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韓愈對張籍的評價

中唐詩人張籍,出身寒門,其家世不甚明了,籍貫一說為蘇州吳人,一說為和州烏江人。生卒年代也沒有確切的依據,胡適《白話文學史》說他的生年為“代宗初年(約公元765年)”,而聞一多《唐詩大係》則推測為“公元768年”,最近的研究成果也大致集中在這三年之內,羅聯添氏在《張籍年譜》(《大陸雜誌》第二十五卷)中考證為“代宗大曆元年(公元766)”。據羅氏之說,張籍出生於杜甫去世前4年,比韓愈年長2歲,比白居易年長6歲。關於卒年,隻知為“公元830年以降”,各名家均沒有具體的說法。張籍的傳記,在《舊唐書》(卷一六〇)和《新唐書》(卷一七六)中均以韓愈的附傳形式記載,此外,《唐詩紀事》《唐才子傳》中也有關於他的記述。現存他的作品有詩歌480首,加上逸句、聯句、書信等共489篇。

張籍以樂府詩聞名,《樂府詩集》中選編了他的作品56首,在唐代詩人中,如果從選編數量上來說,是僅次於李白、白居易,名列第三位的。另外在《五十家小集》的“張司業樂府”題下,收錄了84首,這個數目相當於張籍詩歌總數的約1/6(17.5%)。

白居易在《白氏文集》(卷一)開卷第二首《讀張籍古樂府》的開頭寫道:“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自此以後,張籍被眾多文學評論家作為專工樂府的詩人而肯定。但是,為什麼張籍作為樂府詩人受到肯定呢?或者,不限於樂府,到目前為止,張籍的哪些地方,受到了怎樣的肯定呢?我們有必要再重新探討一下。因為這個問題,直接關乎張籍文學的特質。而解決這個問題,則需要具有曆時和共時這兩個視點。曆時的視點以曆代的詩話類,共時的視點則以與張籍同時代的唐人詩文為主要的依據。本文將以後者的一部分為考察對象。

在進行共時研究時,交遊關係因受資料的限製會有一定的局限。但是,張籍的交遊範圍廣泛,除以堪稱中唐文壇雙璧的韓愈、白居易之外,與裴度、令狐楚、元稹、劉禹錫、王建、孟郊、賈島、姚合等人都有往來,名副其實地幾乎遍交朝野名士。而且,文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文人評論張籍的言辭,留傳至今。

現在,我們把焦點對準與張籍關係最密切的韓愈展開討論。

韓愈死後,張籍懷念他過去的恩情,悲痛地寫下了《祭退之》,文中寫道:由茲類朋黨,骨肉無以當。訴說著他們之間的關係甚於至親。兩人的相識,始於韓愈聽孟郊提到張籍的文才。韓愈在《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中,如此說: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當時的張籍,如《祭退之》中所雲:籍在江湖間,獨以道自將。在野卻獨自一人堅守著儒道。其後,北遊的張籍與韓愈見了麵,《祭退之》詩繼續寫道:北遊偶逢公,盛語相稱明。韓愈在《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中雲: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望。他們二人彼此意氣投合。接下來貞元十四年(公元798),33歲的張籍因韓愈的推薦,考中鄉貢進士,次年二月,又在高郢任主考官的進士考試中,進士及第。韓愈《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雲: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張籍《祭退之》則雲: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科,不見苦貢場。對於張籍來講,韓愈是幫助他踏上仕途人生的恩人。張籍在《祭退之》詩中雲:

搜窮古今書,事事相酌量。對此韓愈在《病中贈張十八》詩中則雲:談舌久不掉,非君亮誰雙。兩人既是益友,又是旗鼓相當的議論對手。而且,如張籍在《祭退之》詩中雲:為文先見草,釀熟偕共觴。對張籍來說,韓愈既是優秀的文章上的導師,還是可以推心置腹的酒友。

翻閱《韓昌黎集》,可以找到11篇有關評論張籍的作品。

(1)《與馮宿論文書》書 貞元十四年(798)31歲

(2)《病中贈張十八》五古 同上

(3)《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五古 貞元十五年(799)32歲

(4)《送孟東野序》序 貞元十九年(803)36歲

(5)《醉贈張秘書》五古 元和元年(806)39歲

(6)《會合聯句》聯句 同上

(7)《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書 元和五年(810)43歲

(8)《石鼓歌》七古 元和六年(811)44歲

(9)《題張十八所居》五古 元和十一年(816)49歲

(10)《科鬥書後記》記 同上

(11)《舉薦張籍狀》狀 元和十五年(820)53歲

首先,我們先從最能代表韓愈對張籍評價的(9)開始探討:

這首詩是寫在張籍家中的五言八句古詩,它的後四句,韓愈寫道:名秩後千品,詩文齊六經。端來問奇字,為我講聲形。“名秩”指席次,“千品”指各種官位、階級。“名秩後千品”指張籍停滯在下級官吏的行列中。當時,張籍51歲,官職僅為從八品上的四門國子助教。“詩文齊六經”的“六經”是儒家的六本經書:《易》、《詩》、《書》、《春秋》、《禮》、《樂》。整句意為:“張籍的詩文,堪比講述儒家之道的六經。”而結尾兩句講的是張籍為韓愈講解文字學。

從這段詩中我們可以知道以下三點:

A.對於雖有文才但無奈地滯留在下級官吏行列中的張籍,韓愈深感同情。

B.韓愈認為張籍的詩文可與儒家經典匹敵,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C.張籍精通文字學,韓愈也要向他請教。

因(8)和(10)為C提供了旁證,現摘錄其中相關文字:(8)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

(10)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共書歸氏。從這些詩文中,我們可以知道通曉石鼓文、科鬥書的張籍,把這些古文字當作了與韓愈的學識交融的中介。(8)中感歎“嗟餘好古生苦晚”的韓愈,在(10)中講到“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古)字。”韓愈對石鼓文、科鬥書的興趣,不是單純的尚古,同樣地,張籍對文字學的見識,也不單純是為了知識。認識古字是為了閱讀古文,閱讀古文是為了複興古代思想。

古代思想指的是“聖人之道”,也就是儒道。貞元十三年(797),張籍先後兩次給韓愈寫了主旨相同的書信。在其中第一封《上韓昌黎書》中,張籍盛讚了孔子逝世後,複興了儒道的孟子、揚雄,極力鼓吹:宣尼沒後,揚朱墨翟,恢詭異說,幹惑人聽。孟子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複存於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浸惑。揚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於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唯二者而已矣。張籍與韓愈意氣投合之處,可以說就是“複興儒道”這個共通的誌向。貞元十五年(799),即這封書信寄出後兩年,韓愈初次與張籍見麵交談的情形,(3)詩中寫出如下感想: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望。孔子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為常。少知誠難得,純粹古已亡。

從“孔子歿已遠”到“詭怪相披猖”的四句,實際上非常好地呼應了前麵提到的書信。

韓愈死時尚未完成《論語筆解》的撰寫,對此,張籍在《祭退之》詩中寫道“魯論未訖注”,實際上張籍也著有《論語注辨》,隻是沒有留傳下來。雖說張籍是詩人,但他更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以孟子、揚雄為典範,在安史之亂後的中唐時代,夢想著複興儒道的純粹的窮儒。

在韓愈評價張籍詩文“齊六經”的背景中,有載道文學這樣一個共通的立場。三次應吏部考試,三次落第,28歲時的韓愈把自己找不到施展才華舞台的窘狀寫進了《上宰相書》。文中韓愈講到:“共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搬出“六經”來,就是為此。(4)中,韓愈表達了這樣的文學觀念: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共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韓愈把張籍與孟郊、李翱放在一起,作為自己所提倡的古文運動的一員,給予了肯定,並且評價他的文:(1)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仆。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讚賞他的詩:(7)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幾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甚至韓愈在自己的詩中,也這樣稱讚張籍道:(2)籍也處閭裏,抱能未施邦。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

(5)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群。

(6)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塚。堅如撞群金,眇若抽獨蛹。(2)中,韓愈講張籍文章的筆力,讓人感覺仿佛能獨自一人舉起具有金石之聲、飾有龍文的百斛大鼎來。《史記·項羽本紀》“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韓愈調侃道:“在烏江壯烈死去的討厭學問的英雄項籍,身高八尺餘,力大無比,能輕易地舉起鼎來,而雖有文才和學識,但無法為國施展才幹的張籍,憑借著雄勁的筆力,創作如同敲擊金石般高昂的、透徹的文章,以此為每天的樂事。”

(5)中,形容學習“古淡”的張籍的詩,猶如鶴立雞群。“軒鶴”出自《左傳》(閔公二年)“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的典故。“雞群”出自《晉書·嵇紹傳》“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

(6)“寒色拔山塚”句由《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的“百川沸騰,山塚崒崩”和《史記·項羽本紀》的“力拔山兮氣蓋世”合成,意為“以俊逸的筆調描繪出的蕭索光景,就如同拔山一般雄勁。”而且形容“它鏗鏘有力清沏透亮的韻律,就如同撞擊銅鍾一般,它飄渺纏綿的情緒,就像抽之不盡的蠶繭”。韓愈評價張籍甚至使用了“窮淵源”這樣的詞。

韓愈對張籍最終的評價,可從寫於元和十五年(公元820)推薦張籍為秘書郎的薦狀中看出:(11)學有師法,文多古風。問題是“古風”指的是什麼呢?韓愈沒有列舉具體的作品進行說明。不過,《韓昌黎集》中(卷二)收錄的有題為《古風》的古詩,《張司業集》(四部叢刊本卷之七)中也有《古風二十七首》,從《董公詩》《學仙》到《祭退之》,張籍自己的作品可以為我們提供線索:

《古風》是貞元十年(公元794)韓愈27歲時創作的,全詩如下: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既蹙矣,乃尚可以生。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曷其而歸。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這首詩,樊汝霖解說為“托古風以寓意”,蔣之翹評價為“此詩質而不俚,婉而多風,似古謠諺之遺。非唐人語也”。仿照《詩經·碩鼠》《史記·平準書》創作的這首詩心儀“詩三百篇”,是繼承陳子昂、元結遺風的諷諭詩。而張籍《古風二十七首》中的《董公詩》《學仙》兩首,亦與此詩相當。這裏,我把韓愈的評語和與其相對應的張籍的詩句抄錄如下:韓愈《題張十八所居》:“詩文齊六經”張籍《董公》詩:“其父教子義,其妻勉夫忠。”“賢人佐聖人,德與神明通。”

張籍《學仙》詩:“求道慕靈異,不如守尋常。先王知其非,戒之在國章。”白居易在《讀張籍古樂府詩》中寫道: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所評論的也是這兩首詩。可見以《董公》詩和《學仙》詩為代表的張籍的諷諭詩,就是韓愈所講的“古風”,這是無疑的。然而,《古風二十七首》並不都是諷諭詩。“古風”與“諷諭詩”不是同義,而是包含的關係。因此,即使不是諷諭詩,從表現形式上來講,隻要是學習“古淡”,得其“淵源”的詩,也屬於“古風”。而且,為了使其“質而不俚”,還必需具備雄勁的筆力和金石般的韻律。如前,摘抄出韓愈的評語和與之相對應的張籍詩句:韓愈《醉贈張秘書》:“張籍學古淡”。

韓愈《會合聯句》:“張生得淵源。”

張籍《贈孟郊》:“曆曆天上星,沉沉水中萍。”

張籍《寄別者》:“寒天正飛雲,行人心切切。……別君汾水東,望君汾水西。”以詩推文,綜合考慮這些,我們可以說韓愈對張籍評價中的“古風”指的是“汲取了自《六經》到漢魏詩文之‘古’,內容上以載道諷諭為目標,表現形式上以去除葩藻虛飾、回歸真情為宗旨的一種風格。”

最後留下的問題是,上述韓愈評論的妥當性,換言之,即針對“韓愈對張籍評論”的評論。

這裏首先簡單概括一下前麵分析所得到的結果,然後按順序一一加以檢討。

Ⅰ評論對象涉及到張籍的文學、思想、學識等所有方麵。

Ⅱ評論的重點是張籍詩文之“古”。

Ⅲ要想勝任“古”,必須有“筆力”和“金石之韻”。

Ⅳ沒有舉出具體作品為例,隻把印象深刻的氛圍抽象地形容了出來。

Ⅴ評價時,對貧儒張籍的同情占了很大的份量。

Ⅰ是韓愈評價的特色,特別是言及思想、學識這方麵,是幫助人們了解張籍作為儒者、學者時非常重要的資料。不過,從另一方麵講,這也彰顯了韓愈器度之大,表明在韓愈門下,張籍在眾多領域與韓愈都有相接點。而且評論對象很分散,詩的比重較小,這與我們今天把張籍作為樂府詩人的定論有所不同。韓愈是把張籍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來評價的。

Ⅱ觸及到張籍文學本質的一端,是韓愈評價的核心。其妥當性,對於韓愈“古”的評價,被宋代張洎《張司業集序》繼承,且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〇)認可,因而得到檢驗。即前者認為“公為古風最善。自李、杜之後,風雅道喪。繼其美者,唯公一人”。後者認為“韓愈稱張籍學古淡,軒儂避鶴群。諒矣”。

Ⅲ關於“金石之韻”,如《贈姚怤》“無人識高韻”,《贈孟郊》“獨有金石聲”,張籍自己也使用了其他詩人的評價,賈島也曾說他“石磬響曾聞”(《宿姚合宅寄張司業籍》詩),“石磐韻曾聞”(《哭張籍》詩)(雖然有點陳腐的感覺),可以說大體是妥當的。不過,對於“筆力”則不一定非得按字麵意思理解,豈止如此,在讚賞張籍“筆力”的背後,我們可以窺探到韓愈有勸導張籍向自己所向往的文學道路邁進的意圖。韓愈的真心,在《調張籍》中呈現了出來: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這首詩與包含“詩文齊六經”的(9)詩的創作年代相同。一首題寫在張籍住所中,一首是調侃張籍的。在正經嚴肅的場合,世故之辭以及文學上的誇張多少會進入詩文中,而放鬆的時候,反而更能顯現出真心來。這種情況不僅限於韓愈,或許,後世宋代許指出的“所不能追逐李杜者,氣不勝耳”,這個張籍的缺點,韓愈在此時也已經看出來了。

Ⅳ起因於寫作(1)—(11)時的狀況。例如:(1)(4)(5)是寫給他人的詩文,文中隻是作為與李翱、孟郊等親密的門人一起,順便提到了張籍。與此相對,(6)(9)直接以張籍為對象,其中寄托、包含了韓愈自己的文學觀。更進一步,(7)(11)是以推薦張籍為主要目的的,抬舉張籍的文學,是所謂的手段之一。然而,與白居易評價(《讀張籍十樂府》詩)的具體而且妥切相比,韓愈則顯得很籠統,原因之一是韓愈的自我意識和自負感很強烈。也就是說,韓愈雖然認可了張籍的詩才,但並沒有像白居易一樣產生共鳴。

Ⅴ與Ⅳ相關,從韓愈的立場來講,他是張籍的保護人,關於古文,又是他的導師。因此,韓愈的評價中,還加上了因偏袒而產生的“同情”這個因素。

概括以上Ⅰ—Ⅴ得出的結論是:韓愈對張籍的評價,在修辭上雖然多少帶有些文學上的誇張,但針對其詩所作下“古風”、“古淡”等評語,可以說是捕捉到了張籍文學本質的一麵,是妥當而恰切的。

第二節 張籍樂府的篇法之妙

“文昌樂府,古質深摯。”(《養一齋詩話》卷四)

此指張籍的樂府古風無虛飾,思想深邃細密。此外還有:“張王樂府,天然清削,不取聲音之大,亦不求格調之高,此真善於紹古者。”(《石洲詩話》卷二)

這裏“清削”同“清峭”,為“清高嚴酷”之意。“紹古”指的是“張籍祖國風,宗漢樂府。”(《唐音癸簽》卷七《評彙三》所引陳繹曾評)。

另外還有:思難鮮易。(《唐音癸簽》卷七《評彙三》所引陳繹曾評)

文昌恣態橫生,化俗為雅。(《吳禮部詩話》所引時天彝評)

沒有連篇累牘綺靡的辭藻,也沒有刻意追求韻律、格調。深遠的詩意自由奔放地發揮,不經意間就把通俗轉化為了高雅。

事實上,無論是抒發對中唐社會矛盾強烈的憤怒,悲痛的慨歎,還是描寫人民辛勤勞作的南方風景,時而殷殷道來,時而淡淡詠出的張籍樂府,雖然使用平易的表現手法,同時卻具備了古質深摯的風格。

這樣的張籍樂府,簡直可以比擬為白描的畫卷。舍棄金泥,去除丹青,隻用水墨勾勒出線條的白描畫,在讀者眼中可以幻化出各種各樣的色彩來,被描繪對象的真髓在人們心中複活了。當這畫麵在腦海中躍動時,讀者感受到的震撼比麵對一幅色彩逼真、創作謹嚴的畫卷還要大,人們仿佛被吸引到一種躍動的影像世界中了。這是作者的氣魄貫注到筆勢和構圖中的緣故。

如果說筆勢講求的是一根根線條的速度,構圖講求的是線條和線條組合的話,那麼筆力講求的就是一個詞語一個詞語的厚重度,篇法就是詞語和詞語的組合。而由篇法所擔負的傳達文學作品生命力的責任,詞語越是平易,其份量越重。

元代範德機著眼於張籍樂府的篇法(一首詩整體的構成法),雖然不很完備,但卻是第一位把這種方法運用到分析中去的人:

樂府篇法

張籍為第一,王建近體次之,長吉虛妄,不必效。岑參有氣,惜語硬,又次之。張王最古。(中略)要訣在於反本題結。如《山農詞》結卻用“西江賈客珠白斛,船中養犬多食肉”是也。又有含蓄不發結者,又有截然頓然結者。如《君不見蜀葵花》是也。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多食肉。

——《木天禁語》文中,範德機認定張籍是樂府詩人第一人,在高度評價其作風“最傳統”的基礎上,還指出“篇法的秘訣在結尾”,並舉出兩個典型例子。文末,作為“樂府篇法”的代表詩例,還附上了《山農詞》一首全八句。

範德機所雲篇法的第一種類型,是以詩中最後兩句反轉原來的主題而結尾的方式。範氏列舉了張籍《山農詞》結尾兩句。《山農詞》一名《野老歌》(《張籍歌詩索引》),在前六句中,作者描述了老年貧農的辛苦,在結尾兩句中,意外地把他與豪商的奢侈相對比,通過描寫豪商所養之犬都能食肉,鮮明揭露了中唐時期農、商之間尖銳的社會矛盾。這首詩篇法上的特色在於盡管詩題中的“山農”(或“野老”)是整首詩的主題,但結尾處卻落在“西江賈客”這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