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物感興因示子弟》詩通過“剛”與“柔”、“強”與“弱”的對比展開了儒、道折衷的二元論。“……寄言處世者，不可苦剛強。……寄言立身者，不得全柔弱。……於何保終吉，強弱剛柔間。上遵周孔訓，旁鑒老莊言……”遵從儒家的教導，參考老莊的理論，在“強弱剛柔間”保持“吉”。這就是在壯年的鼎盛期因讒言被貶江州，沒有加入牛、李朋黨，在洛陽靜觀甘露之變的70歲“老人”白居易的處世之道。
這種二元論，也適用於白氏的交友關係。當然，人有多麵性，單純的二分法是不可能的。原本分類本身，就是一種很隨性的事情。不過，著眼於事物顯著的一麵，按一定的基準分類整理的話，還是可以看出整體傾向性的。例如，著眼於維係兩人的紐帶是“動”的，還是“靜”的，按照這種方式把白居易的“友人”劃分為“靜”型的和“動”型的後，白居易的為人就從周圍的背景中凸顯了出來。此時，“友人”的“為人”是基準。當然，無論“靜”型、“動”型，在同一人身上都是“強弱剛柔”渾然一體的，隻是根據時間和場合的不同，表現出不同的傾向而已。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呈現出多重人格的情形來。
七 人物評價和評語
即使是正史，因編纂者的主觀因素，也很難做出完全正確而且公平的人物評價來，相反，雖然是野史、詩文，也有可能反映出事實，而且人是會因環境而改變的，因此，根據記載時期、角度的不同，乍一看會呈現出迥異的麵貌。例如，正史本傳對楊虞卿的評價：“虞卿性柔侫，能阿附權幸以為奸利。”（《舊唐書·楊虞卿傳》）“虞卿柔佞善諧麗權幸，倚為奸利。”（《新唐書·楊虞卿傳》）評價非常不好。但是，白居易在《與楊虞卿書》中，就寫了楊氏救助貧病的李弘慶，照顧因冤罪入獄的崔行儉的家人。《新唐書·楊虞卿傳》記載：“……會陳商葬其先，貧不振，虞卿未嚐與遊，悉所齎助之。”《唐摭言》也有這樣的記載，由此可見楊虞卿的另外一麵。從《白氏文集》中找不到批評摯友元稹之語，但在正史中卻記載有元稹與宦官勾結的汙點：“稹素無檢，望輕，不為公議所右。……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罷。……”
祭文、墓誌銘等雖可為我們提供許多了解其人生平的資料，但寫作者的態度，因與死者的關係不同，有著巨大的差異。例如：《白氏文集》卷三十九、卷四十《翰林製誥》收錄的《祭盧虔文》《祭吳少誠文》《祭張敬則文》，雖然都有“質性端和”“武毅挺質”等象征其“為人”的評語，但因這些文章都是奉敕命而作的公文，全文格調始終偏重於溢美之辭，很難感受到真切的人情味。然而，雖然同是祭文，寫給親友崔群、僚友崔鹹的《祭崔相公文》《祭崔常侍文》，分別寫道：“……朝案同食，夜床並衾。綢繆五年，情與時深。……”“嗚呼重易！平生知我，寢門一慟，可得而聞乎？”等等，飽含深情的語言迎麵撲來。墓誌銘也同樣，如“在寮友間聞知最熟。故得以實錄而銘曰……”在熟知對方的情況下，寫道：“……公為人器宇甚弘，衣冠甚偉，寡言正色，人望而敬之……其貌溫然如春，其心油然如雲也。……達人。……偉人。……公好學，善屬文。……居易辱與公遊，迨二紀矣。……”（《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安定皇甫公墓誌銘》）等等，都進行了具體的描述。
出現在多位詩人、文人詩文中的名士，雖然表現不同，但對其評價卻大體一致。這樣的話，在白氏的親友中，我們隻要找出相對而言在“質”“量”上資料都比較豐富的人物，就能形成大致的標準。因此，我們有必要著手選定作為基準的人物。
61歲的白居易在《與劉禹錫書》中，回憶起接連去世的三人，悲歎：“……平生相識雖多，深者蓋寡，就中與夢得同厚者，深、敦、微而已。今相次而去。奈老心何！”“深之”李絳、“敦詩”崔群、“微之”元稹三人，是與劉禹錫同樣的親密良友。比白居易小7歲的元稹、大8歲的李絳，同歲的崔群，這三人都是曾經官至宰相的名臣。文中，作為典型的親友，白居易首先列舉了李絳和崔群，這裏，我們先從正史本傳中摘抄出表明他們“為人”的片段來：
“動”型——
李絳“剛直”“忠直”。……以匡諫為己任……絳性剛訐……人多直絳……極言論奏……絳以直道進退……剛直嫉惡……（《舊唐書·李絳傳》）
……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群、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新唐書·李絳傳》）
“靜”型——
崔群“儉素”“誠”。……常以讜言正論於時。……選拔才行，鹹為公當。……群有衝識精裁，為時賢相，清議以儉素之節。……（《舊唐書·崔群傳》）
……數陳讜言，憲宗嘉納。群對：“……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以欺。”帝韙其言。（《新唐書·崔群傳》）
八 交友諸相
李絳是曾在翰林院與白居易並肩工作過的同僚，不過，年長8歲的李絳，與其說是友人，不如說是恩人更恰當。在《祭李司徒文》中，白居易寫道：“……惟公之生，樹名致節，忠貞諒直，天下所仰。……居易應進士時，以鄙劣之文，蒙公稱獎。在翰林日，以拙直之道，蒙公扶持。……或中或外，或合或離，三十餘載。……”這裏引人注目的是，白氏對李氏的“忠貞諒直”，李氏對白氏的“拙直之道”的共鳴，聯係二人的紐帶是“直”這種“為人”。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反對讓宦官吐突承璀討伐王承宗的詔命，非常執拗地反複上奏，最後甚至對憲宗說出：“陛下誤矣！”此時，為觸犯龍顏的他辯護的，不是別人，正是李絳。《舊唐書·李絳傳》記載：“……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為奸人所排陷，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寬宥。……”李絳經常保護白居易等人，救助他們於困境之中。作為白居易的政治庇護者，李絳可以說屬於典型的“動”型。
崔群與錢徽同為“心”“源”合“一”的密友，46歲的白居易在貶謫地江州作的《答崔侍郎錢舍人書問因繼以詩》中道：“……吾有二道友，藹藹崔與錢。……應為平生心，與我同一源。……誰謂萬裏別，常若在目前。……因君問心地，書後偶成篇。……”“平生心”“同一源”與《贈元稹》的“心源無異端”相通，值得注意。《答戶部崔侍郎書》是45歲的白居易在江州寫給宰相崔群的回信，這封信中出現了李絳、錢徽、蕭俛的名字。當時李絳為兵部尚書，錢徽和蕭俛二人為翰林學士，都活躍在中央。來自崔侍郎的信中，大概充滿了十分濃厚的關心，白居易概括信文：“……首垂問以鄙況……次垂問以體氣……次垂問以月俸……又垂問以舍弟……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概言之。……”崔侍郎尋問近況，關心健康，擔心生計，就連“舍弟”行簡也提及到了，而且不僅是這些外在的事情，就連“最要”的“心地”也問到了，白居易對此感到很高興。《答崔侍郎錢舍人書問因繼以詩》道：“……勿言雲泥異，同在逍遙間。因君問心地，書後偶成篇。……”這句詩源自《莊子·讓王》的“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暗示他們為“道友”，《答崔侍郎錢舍人書問因繼以詩》詩被分類為“閑適”也與此相關。在《答戶部崔侍郎書》的後半部白居易寫到“……況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益自適也。……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崔群把白居易由江州司馬調為忠州刺史，白居易很感激他的恩義，《除忠州寄謝崔相公》感謝道：“提拔出泥知力竭，吹噓生趣見情深。……感舊兩行年老淚，酬恩一寸歲寒心。……”或許他們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友人，不如說是恩人，不過至少他們在互相探討仙藥、清談時意識到的是“道友”，從他們書信的主要話題為“心地”這點來看，二人的確還是朋友關係。白居易在《祭崔相公文》中道：“……始愚與公，同入翰林。因官識麵，因事知心。獻納合章，對揚聯襟。以忠相勉，以義相箴。朝案同食，夜床並衾。綢繆五年，情與時深。……微之、夢得、慕巢、師皋。……與公居第，門巷相連，與公齒發，甲子同年。兩心相期，三徑之間。優遊攜手，而終老焉。……”他們在翰林院識麵，因工作而“心”相通，相互理解，相互勉勵“忠”“義”，五年寢食與共，加深了彼此間的友情。《自覺二首》其一讚美既是同齡的同僚，又是舊友、親友的崔群的容姿道：“……同歲崔舍人，容光方灼灼。……”
韓愈寫給在宣州當崔衍幕僚的崔群的信《與崔群書》道：“……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看來崔群具有令人神清氣爽的爽朗氣質。他不僅姿容出眾，才能也很超群，19歲就考中了進士科，需要注意的是，與他同期中舉的還有韓愈、李絳。
劉禹錫在寫於貞元十九年（803）閏十月的《舉崔監察群自代狀》中言道：“在諸生中，號為國器。”
柳宗元也在《送崔群序》中大加讚賞道：“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柳宗元更言道：“……嚐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衝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說崔君之正。餘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作為象征友人“為人”的評語，柳宗元用“剛”與“柔”、“正”與“和”進行了對比。“敦柔深明，衝曠坦夷”的李建（杓直），“慕”崔群的“和”，“厲莊端毅，高朗振邁”的韓泰（安平）“說”崔群的“正”。“剛柔不常”的柳宗元傾慕韓泰的“正”、李建的“和”，而對兼備“正”“和”的崔群，則“忘言相視，默與道合”。按照柳宗元的評價，李建屬於“靜”型，韓泰屬於“動”型，而崔則兼具這兩方麵，是“中”型的。但是在“詢問”白氏“心地”時的崔群，重心在“道友”這一方麵，與李絳“以匡諫為己任”的“動”相比，還是更傾向於“靜”型。
與柳宗元關係密切的李建，也是白居易的摯友。白居易在悼念年長八歲的李建的《有唐善人墓碑》中寫道：“……公為人，質良寬大，體與用綽然有餘裕。為政廉平易簡，不求赫赫名。與人交，外淡中堅，接士多可而有別，稱賢薦能未嚐倦。好議論而無口過，遠邪諛而不忤物。……夫如是，其善人乎？……”他不僅被李建“相對盡日言，不及利與名”（《寄李十建》）的“恬淡”所吸引，還傾慕他“稱賢薦能未嚐倦”的“動”的一麵。不過，白氏所講的“寬大”“綽然有餘裕”與柳氏的“和”大致相同，因此，把李建分類在“靜”型中似乎更合適。
致身於諷諭詩的不得誌的一類人，如張籍、孔戡、劉敦質、樊宗師、唐衢都屬於“動”型的。……上司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日夜秉筆吟，心苦力亦勤。……言者誌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為人。……
（《讀張籍古樂府》）
……拂衣向西來，其道直如弦。……平生剛腸內，直氣歸其閑。……
（《哭孔戡》）
……愚者多貴壽，賢者獨賤迍。龍亢彼無悔，蠖屈此不伸。
（《哭劉敦質》）
陽城為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佞臣。……元稹為禦史，以直立其身。……其佐曰孔戡，舍去不為賓。……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
（《贈樊著作》）
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不懼權豪怒，亦任親朋譏。……
（《寄唐生》）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惟有唐衢見，知我平生誌。……致我陳杜閑，賞愛非常意。……
（《傷唐衢二首》其二）
以上6首詩是元和年間白居易人生全盛期的作品。在憲宗朝任左拾遺、翰林學士時代是白居易的活躍期，出現在這個時期“諷諭詩”裏的人物，多傾向於“動”型；與此相對，出現在晚年洛陽時代的“閑適詩”中的人物，更傾向於“靜”型，這點是很容易理解的。
後者的例子無法一一列舉，隻舉以下幾例：……窗前故栽竹，與君為主人。
（《招王質夫》）
……君心如虛舟，況然而不有。官曹稱心靜，居處隨跡幽。
（《贈吳丹》）
……五十六十卻不惡，恬淡清淨心安然。……
（《耳順吟寄敦詩、夢得》）
這些，可說是“靜”式的“淡交”的代表性例子。
白居易對“清淨恬寂”（《容齋隨筆三筆》卷十三《饒州刺史》）的吳丹的“……身榮家給之外，無長物，無越思。素琴在左，《黃庭》存右。淡乎自處，與天和始終”之語深有感觸，在《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並序》中進行了引用。
出現於《代書》的“文友”庾敬休也頗有道家風韻，屬於“靜”型。《舊唐書》忠義下《庾敬休傳》記載其為人“敬休姿容溫雅，襟抱夷曠，不飲酒茹葷，不邇聲色。……”47歲的白居易在江州夢見了舊友，夢中他與庾敬休、李宗閔一起，在長安的春天，攜手拜訪居於靖安坊的元稹：“夜夢歸長安，見我故親友。損之在我左，順之在我右。雲是二月天，春風出攜手。……天明西北望，萬裏君知否？”這首《夢與李七庾三十三同訪元九》編集在了卷十的“感傷”詩中。此外，《寄庾侍郎》“幽致竟誰別，閑靜聊自適。懷哉庾順之，好是今宵客”是白居易56歲時從洛陽寄給長安庾敬休的詩。“幽致”“閑靜”“自適”都象征著“靜”的交友關係。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在“閑適詩”或“感傷詩”以及晚年的詩中，雖然寫的是“靜”的交友，但在意氣投合那一點上的“為人”，有時反而“動”的傾向更強一些。例如，白氏52歲寫的《張十八員外以新詩25首見寄郡樓月下吟玩通夕因題卷後封寄微之》道：“淡水交情老始知。”曾經與白居易一同用樂府詩激烈批判社會的張籍、元稹，此時都憑借“陽春曲調”享受著人生。白氏與這些通過“諷諭詩”產生共鳴的“動”型的“詩友”，持續著“靜”型的“淡交”。
“遊山弄水攜詩卷，看月尋花把酒杯。”（《憶晦叔》）
對淡交的崔玄亮，白居易在給他的墓誌銘（《唐故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中寫道：“……百辟在廷無敢言者，公獨通及溜，危言觸鱗。……極言是非，血淚盈襟，詞竟不屈。……生氣直聲。……皆曰……國有人焉。”正是年青時兩人強烈的正義感，形成維係他們終生“淡交”的核心。
白居易與開元名宰相張九齡的後裔張仲方也有交往。《舊唐書·張九齡傳》：“……父友高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為國器，吾獲高位，必振發之。’後郢為禦史大夫，首請仲方為禦史。”張仲方也是被高郢認可的人才，他與被《舊唐書·蕭俛傳》評價為“俛性介獨，持法守正……”的蕭俛的關係很好，這點我們要留意。元和九年（814）張仲方因李吉甫的諡號之事言及“用兵征發”的弊害，觸怒了正考慮“用兵”的憲宗，剝奪了他和蕭俛的翰林學士。白居易在給張仲方的墓誌銘（《唐故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曲江縣開國伯贈禮部尚書範陽張公墓誌銘》）中寫道：“……公為人溫良衝淡，恬然有君子德。立朝直清貞諒，蕭然有正人風。在官寬重易簡，綽然有長吏體。……孝敬。……慈和。……信。……喜慍不形於色。……居易與公少同官，老同遊，結交慕德，久而彌篤。……”雖然也有“動”的要素，但從整體上來講，還是應該劃分在“靜”的類型中。
作為與元稹、劉禹錫同等親密的詩友，值得特書一筆的還有錢徽和元宗簡。
錢徽之父錢起為大曆十才子之一，如《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韻》所言“……崔閣連鑣騖，錢兄接翼翔。……晝食恒連案，宵眠每並床。……差肩承詔旨，連署進封書。……便共輸肝膽，何曾異肺腸。……”雖然他比白居易年長17歲，但也是同僚。他們作為翰林學士並肩工作，在值宿時還曾把枕頭並在一起。白居易與“同歲”的崔群一起稱錢徽為“同心人”“道友”。對於“錢兄”，白居易懷有的是敬愛之情。錢徽交際範圍廣泛，據《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詩題中出現他的名字的詩有：韓愈詩三首，章孝標二題三首，王建一首，元稹一首，賈島二首，孟郊三首，白居易二十九題三十首，劉禹錫一首，令狐楚一首。韓愈在《舉錢徽自代狀》中寫道：“……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在《除崔群戶部侍郎製》中寫道：“……體道履仁，外和內敏。……”與崔群關係也很密切的韓愈，對錢徽和崔群的評價，都用了“外和內敏”一詞。而白居易也有“邈邈崔與錢”（《效陶潛體詩十六首》）、“藹藹崔與錢”（《答崔侍郎錢舍人書問因繼以詩》）等句，把二人合在一起寫，由此可見，二人在某些方麵是共通的：一是崔、錢都曾是宣州崔衍的幕僚；二是他們的“為人”都是“恬淡”的。在被讚為“盛幕招賢士”（《敘徳書情四十韻上宣歙翟中丞》）的崔衍那裏，白居易成為了鄉貢進士。他與崔、錢二人在翰林院之所以能意氣投合，是因為他們內在的“敏”、“機敏才智”，以及這些內蘊之美不發於外的“和”，“和諧的為人處事”，這是他自身也兼備的。錢徽還是屬於“靜”的類型。
對於年長9歲的元宗簡，白居易稱其為“元兄”，十分敬重他。他與元宗簡是自校書郎時代起的朋友，對與元宗簡的關係，《欲與元八卜鄰》道：“……平生心跡最相親”，這種“心跡”也屬於“靜”型。而溝通兩人心跡的“橋梁”，不是別的，正是詩本身。《李十一舍人鬆園飲小酎得元八侍禦詩敘雲在台中推院有鞫獄之苦即事書懷因酬四韻》“……能文禦史寄新詩”，《酬元郎中同製加朝散大夫書懷見贈》“……曩者定交非勢利，老來同病是詩篇……”等句，表明元宗簡才是“為人”與白居易最相近的人。元宗簡擅長絕句，從《與元九書》“……其尤長者……元八絕句……”元稹《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因有戲贈》原注“侍禦八兄能為七言絕句”等語中可知。在被貶下江州的途中，白居易作了《江上吟元八絕句》“大江深處月明時，一夜吟君小律詩”，元八的絕句還是撫慰失意的心靈的精神安定劑。據說元宗簡去世時對兒子留言：“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為之序，無恨矣。”（《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詩）白居易稱元宗簡為“詩侶”，宗簡去世後，他悲歎道：“……自亡元後減詩情……”（《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
九 結語
年青時的白居易，自覺“我有鄙介性”（《折劍頭》）這種“動”的性格取向。“動”的交友的核心是被強烈的信念支撐的“介”，即“孤高、不妥協的精神”。張籍、孔戡、樊宗師、李絳等人共通的正義感，才是青年白居易的真髓，最先發現這點的人，是從幕僚中培養出崔群、錢徽等逸才的崔衍，其次是被讚為“剛正，恭慎廉潔”的高郢。
還有一個不能忘記的恩人是裴垍，“器局峻整，持法度。……獎勵使盡言”。這位《新唐書·裴垍傳》盛讚的名相，還擁有“研核精密，皆值才實”的慧眼，他因奉行“守正”“好直”（《舊唐書·裴垍傳》）而廣為人知。所以說，白居易翰林學士時代結識的大部分僚友，或多或少都具有“剛”的一麵。而另一方麵，親友李建、錢徽、元宗簡等人又以清爽、溫和的作風，從“柔”的一麵影響著白居易的“為人”。總之，始終作為親友心靈相通，直到晚年仍然保持著“靜”的交往的人物，全是不被“勢、利”所左右、超然物外的人。
但是，如果按正史評價的話，元稹、楊虞卿二人是例外。或許，白氏對這二人的態度，隻著眼於作為朋友的好的一麵了吧，他把元稹作為親友，楊虞卿作為姻親交往，盡量避開有關“勢、利”的政治立場，而使心靈相通吧。既與牛僧孺、李德裕有詩歌往來，也與元稹、裴度唱和的白居易，他的政治立場是中立的。
葉夢得在《避暑錄話》中說：白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裴度）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李德裕）素不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處世者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推不汲汲於進，而誌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有餘也。白居易周圍的人的“為人”，如果說屬於“動”的性情的，以“剛直”“狷介”為代表的話，那麼與之相反的，屬於“靜”的人品就是“清廉”“恬淡”，而貫穿兩者的“為人”就是“誠實”。
雖說作為宰相的元稹，缺少“清廉”、“恬淡”，但作為中年喪子，愛妻又先逝的元稹，卻是感情豐富而平凡的丈夫和誠實的父親。在不得誌的時代苦樂與共，其後也一直遵守“久要”的元稹，對白居易來講，是經常可以得到新鮮刺激的、不可或缺的“詩敵”。
元稹死後，填補他所留下的空虛的是“詩友”劉禹錫，這表明對於“詩魔”化的白居易來講，在其整個生涯中，如元宗簡般的“詩侶”的存在是多麼重要。《白氏文集》中三人的唱和詩隨處可見，證明詩是聯接他們心靈的紐帶。
比自己年輕的元稹，同齡的劉禹錫，年長的元宗簡，白氏富有“詩友”。
年輕的牛僧孺，同齡的崔群，年長的李絳，白氏也富有“僚友”。
白居易之所以能夠始終保持圓滿的交友關係，大概與他因誠實的“為人”而保持了“動”和“靜”調和有關吧。將想要表達這種“誠實”的心情，化作了詩、化作了文，終使《白氏文集》得以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