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集賢殿校理·翰林院學士
元和二年（807）對白居易而言是值得紀念的。秋天他擔任集賢殿校理，十一月五日成為翰林院學士，弟弟白行簡亦得中進士。翰林院裏，以四年前相識的李建為首，白居易與裴垍、李絳、崔群、錢徽等重要人物並駕齊肩。
裴垍，此人不論出身還是人品均屬一流，早在弱冠之年就得中進士，貞元十年（794）又高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榜首。吏部侍郎鄭珣瑜曾請時任考功員外郎的裴垍擔任“詞、判”審查，因此白居易書判拔萃科的考卷應是裴垍審閱的。此事裴垍留有“守正不受請托”（《舊唐書·裴垍傳》）、“研核精密”（《新唐書·裴垍傳》）的美譽。元和初，裴垍成為翰林院學士後把李絳和崔群也引薦入翰林，元和三年（808）九月升任宰相的裴垍又將韋貫之和裴度提拔為知製誥，把李夷簡提拔為禦史中丞。可惜的是裴垍於仕宦全盛期身患中風，元和六年（811）十二月英年早逝，他較白居易年長四歲，44歲正是一展宏圖的大好時期，裴垍卻壯誌未酬身先死。關於生前的裴垍，白居易有“心苦頭盡白，才年四十四”（《閑居》）的描述，在他歿後也曾留下“裴相昨已失，薛君今又去”（《薛中丞》）、“五年生死隔，一夕魂夢通。……今朝為君子，流涕一沾胸”（《夢裴相公》）的哀歎。
李絳，此人亦為元和期一位名臣。“孜孜以匡諫為己任”（《舊唐書·李絳傳》），是極富正義感的人。白居易危難時刻曾得其救助。元和五年（810），朝廷討伐叛臣王承宗不利，白居易上奏力諫罷兵，“前後已獻三狀”，其“請罷兵第三狀”，“詞既繁多，語亦懇切”，要求天子“伏望讀臣此狀一二十遍，斷其可否，速賜處分”，甚至衝動之下說出“陛下誤矣”這樣的話。麵露不悅的憲宗退朝時對李絳發泄怒氣說：“我叵堪此，必斥之。”李絳卻勸說道：“陛下啟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新唐書·白居易傳》）其實是非常巧妙的辯護。大和四年（830），五十九歲的白居易在洛陽得知李絳死訊，作《祭李司徒文》，以“白居易應進士時，以鄙劣之文，蒙公稱獎。在翰林日，以拙直之道，蒙公扶持”的文字緬懷李絳，而對其悲慘結局，隻以“遭罹禍亂”四字一筆帶過。“禍亂”乃指宦官謀劃，貪圖錢財、依仗天子勢力作威作福的監軍使楊叔元，早就不滿意李絳。前一年南蠻攻打西蜀，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絳募集千名兵力赴蜀，但蠻軍途中撤回，遣散募卒時，李絳隻發糧食而未給獎賞。楊叔元趁機煽動士卒暴動，亂兵擁入攪了酒宴，李絳緊急之中隻拿旗幟爬上了城樓。武將王景延奮力守護，終因力盡戰死。親信部下催促李絳借助網繩從矮牆逃走，他沒有聽從，最終被殺慘死，時年六十七歲。其時白居易任太子賓客分司的閑職，正與龍門、平泉的友人賦詩唱和。
崔群，中唐名士交口稱讚，素有定評的名臣。柳宗元《送崔群序》中談到：“敦柔深明、衝曠坦夷（溫和縝密、不拘小節）”的李建仰慕崔君之“和”；“厲莊端毅、高朗振邁（嚴格剛毅質樸、品德高潔、為人爽朗）”的韓泰悅崔君之“正”。劉禹錫也在《舉崔監察群代自狀》中有“在諸生之中號為國器”的記述。對同年出生、同日進翰林院的崔群，白居易是抱有仰慕和敬畏兩種心情的。崔氏乃山東名門，且崔群19歲就和李絳、韓愈同期進士及第，23歲又和裴垍、裴度、皇甫鎛、王仲舒同期通過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考試。白居易服母喪退居下邽時年屆40，為一顆落齒、幾根白發已經開始唉歎老病。同齡的崔群其時官拜中書舍人，正活躍在中央朝廷。比較“容光方灼灼”的崔群和自己，白居易發出“始知年與貌，衰盛隨憂樂”（《自覺》二首其一）的感慨。
崔群元和十二年（817）四十六歲就升任宰相，其夙敵乃是皇甫鎛。皇甫鎛之兄皇甫鏞是白居易洛陽時的同僚。（按《舊唐書·宰相表》的記載順序，則本傳中“弟”字有誤。朱金城先生之考證無誤。）兩兄弟人品呈鮮明對照，考察此二人，則能清楚看出為躲避權利鬥爭而退居洛陽的居易的心境。兄、皇甫鏞。鏞能文，尤工詩什。樂道自怡，不屑世務。
弟、皇甫鎛。鎛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恩希。……器本凡近，性惟險狹。行靡所顧，文無可觀。
——《舊唐書·皇甫鎛傳》
對苦口婆心的哥哥，皇甫鎛感到絮煩，將其趕到了洛陽。53歲的白居易以太子左庶子之職住在洛陽履道裏，得以相識皇甫鏞。為半生都在東都度過77歲離世的皇甫鏞，65歲的白居易撰寫了墓誌銘（《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報安定皇甫公墓誌銘並序》）：“公為人器宇甚弘，衣冠甚偉，寡言正色，人望而敬之。至於燕遊觴詠之間，則其貌溫然如春，其心油然如雲也。”此墓誌中隻以“操利權也”一筆帶過的其弟皇甫鎛，就是那個曾經誣陷白居易好友崔群的人。時間回到憲宗元和年間，十二年（817）七月，崔群升任宰相，翌年十三年，皇甫鎛憑借搜刮來的財力，得與程異一同就任宰相。崔群曾和裴度共同反對，向憲宗極諫。十四年九月，崔群又將皇甫鎛比做媚惑玄宗的奸臣宇文融和李林甫，其批駁贏得左右群臣共鳴，卻使皇甫鎛與之結下不解的怨恨。這年十二月，崔群便被貶湖南觀察使。皇甫鎛的手法實在非常巧妙陰險，他故意於群臣前提出天子尊號前應加“孝德”二字，結果正中下懷，崔群反駁說現有“睿聖”二字已有“孝德”之意，於是將聽到“崔大人認為不宜加孝德二字”的憲宗激怒，皇甫鎛陰謀得逞。白居易此前一年的十二月曾得崔群相助，由江州司馬移任忠州刺史。其後年逾花甲的白居易曾賦《耳順吟寄敦詩夢得》一詩寄贈同齡的崔群和劉禹錫：“未無筋力尋山水，尚有心情聽管弦。”三人曾約定於洛中共度晚年，可崔群大和六年（832）八月一日，僅六十一歲就拋下二人先逝了。“始愚與公，同入翰林，因官識麵，因事知心。……朝案同食，夜床並衾，綢繆五年，情與時深。……洛城東隅，履道西偏，修篁回合，流水潺湲。與公居第，門巷相連，與公齒發，甲子同年。兩心相期，三逕之間，優遊攜手，而終老焉。……”白居易的這篇《祭崔相公文》寫得深切感人，時白居易身在洛陽，劉禹錫則在蘇州。開成元年（836），二人以太子賓客分司身分於洛陽再會，同訪崔群舊宅，回想當年，白居易慨然題壁和詩（《與夢得偶同到敦詩宅感而題壁》）。劉禹錫《樂天示〈過敦詩舊宅有感〉一篇，吟之泫然追想昔事。因成繼和，以寄苦懷》一詩注雲：“敦詩與予及樂天三人同甲子，平生相約同休洛中。”同齡三人原本曾相約一起退居洛陽的。
錢徽，大曆十才子之一錢起之子。韓愈《與崔群書》舊注有“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為宣歙觀察使。群與李博，具在幕府”的記述。《新唐書·錢徽傳》有“又辟宣歙府”的記載。那麼白居易成為鄉貢進士的崔衍幕下，崔群和錢徽也在。白居易詩中常將崔、錢並提：“我有同心人，邈邈崔與錢”（《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並序）》其七）；“吾有二道友，藹藹崔與錢”（《答崔侍郎錢舍人書問因繼以詩》）。白居易與錢徽經常一同值夜，在夜深人靜中傾心交談：“夜深草詔罷，霜月淒凜凜。欲臥暖殘杯，燈前相對飲。”（《冬夜與錢員外同值禁中》）錢徽愛拂曉景致，常靜觀窗外，白居易亦有詩紀之：“窗白星漢曙，窗暖燈火餘。……樓台紅照耀，鬆竹青扶疏。君愛此時好，回頭特問餘。不知上清界，曉景複何如？”（《和錢員外禁中夙興見示》）他們還曾同於新昌裏青龍寺眺望終南山，（白居易有詩《登龍昌上寺望江南山懷錢舍人》《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曾在掛滿鬆枝的月光下感受習習涼風（白居易有《同錢員外禁中夜值》），立春之日亦曾於曲江之畔攜手並遊（白居易有《立春日酬錢員外曲江同行見贈》）。與年長17歲的錢徽，白居易有著許多共通的美好回憶。元和九年（814）43歲的白居易於下邽罹患眼疾，中書舍人錢徽自長安致函問病，白居易則以“唯得君書勝得藥，緘開未讀眼先明”（《得錢舍人書問眼疾》）的詩句表達謝意。元和十年（816），45歲的白居易自江州寄詩與宰相李絳、戶部侍郎崔群及中書舍人錢徽，回憶從前道：“曾陪鶴馭兩三仙，親侍龍輿四五年。”（《寄李相公崔侍郎錢舍人》）此後不久，錢徽失勢轉任虢州刺史，長慶元年（821）又以禮部侍郎複歸中央。其時白居易亦以尚書主客郎中、知製誥返京，二月在青龍寺所在之新昌裏築起新居。但此次兩人再會亦如白駒過隙般短暫，錢徽很快又貶往江州。
九 進士科重試事件
事件始於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公布的進士及第名單，有人對此提出異議。合格者中，沒有宰相段文昌推舉的楊憑之子楊渾之，也沒有翰林學士李紳推舉的周漢賓。段文昌收取楊渾之家傳書畫後，曾當麵向錢徽推舉楊渾之。李紳事前亦將周漢賓托付錢徽。錢徽身為知貢舉，最終服從了一個公正考官的良心。但中書舍人李宗閔子婿蘇巢及右補闕楊汝士季弟楊殷士俱在名單之內，此事激怒了段文昌，他直接向穆宗狀告鄭朗以下14名及第者都有問題。穆宗詢問元稹、李紳兩學士時，二人所奏與段相同。朝廷最終決定重試，命中書舍人王起與尚書主客郎中、知製誥白居易為考官。相互對立的兩派中均有白居易好友，且李宗閔乃自己門生，楊汝士又是姻親。白居易《重論進士考試事宜狀》深深反映出他的苦惱。《狀》中，白居易指出前次考試與重試條件之不同，表麵看似安慰落第者，同時亦暗示合格者的取舍並非取決於考官，或許還有防止朝廷追究錢徽責任的考慮。可結果錢徽沒能逃脫，仍然被貶江州刺史，李宗閔貶為劍州刺史，楊汝士貶為開州刺史。楊汝士等人曾請錢徽公開段文昌與李紳寄來的私人信件為己辯護，錢徽卻認為“苟無愧於心，安事辯證邪”？（《新唐書·錢徽傳》）而讓人燒毀了信件。錢徽就是這樣的人。他還留有以下美談：錢徽任庶子時，韓公武贈錢20萬以為賄賂，錢徽沒有接受。有人說“不過一個沒有實權的小官，接受賄賂又有何妨？”但錢徽卻說“接受與否是‘義’的問題，與官職大小無關。”白居易就是對錢徽如此誠實的人品產生了共鳴。
十 張山人
《送張山人歸嵩陽》是太子左讚善大夫白居易住在修行坊西之昭國坊時，贈別張山人之詩。命運中小小的惡作劇或許就逆轉了兩人的立場，白居易詩中深切關注著“懷才不遇”的悲哀。張山人之姓名、經曆等已無從考據，但他永遠活在白居易的詩中。修行坊西鼓聲絕，張生馬瘦衣且單。夜扣柴門與我別，愧君冒寒來別我。為君沽酒張燈火，酒酣火暖與君言。何事入關又出關，答雲前年偶下山。四十餘月客長安，長安古來名利地，空手無金行路難。朝遊九城陌，肥馬輕車欺殺客，暮宿五侯門，殘茶冷酒愁殺人。春明門，門前便是嵩山路，幸有雲泉容此身，明日辭君且歸去。翻開《白氏文集》，字字句句中迎麵而來的是一個個熟悉的身影以及白居易心靈世界的潤澤豐盈。武元衡、牛僧孺、令狐楚等中唐政壇的弄潮兒，元稹、劉禹錫、韓愈、李翱、張籍、王建等文學史之重鎮，白居易與這些名流互贈詩文，也和僧侶、道士、妓女以至無名之士有文字交流。他用詩文保存下所有難忘的回憶。
閱讀《白氏文集》的樂趣之一，就是在文字中邂逅白居易及其周圍的人們。
第二節 白居易的友人們—以他們的為人為中心
一 序言
白居易的交遊範圍很廣，不僅僧侶、道士，就連與妓女的交往也寫入了詩文中，不過，他交往的人大部分還是官僚。因此，我在第1節《圍繞白居易的人們》中，把焦點對準了自鄉貢進士時代起，經進士而製舉合格，成為翰林學士期間結識的同僚，並按時間順序記述他的交友關係。
本文著重考察“對白居易來講，‘友人’是什麼”以及“白居易被他們‘為人’的哪些方麵所吸引”？
二 友人的定義
《說文》雲：“友，同誌為友”，《正字通》雲：“友，凡氣類合同者，皆曰友。”從“意氣投合之人”這方麵來講，它和日語的意思是大致相同的。不過，身處因權力鬥爭而貶謫，因政權交替而複位如同家常便飯的唐代政壇，彼此的地位隨時都有可能發生逆轉。此外，同時科舉考試合格的“同年”（指同期合格者。同年齡則稱“同歲”，加以區別），因年齡的不同而形成的“忘年交”也不稀奇。因此，超越年齡長幼、地位高低的“友人”，反而更普遍一些，即使對方是前輩。唐代的文人也把同僚稱為“僚友”、“諸友”。
白居易在《友人夜訪》《病中友人相訪》《初著刺史緋答友人見贈》詩中，把題目中的“友人”置換成了與之相當的詞語“故人”。翻開《白氏文集歌詩索引》，就會發現與此相關的詞語有“親友”“同心”“同誌”“朋友”“友朋”“知己”“知我”“知音”“僚友”“寮友”“執友”“詩友”“詩侶”“道友”或“同遊”“交遊”“交情”“交親”“交心”“定交”等等，這裏，無法一一列舉象征他交友關係的詞語。由此可見白詩具有類似於交遊錄的文獻價值。當然以書信為首，碑文、祭文、墓誌銘、製誥等散文也是十分珍貴的文獻。
三 《文集》的文獻價值
那麼，為什麼《文集》中出現了這麼多的“友”，而且，他們每一個人的“為人”都能鮮明地傳達出來呢？
答案在白居易75歲時為自己寫的《醉吟先生墓誌銘並序》中：“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遇、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知也。”“開卷而盡可知也”這句話，在白氏54歲時為悼念亡友元宗簡而作的《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中已使用過，意為把人生的所有都寫入文集中。《題故元少尹集後二首》其二詠道：“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元宗簡的三十卷文集已經散逸，沒有流傳到今天。但是，元宗簡的“為人”卻散見於《白氏文集》中，通過白居易的語言，我們可知一二。在正史中，元宗簡之名隻出現在《舊唐書·白居易傳》所引的《與元九書》中，僅此一次。元稹、張籍的作品中也有與元宗簡的唱和詩，但是，這些文獻價值無論從質還是量上都遠不及白居易的詩文。《白氏文集》從量上來講所具有的較高的文獻價值，源於他親自編纂的全集大半保存至今這樣一種偶然因素。但是，它質上具有的較高價值，則決不是偶然的，因為從“開卷而盡可知也”這句話我們就可以看出白氏把人生的所有全都一字一句地托付給了《文集》。此外，白居易有意使用通俗易懂的表達方式，一心想要原原本本地傳達人生的所有，不“盡”不罷休式的饒舌，都提高了其文獻價值。
另外，白居易還在《文集》中隨處添加題注、句注，其內容的大部分，隻有當事者才知道。例如：《令狐相公與夢得交情素深……》詩的“最感一行絕筆字，尚言千萬樂天君”一句，附有原注“令狐與夢得手劄後雲，見樂天君，為伸千萬之誠也”。令狐楚生前寫的信，死後到達劉禹錫手中之事，從冗長的詩題“……得前月未歿之前數日書及詩寄贈夢得……”、以及句注的“絕筆”一語可知。但是“手劄”的最後如“如果見到樂天君，一定代我問好”這樣的話，除令狐楚外，就隻有劉禹錫和白居易知道了。如果隻把這個原注當作備忘錄考慮的話，就太不自然了。又如《和錢員外早冬玩新菊》詩的注“錢嚐居藍田山下，故雲”。如果是白居易自己的話，隻要看到“玉山峰下客”句，就應該能想起來的。而這個注，很明顯是意識到第三者的存在的，包括後世的讀者在內。
四 友人的種類
白居易對關係不是那麼親密的人，也使用“友”這個詞語。另外，雖然說是“親友”、“故人”，卻既有親密程度的不同，也有質上的差別。
如《常樂裏閑居偶題十六韻兼寄劉十五公輿王十一起呂二炅呂四熲崔十八玄亮元九稹劉三十二敦質張十五仲元》（原注：時為校書郎）詩所言“……勿言無知己，躁靜各有徒。蘭台七八人，出處與之俱……”既有“躁”的同僚，也有“靜”的朋友。另外，即使同是親友，與李建是通過煉製仙藥建立起的交情，與元宗簡則是通過作詩加深的情誼。白居易在《予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為事與故京兆元尹晚為詩侶……》這個冗長的詩題中，以“道友”“詩侶”作了區別。
五 親友的條件
親友中既有帶來喜悅的，如《傷唐衢二首》其一“一言如舊識”，隻憑些許語言上的交流，就成為意氣投合的朋友；也有令人感歎的，如《傷友》“……曩者膠漆契，邇來雲雨睽。……”破壞親交之誓者。《贈元稹》“自我從宦遊，七年在長安。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難。……不為同登科，不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表達了連接白居易和元稹的紐帶是在“方寸”的“心”中。“同署官”“同登科”指他們同在貞元十九年（803）考取書判拔萃科，同拜命為校書郎之事。雖然他們具備“同官”“同年”這種外因，但真正維係他們友誼的還是“心源”的完全契合，這是首要條件。這首詩中講到“七年在長安”，與元稹成為“同心友”已經3年。這期間，元稹沒有忘記“久要”。白居易在《贈元稹詩》中寫道“久要誓不諼”。“久要”為“舊約”，出自《論語·憲問》的“子曰，久要不忘平生言”句。《寓意詩五首》其三詠道“……與君定交日，久要如弟兄。何以示誠信，白水指為盟。……音信日已疏，恩分日已輕。窮通尚如此，何況死與生。乃知擇交難，須有知人明。莫將山上鬆，結托水上萍。”對於不穩定的朋友關係，杜甫在《貧交行》中已經寫到。到了白居易的時代，麵和心不和的朋友也很常見。“山下鬆”與《澗底鬆念寒雋也》中的“澗底鬆”同樣，均指孤高的人，他們雖然有賢才，卻被無情地安置在見不著陽光的低位。而“水上萍”則指像水上的浮萍那樣，無定性，忘記“久要”的俗人。白氏心中的親友是超越“窮·通”“死·生”，信守“久要”的人。與這種人真正的“定交”，是作為命運共同體的交友關係。判斷“膠質契”、“定交”是不是真的，在一方陷入窘境，而另一方青雲直上時就能明了。前人早已指出雖然元、白兩人輪流遭貶謫，境遇交替浮沉，可他們卻一直在精神上、物質上鼓勵支持。盡管經濟上的援助主要以親屬為主，但政治上的援助則大多要依賴“同門”、“同僚”。這種情況，在白居易《東都冬日會諸同年宴鄭家林亭》“……促膝齊榮賤，差肩次後先。……他日升沉者，無忘共此筵”這段向同科中進士者的倡議中已經很好地表達了出來。
不過，“友”最重要的作用其實是心靈上的支持，促進彼此奮發向上、淨化心靈。《丘中有一士二首》其二：“丘中有一士，守道歲月深。行披帶索衣，坐拍無弦琴。……我欲訪其人，將行複沉吟。何必見其麵，但在學其心。”與“何必見其麵，但在學其心”相通的是“……交心不交麵，從此重相憶。……”（《傷唐衢二首》其一）的“交心”，表明交友時，“交麵”並不是必需的。作為命運共同體的交友關係，的的確確是“苦樂”與共的，具有與血親同樣的精神上、經濟上相互援助的特色。與此相對，重視“交心”的關係，無論有無“交麵”，都以超越利害關係、精神上的共鳴、感化為特色。例如，“……近歲將心地，回向南宗禪。……秋不苦長夜，春不惜流年。……昨日共君語，與餘心膂然。……”（《贈杓直》）與李建在“脫俗”的境界產生共鳴；“……歸來經一宿，世慮稍複生。賴聞瑤華唱，再得塵襟清。”（《答元八宗簡同遊曲江後明日見贈》）因元宗簡的詩從而心靈受到洗禮；“唯有錢學士，盡日繞叢行。……對之心亦靜，虛白相向生。……”（《白牡丹》）與錢徽共同感悟“心亦靜”的境界；“外事牽我形，外物誘我情。李君別來久，褊吝從中生。……相對盡日言，不及利與名。……”（《寄李十建》）道出因李建的感化，俗情得到淨化的喜悅。這些都是超越“名利”的“淡交”。
六 交友的“動”和“靜”
在脫胎於《莊子·繕性篇》的“知與恬交相養”的《動靜交相養賦》中，白居易從《莊子·繕性篇》抽出“智養恬”，從《周易·蒙卦彖傳》抽出“蒙養正”，闡述為了調和“動”“靜”雙方，適合“時”“理”的運用是有必要的。為了培養“動”的“智”（頭腦的知性活動），“靜”的“恬”（心靈的安詳），培養“靜”的“蒙”“蒙昧”，“動”的“正”“正道”，必須要辨明“時”（時宜）適合“理”（道理）。這種發現與思想，與白氏的座右銘“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與元九書》）的處世之道相通。如果以“兼濟之誌”為“動”的話，那麼“獨善之義”就是“靜”。壯年白居易的生活方式就是致力於調和這兩種相反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