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製藩鎮，極力複興中央政權的忠臣，這就是《新唐書·宗室宰相列傳》所描繪的李夷簡的形象。他的活躍，始於德宗時代預見朱泚反亂時。其後，又放逐了積奸貪贓的王顒，促使廢除了由韋臯、於頔等人創作的為皇帝歌功頌德的音樂“奉聖樂”、“順聖樂”等在軍中的演奏。
彈劾楊憑也是他為皇帝立下的一個功勞，因此他被賜予了金紫。不過，這其中有他的私怨，處置方式也操之過急，從而有損於人們對他的評價。但是，他上奏請求任徐晦為觀察禦史，在楊憑左遷事件後兩年，寫信撫慰永州的柳宗元（楊憑的女婿）（《柳河東集》卷三十五《謝襄陽李夷簡尚相委曲撫問啟》），從這些舉動中又可以看出李夷簡決不牽連第三者的寬容大度來。
第五節 事件的背景
元和四年，當時的宰相是被譽為“知無不言”，“性忠盡（《舊唐書》卷一四八《李藩傳》）的李藩，認為他有器量而推舉其入相的是鼓勵諫言的宰相裴垍。裴垍在與李絳同為翰林學士的元和二年，曾奏劾節度使李錡僭侈，建議把他從六州百姓那裏榨取的錢財歸還給浙西民眾。另外，提拔李夷簡為禦史中丞也是裴垍。李藩、裴垍的前任是元和三年去世的元老杜黃裳，元和元年，杜黃裳向剛即位不久，意氣軒昂的憲宗皇帝建言道：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製藩鎮，則天下可得而理也。……（《資治通鑒》卷二三七）代替杜黃裳，於元和二年春出任宰相的是李吉甫，他撰寫了《元和國計簿》，也主張抑製方鎮的貪恣。憲宗元和初期，是一個嚴肅法製，圖謀複興中央威權的時代。
元和四年五月，李夷簡彈劾楊憑的兩個月前，長安縣令鄭易在沒有得到許可的情況下，於永平坊開渠，結果被貶為汴州（河南省祥符縣）刺史。此時，楊憑作為京兆尹，因疏忽罪而被處以罰俸一月的處罰：五月，長安縣令鄭易以擅於永平坊開渠，貶汴州刺史，京兆尹楊憑以不聞奏，罰一月俸料，左巡使殿中禦史李建不覺察，罰兩月俸料。……（《冊府元龜》卷一五三）。這個時候，楊憑已經踏上了失勢之途。不久，在楊憑任江西觀察使、李夷簡任支郡刺史時的芥蒂沒有化解的情形下，元和四年七月，一邊是喜好奢侈的京兆尹，一邊是固守清廉的禦史中丞的衝突開始了：自貞元以來居方鎮者，為德宗所姑息，故窮極僭奢，無所畏忌。及憲宗即位，以法製臨下，夷簡首舉憑罪，故時議以為宜；然繩之太過，物論又譏其深切矣。……《舊唐書·楊憑傳》這樣總結到，輿論認為李夷簡的彈劾是合時宜的，不過，由於他的肅清行動過於嚴酷，也成了批評、非難的對象。翰林學士李絳就代表這樣的輿論，對禦史中丞李夷簡過激的行為進行了糾正，他的奏狀，真可謂是正論。
第六節 事件和柳宗元
因受王叔文的牽連，永貞元年（公元805）十一月被貶為永州（湖南省零陵縣）司馬的柳宗元，在還沒被赦免時，又在永州得知了嶽父楊憑左遷之事。
他的妻子楊氏於貞元十五年（799）八月一日，年僅23歲即去世了。（《柳河東集》卷十三《亡妻弘農楊氏誌》）嶽父的失勢，對柳宗元來講，是繼愛妻之死、自己遭貶後的第三次不幸。
後來，柳宗元在排律、祭文中言及了發生在元和四年秋的事件，為捍衛楊憑名譽，柳文中充滿了辯護之辭。《柳河東集》中的《祭楊憑詹事文》（卷四十）和有著冗長標題的《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複為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賀未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誌》（卷四十二）長篇五言排律即為此而作。
祭文雲：京兆之難，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瓦石盈路。公捍其強，仁及童孺。左遷而出，擁道牽慕。道峻多謗，德優見憎，煩言既詆，倚法斯繩。排律雲：敬逾齊國社，恩比召南棠。希怨猶逢怒，多容競忤強。火炎侵琬琰，鷹擊謬鸞凰。在前麵的祭文中，柳宗元提到了貞元二十二年（806）二月，當時的京兆尹李實被流放通州（四川省達縣）長史的事件：順宗在諒闇逾月，實斃人於府者十數，遂議逐之，乃貶通州長史。製出，市人皆袖瓦石投其首，實知之，由月營門自苑西出，人人相賀。（《舊唐書》卷一三五《李實傳》）。祭文中的“瓦石盈路”就源自這件事情。身為宗室的李實因恩蔭入仕，是“專以殘忍為政”的人（《新唐書》卷一六七《李實傳》）。與他相比，雖然同為京兆尹，楊憑卻“仁及童孺，左遷而出，擁道牽慕”。對於嶽父的貶謫，柳宗元強調形式上雖與李實相似，但實質卻不同，是因為“道峻多謗，徳優見憎。煩言既詆，倚法斯繩”。這不禁讓人想起《貶楊憑臨賀縣尉詔》中的“以其自尹京邑，人頗懷之，將議刑書，是加湣惻”的話來。
後麵的排律，借用齊國宰相石慶被祭奠於祠中的典故（《史記》卷一〇三《萬石張叔列傳》）和《詩經·召南·甘棠》）來頌揚楊憑的德政。而楊憑被李夷簡彈劾一事，則屬於“希怨猶逢怨，多容競忤強。火炎侵琬琰，鷹擊謬鸞凰”。前兩句相當於祭文中的“道峻多謗，德優見憎”。意為“有仁德，好挫強的楊憑，對人無怨恨，很寬容，沒想到反而卻招來了別人的怨恨、惱怒”。《論語·公冶長篇》：“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詩經·柏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韓詩外傳》卷三：“大道多容，大德多下。”《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戀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戰國策》卷十二《齊五》：“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我而好挫強也。”這些可視為其典故的出處。“火炎侵琬琰”出自昆岡放火玉石俱焚的典故，以玉的“琬琰”比喻功臣之德。《尚書·胤征篇》：“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劉考標《辯命論》（《文選》卷五十四）中也有“火炎昆嶽，礫石與琬琰俱焚”。“鷹擊謬鸞凰”，指像猛禽鷹奮力振翅一樣的嚴厲執政，以“鸞凰”象征的賢者，他們反而成了謬誤的犧牲品。《史記》卷一二二《義縱傳》中有“是時，趙高，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謝玄暉《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文選》卷二十六）中有“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另外，《後漢書》卷五十七《劉陶傳》中有“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賈誼《吊屈原文》（《文選》卷六十）：“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翱。”柳宗元詩中的“琬琰”“鸞凰”，不用說指的就是楊憑。
總之，對柳宗元來講，正如他的詩題雲“以碩德偉材屈誣枉”，楊憑的左遷是冤枉的，是受酷政牽連而導致的名臣的災難。
第七節 官場的無常
楊憑的私第分別位於東街的永寧坊和與之相鄰的永樂坊，京兆府的官廳位於西街的光德坊，而張籍則在正南一街之隔的延康坊租房而居。建在東街頭等地的豪邸，以及從豪邸中率領部曲出門的京兆尹楊憑，張籍應該能夠經常看到。因此，如果楊憑也像李實那樣，大家都覺得是個十分殘忍的京兆尹的話，那麼，張籍對他的左遷會以激烈的諷刺筆調去寫的。另一方麵，如果張籍像柳宗元、徐晦那樣，與楊憑有直接關係的話，他可能會無所顧忌對其抱以同情之心，甚至更進一步，以歌頌的形式為其辯護吧。但是，張籍隻是一味地用旁觀者的眼光追蹤事情的發展，以峻嚴冷徹的筆調描寫京兆尹的左遷事件。
比張籍晚一年考中進士的白居易，元和三年任左拾遺，元和四年全年都與翰林學士李絳等人一起作為憲宗的諫臣，活躍在政壇的第一線。與之相反，張籍卻病臥床上，難以望見出頭之日，在焦躁中滿腹牢騷地度過每一天。在張籍寫給白居易的古詩《病中寄白學士拾遺》中，他詠道：“秋亭病客眠，庭樹滿枝蟬。”“倦遊寂寞日，感歎蹉跎年。”“君為天子識，我方沉病纏。”心情十分鬱悶。多病纏身，自然變遷，歲月流逝，滿目盡是無可奈何的人世悲哀。而那些被捉摸不定的政治機器玩弄的官僚們的命運，也如同逝去的光陰一般，以人的智慧是很難有所作為的。張籍從元和四年秋的事件中看到的是，一旦在權力鬥爭中失敗，馬上就會由京兆尹跌落為被流放者，這是官界無常的悲劇。
“詩人寫到此處，是同情他，是諷刺他，一切都讓讀者去想。”徐澄宇氏這樣寫到（《張王樂府》，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詩人”指的是張籍，“此處”指的是結尾的二句，“他”指楊憑。但是，張籍的《傷歌行》即不是對楊憑個人的同情，也不是諷刺，是張籍自身對由京兆尹左遷之事所象征的“官界無常”感到的悲傷。攝取發生在眼前的時事問題，通過描寫左遷事件而詠歎“官界無常”，從而拓展了古樂府《傷歌行》，為其開創了原本沒有的新局麵，從這點來講，張籍《傷歌行》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與賈島同時代的莊南傑也作有《傷歌行》，但沒有詠左遷事件）
因楊憑左遷事件受到巨大影響的程、許、李、王以及徐晦，他們其後人生的走向，張籍也應該一直在關注著：因元老權德輿的維護，莫說受牽連，反而踏上青雲之路的徐晦；剛因奸佞吐突承璀之事被視為眼中釘，又受該事影響，於次年被流放，並從此再無出頭之日，鬱鬱而終的穆質，這種對比鮮明、難以捉磨的宦海沉浮，使人難免產生一種說不清、理還亂的滄桑之感。一麵歎息“我方沉病纏”，一麵把左遷事件寫成《傷歌行》的張籍，終歸也是一個不得誌的人。
元和四年秋七月，張籍仍然沉淪在卑微的正九品上的太常寺太祝一職，此時，他已經虛度了四十多年的光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