潛在編輯《唐詩別裁集》時所采取的態度就很微妙。他在卷八“張籍”的夾注中雲：文昌有《節婦吟》，時在他鎮幕府，鄲帥李師道以書幣聘之，因作此詞以卻，然玩辭意恐失節婦之旨，故不錄。很明顯沈德潛意識到了《節婦吟》，並認為共不是一個能夠置之不理的作品。然而沈德潛在文學和倫理的天平上，最終選擇了後者，就如同《節婦吟》中的“妾”在感情和理性的鬥爭中，犧牲了前者一般。
張籍雖然是一位儒者，但並不是頑固不化的道學先生。他對舊道德產生疑問，從而創作了《離婦》詩，提出了“薄命不生子，古製有分離”的問題，這說明他是一位具有靈活性的人。
張籍的《節婦吟》之所以能夠打動人心，在於它表達出了一位一邊忠於自己的感情，一邊又極力不陷於情感漩渦中的“少婦”的執著來。
張籍是一位對人情微妙非常敏感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