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張籍的《傷歌行》
《傷歌行》是樂府古曲的名字。其曲原為“傷日月代謝，年命遒盡，絕離知友。”此曲的古辭以“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床”興起，以“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收束。（《樂府詩集》卷六二雜曲歌醉二）
中唐詩人張籍以該題樂府描述了京兆尹左遷的事件：
傷歌行
張籍
黃門詔下促收捕，京兆尹係禦史府。出門無複部曲隨，親戚相逢不容語。辭成謫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須臾留。身著青衫騎惡馬，東門之東無送者。郵夫防吏急喧驅，往往驚墮馬蹄下。長安裏中荒大宅，朱門已除十二戟。高堂舞榭鎖管弦，美人遙望西南天。詩中首句的黃門指門下省；收捕即逮捕；張衡《四愁詩》（《文選》卷二十九）序中有“下吏收盡服擒”。次句的京兆尹指京兆府長官，從三品；禦史府指糾彈百官不正當行為的官署，又名禦史台。第三句中的部曲指部屬家仆之類；杜甫《哭嚴仆射歸櫬》詩中有“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句，除辦理日常雜務外，還負責護衛主人。第四句中的“親戚相逢不容語”，白居易《寓意詩五首》其二，亦描述被貶謫者雲“親戚不得別，吞謹泣路傍”。第五句中的“謫尉”二字，《四部叢刊》（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張司業集》八卷）作“謫慰”，《唐詩百名家全集》本誤為“責尉”。“辭成”其意為調查齊備，判決已下。第六句的“受命”即接受詔命；“不得須臾留”與第四句同為當時的規定。白居易《與師皋書》中有“及仆左降詔下，明日而東”，韓愈《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中有“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第七句的“青衫”，白居易《琵琶行》結尾也有“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句，為散官九品即最下級官員的官服。第八句“東門之東”，《四部叢刊》本為“東門之外”，《全唐詩》本為“中一作東門外，一作東”。“中門”可能是錯誤的。東門指外郭城的春明門，向東方和南方出行時，都要從這個春明門出發。劉長卿《送馬秀才落第歸江南》中有“南客懷歸鄉夢頻，東門悵別柳條新”句。第九句的“郵夫防吏”：宿驛的人夫為郵夫，負責監視的小吏稱防吏。白居易為元稹寫的墓誌銘中有“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宋蔡襄寫的《張昷之墓誌銘》中有“防吏之嚴，本乎愛民”之句。“喧驅”意為大聲地驅趕。元稹《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中有：“謫官詔下吏驅遣，身作囚拘妻在遠。”與驅遣大致同義，不過“喧驅”一詞還加入了語言、聲音的要素，感覺更加強烈。第十句“往往驚墜馬蹄下”指流刑者被迫品嚐馬蹄下的屈辱，被貶謫者的悲慘遭遇在這句達到頂點。第十一句“長安裏中荒大宅”：意即主人失勢，大宅也荒廢了。當時大宅的豪華壯觀，白居易在《傷宅》（《秦中吟》十首之三）中，進行了詳細地描寫：“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櫛比，高牆外回環。累累六七堂，棟宇相連延。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寒暑不能幹。高堂虛且逈，坐臥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後略）”第十二句“朱門已除十二戟”：門戟為皇帝按功勞賞賜的物品，為顯示威儀，在門上設架擺列的裝飾用的戟。劉禹錫《謝賜門戟表》中有“準省牒賜臣門戟十二竿者。恩降雲天，榮加門戶。”“棨戟爰列，更光私第。賁於棖闑，慶及子孫。”文中的“省牒”指官府蓋有黑色印章的證件；“賁於棖闑”即裝飾在家門上的意思。張籍通過從象征顯貴富官的朱門上除去十二竿門戟一事，表明這所大宅的主人失勢了。第十三句“高堂”指裏麵的房間。《傷歌行》古辭中有“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張籍《離宮怨》中有“高堂別館連湘渚，長向春光開萬戶。荊王去去不複來，宮中美人自歌舞。”“舞榭”指帶有屋頂的舞台。劉禹錫《楊柳枝詞》九首之九中有“輕盈嫋娜占年華，無榭妝樓處處遮。”最後一句的“美人遙望西南天”，是出自魏武帝銅雀台的典故。陸機《吊魏武帝文》中有“登爵台而群悲，貯美目其何望”？此外，白居易《和思歸樂》詩中有“魏武銅雀妓，日興歡樂並。一旦西陵望，欲歌先涕零”，王建（一說劉長卿）《銅雀台》結句“宮中歌舞已浮雲，空指行人往來處”。
第二節 京兆尹楊憑左遷事件
《樂府詩集》本，《四部叢刊》本均隻有《傷歌行》這個題目，而《唐詩百名家全集》本，《全唐詩》本，在題目下還附有小字的注：“元和中，楊憑貶臨賀縣尉。”
“元和中”，準確地講應為元和四年（公元809）。《舊唐書》卷十四《憲宗本紀》記載：“壬戌，禦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時贓罪，貶憑臨賀尉。”
《資治通鑒》卷二三八記載：“壬戌，禦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貪汙僭侈。丁卯，貶憑臨賀尉。”
“壬戌”為七月十八日，“丁卯”為二十二日。楊憑的罪狀為任江西觀察使時的貪贓罪。《舊唐書》卷一四六《楊憑傳》更詳細地記載了事情的原委，由此可知，禦史中丞李夷簡劾奏京兆尹楊憑的不正當行為，在禦史台，刑部尚書李鄘及大理卿趙昌負責調查取證，同時，楊憑任江西觀察使時，負有監察職責的前江西判官、監察禦史楊瑗也被帶到了禦史台，由大理少卿胡珦、左司員外郎胡證，侍禦史韋審理其怠職之罪。
張籍《傷歌行》開頭“黃門詔下促收捕，京兆尹係禦史府”二句，就是講的這一史實。對於事件的原因，《舊唐書·楊憑傳》後半部記載道：先是憑在江西，夷簡自禦史出，官在巡屬，憑頗疏縱，不顧接之，夷簡常切齒。及憑歸朝，修第於永寧裏，功作並興，又廣蓄妓妾於永樂裏之別宅，時人大以為言。夷簡乘眾議，舉劾前事，且言修營之僭，將欲殺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夷簡持之益急，上聞，且貶焉，追舊從事以驗。……也就是說，楊憑任江西觀察使時（永貞元年十一月甲申——元和二年）的犯贓和就任京兆尹（元和四年）後的奢侈是這件事情的直接起因。然而，背後與李夷簡的私怨卻是一個遠因。
《新唐書》卷一六〇《楊憑傳》和《舊唐書》本傳記載的內容大體相同，不過，《新唐書》多了一條：在楊憑被判死罪，財產將被沒收時，因當時翰林學士、名臣李絳的奏言，而免遭極刑。李絳的奏狀全文收錄在《全唐文》卷六四六中：
論簡勘楊憑家產狀
伏以楊憑犯贓，憲司推勘，舉正朝典，肅清人心。此蓋理之宜然，法度之當爾。臣但不知楊憑所犯輕重。若所坐隻緣贓汙，法令且有明文，合待推勘事終後，征贓定罪。今所與宗儒詔令，一物已上，兵數聞奏。即宗儒受詔之日，便合勘責家資。遠近流傳，有似簿錄。幾簿錄家產，皆是逆人。至犯贓不合同例。伏以聖恩再三立法度，必歸至公。事體之間，臣苟有所見，不敢不陳。“宗儒”應為趙宗儒。此人的傳記在《舊唐書》卷一六八、《新唐書》卷一五一。“簡勘”、“推勘”的“勘”為調查罪行。“遠近流傳，有似簿錄”，意為“調查罪人家財沒收充公的謠言，遠近流傳”。
如果沒有翰林學士李絳的幫助，楊憑會被李夷簡以叛逆罪處置。不過，雖然僥幸被免除了死罪，但最終楊憑還是受到了最重的流刑——“流三千裏”。
就楊憑被貶為賀州臨賀縣縣尉一事，張籍寫下了《辭成謫尉南海州》。《史記》卷一一三《南越列傳》道：“秦時已並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張籍把自古以來就是流謫之地的桂林、南海、象郡一帶統稱為“南海州”。《史記》所講的“南海”為今廣東省。臨賀縣為今廣西省賀縣，據《史記》記載為“桂林”。《元和郡縣圖誌》卷三十七記載自賀州沿西北方向到上都（長安）為“三千八百五十五裏”，真是名符其實的的偏遠之地。
《舊唐書》卷一四六《楊憑傳》中載有貶謫的詔書。《全唐文》則將其收錄在卷六十《憲宗五》中：
貶楊憑臨賀縣尉詔
楊憑頃在先朝，委以藩鎮。累更選用，位列大官。近者憲司奏劾，暴揚前事，計錢累萬，曾不報聞。蒙蔽之罪，於何逃責。又營建居室，製度過差，侈靡之風，傷我儉德。以其自尹京邑，人頗懷之，將議刑書，是加湣惻。宜從遐譴，以誡百僚。可守賀州臨賀縣尉同正，仍馳驛發遣。想來麵對垂頭喪氣的楊憑，宣讀詔書的人在念到最後五字“仍馳驛發遣”時，一定是用不屑的口氣讀的。
第三節 楊憑及其交遊
那麼，楊憑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呢？《舊唐書·楊憑傳》開頭這樣記載：楊憑字虛受，弘農人。舉進士，累佐使府。征為監察禦史，不樂檢束，遂求免。累遷起居舍人、左司員外郎、禮部兵部郎中、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入為左散騎常侍、刑部侍郎、京兆尹。“不樂檢束”四字，顯示了楊憑豪放、不受拘束的性格。《舊唐書》更記載道：“性尚簡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不能接下”在《新唐書·楊憑傳》中為“接下脫略”。可見楊憑具有傲慢、對下級疏略的性格傾向。
這裏有楊憑任湖南觀察使時的資料：永貞元年（805）秋，當時，任江陵法曹參軍事的韓愈在長沙作了題為《陪杜侍禦遊湘西寺獨宿有題獻楊常侍》（《韓昌黎集》卷二）的詩。詩中韓愈寫道：“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掩。”“禮賢道何優，奉己事苦儉。”“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慊。”如詩題所示，楊憑打發自己的部下杜侍禦代替自己陪同韓愈，而充當向導的杜侍禦又把韓愈獨自一人留在湘西寺，自己毫不擔心地回去了。雖說是“獨宿反而更自在”，而楊憑他們隻不過提供了住宿的地方而已。楊憑既沒有陪伴同遊，也沒有設置歡迎的宴席。“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慊”二句，就是因沒有受到熱情招待而說的話。“禮賢道何優，奉己事苦儉”二句也不能單純地從字麵上理解。楊憑“接下脫略”一麵，從韓愈的這首古詩中就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