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罵”一幹走狗
1984年5月4日，著名學者唐德剛寫了一篇長文，發表在香港《百姓》雜誌上，其中說到李敖：“再看我的小友李敖。這小子終日在罵‘混賬國民黨’，罵得名滿全島，稿費如潮，施施然‘總統候選人’焉！‘敖之呀！’一次我告訴李敖，‘你是國民黨民主櫥窗內的模特兒啊！’但是李敖不以為然，他認定那是他不怕死的結果。”對李敖“罵國民黨”如何認識是一回事，唐德剛說李敖“終日在罵‘混賬國民黨’”則是應該注意的，因為這裏至少肯定了一種事實。
國民黨和“蔣家”是一塊硬幣的兩麵，當人們說到蔣家的時候，我們會立即想到國民黨，當說到國民黨的時候，我們又會立即想到蔣家——蔣氏父子。所以我們在《追殺蔣家》這一節裏一並談對國民黨的“罵”—那是“蔣家”的“一幹走狗”。
唐德剛寫的那篇長文的1984年前後，正是李敖狂罵國民黨的時候。後來他編成《國民黨研究》和《國民黨研究續集》兩本書。在《續集》的《自序》裏，李敖說：“我一生痛恨國民黨，我痛恨它，與這島上一般痛恨它的人不同。一般人從小被它騙，騙得加入它，成了或做過它的黨員，最後才有所黨悟，但仍要跟它接龍、跟它畫虎、跟它委蛇、跟它待兔。我卻全不如此。我從在北京念小學時就對國民黨厭惡，這一厭惡使我一直堅持不做它的黨員，雖然這一堅持，帶給我幾十年的不方便、‘不識時務’，但我不但不後悔，反引為自豪，這是我一生中的‘大德’之一。”又說：“餘致力不屑與國民黨同流合汙，凡四十年。四十年間，且由厭惡國民黨，演變為痛恨國民黨。不但痛恨，且能在有生之年、在國民黨的地盤上，把這種痛恨，發之為文、印之成書、公之於世，這種‘大德’，簡直更積極了、更百尺竿頭了。”
李敖“罵”國民黨是全方位的，從施政方針，到一些主要成員的生活作風，從宣傳口號到特務手段，從過去所走的道路到現在，無不涉及。《國民黨與雲南起義》一文，就國民黨黨史會出版的《革命文獻》中說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前身）是雲南起義的“發動”者、是使“全國風起雲湧，使袁世凱眾叛親離，不能不取消帝製憂憤而亡”的“革命”者、是“再造共和的重大史跡”的“建樹”者，論證說：“這些都是吹牛、都不是真的。真的‘再造共和’、挽回‘中華民國的國命’的，卻是別有其人、別有其團體，與中華革命黨實在沒有什麼相幹。中華革命黨在‘再造共和的重大史跡’上，所盡的力量，如果有的話，也是極為微小、間接、失敗的。”1984年，國民黨大張旗鼓，要在11月24日慶祝建黨九十周年，李敖寫《國民黨建黨有九十年嗎？》，認為把興中會和同盟會當做國民黨的前身，是不對的。因為興中會成立時候“誰也不知道什麼叫‘國民黨’，包括孫中山自己在內”，而且該會所有其他成員都不是國民黨黨員。至於同盟會，是由許多團體聯合組成的。既不是國民黨前身，也跟興中會沒有銜接關係。就連中華革命黨，李敖引述孫中山的話，說“它跟一九一二年的國民黨”也沒有銜接性，因此，“今天國民黨的建黨，實在隻不過是一九一九年的事，隻不過隻有六十五年而非九十年”。《國民黨特務統治外一章——國特冒充症》、《國民黨怎樣指使黑社會暗殺別人？》等多篇文章，接觸到國民黨實行的特務統治，使人看到那種統治讓人不寒而粟的一麵。
李敖“罵”國民黨，依然采用“代表取樣法”，或者說“抓典型”的方法，用一個人或一件事代表國民黨。《國民黨細姨史》是寫孫科的，開頭有一段話：“國民黨口口聲聲革命革命，推翻舊製度舊社會，其實啊。這個黨在許多腐敗方麵，十足是舊製度舊社會的擁抱者，其中一項，就是他們喜歡擁抱細姨（小老婆、姨太太）。寫國民黨曆史，可以從四麵八方寫起。細姨一方麵，自然可以一以貫之，寫個痛快。在這篇文章裏，我就寫一個國民黨大員及其細姨的鮮事，讀者舉一反三、聞一知十，對國民黨的了解，自然也就更上層樓或更上一床了。”寫國民黨對老兵的態度，也是這樣，用幾個老兵的悲慘遭遇，說明政策整個兒是從掌權者的利益出發的。
五、不跟國民黨同流合汙
李敖反對國民黨的另一麵，是支持黨外。20世紀80年代初，台灣曾有什麼是“黨外”一詞由誰“發明”的辯論，李敖於1981年12月1日寫了《黨外是誰喊出來的？》一文，說此詞早就存在，五十三年前國民黨的領導人物胡漢民有過“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一黨專製主張，十八年前（1963）蔣介石在一次講話中說：“指責我們‘直把杭州作汴州’”“屬於黨外惡意的誹謗”，就都用了“黨外”的說法，所以並不是新近人們創造的。其實，“黨外”和“黨內”是相對而言的，國民黨既是一個政黨，必有黨內、黨外之分，曆來如此，不必置疑。
李敖支持黨外，不在於自己是個黨外人物。屬於“同類”，“猩猩相惜”，而是“因為黨外的大方向是對的。眼前加入國民黨的，先占便宜，黨外則先吃虧，先被打擊、被懷疑。如果說黨外在投機，也是投未來的機，投不可知的機。有一張黨證沒什麼稀奇。可是少一張黨證，多少不方便啊！荀子不就說過‘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嗎？”李敖在《千秋評論叢書》第十一冊裏說過：“不論是棄國民黨的，或是被國民黨所棄的，都是我們的同誌。”後來有記者訪問，李敖說：“棄國民黨的，是指不加人國民黨，或是主動脫離的：被國民黨所棄的，是指被開除黨籍的。最近我的看法有了改變——要完全找一個跟國民黨不相幹，像我這樣人格完整的人，幾乎不可能了，而且也不必了。隻要是棄國民黨的，或者被國民黨所棄的。都是我們的同誌。因為這樣的人越來越多，將來說不定變成第二大黨，完全否定他們也不必了。應該承認有他們這樣一種人。這種人‘黨今是而昨非’並且脫胎換骨得完整，我們應該接納他。”
李敖不僅支持黨外，而且支持黨外組黨，以跟國民黨分庭抗禮。形成多黨政治，而這是現代民主政治最必要的條件。在《千秋評論叢書》第三十期上，李敖有一篇《我為什麼支持王八蛋？》的文章，他說黨外人士“因為是政治人士，他們的品德即不能高估（對搞政治的人，不論哪一派，都要嚴予注意，不可輕信），我們支持他們，支持的不是他們本人。而是支持反對黨政治，我們為反對一黨獨大、一黨獨裁而支持他們，他們也就在這一‘反對’大方向上的正確，而值得我們支持。除了這一大方向正確外，其實由政客對政客觀點對比，他們與國民黨殊少不同，在習性上且尤其相近，他們的個人極少比國民黨中拔尖的個人好。簡單說來，他們隻是在大方向上勝過國民黨而已，而他方麵。跟國民黨是半斤八兩。但話說回來，要完成兩黨以至多黨政治，支持王八蛋打龜兒子就在所難免，否則全是龜兒子獨大、龜兒子獨裁，絕不是辦法，在龜兒子的暴政下，隻有支持王八蛋來取得平衡。”
六、唱反調的知識分子
李敖截至目前惟一的一部長篇小說，是《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的寫作，經曆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李敖於1991年6月12日寫的《我寫（北京法源寺>》一文說：“《北京法源寺》作為書名，是十七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在國民黨黑獄中決定的……在那種年複一年的陰霾裏，我構想出幾部小說，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由於在黑獄裏禁止寫作，我隻好粗略的構想書中情節，以備出獄時追寫。一九七六年我出獄，在料理劫後之餘，開始斷斷續續寫了前幾章。一九七九年我複出文壇，在其他寫作方麵，一寫十二年，出書一百二十種，被查禁九十六種，被查扣十一萬七千六百冊。這十二年問，幾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寫作方麵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誤了。十二年中，隻斷續寫了萬把字，始終沒法完成。國民黨在台灣三十七年之久的報禁解除後，我決定創辦《求是報》，一方麵跟這個偽政權周旋，打倒它，為它送葬。我深知報紙一辦，我的時間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將不知何年何月問世了。因此我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每天寫兩個多小時，終於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就是說，這部小說寫完於1990年年底。書末的落款就是：“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國台北。”
前引李敖說：“一九七六年我出獄，在料理劫後之餘，開始斷斷續續寫了前幾章”。這當是初稿。許以棋寫有一篇《
——李敖二度出獄有感》，其中說：“1980年再去看他時，他說他正在寫有關譚嗣同的曆史長篇。他滔滔不絕地講譚的滿腔熱血，他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的胸懷，以及譚的文學造詣。戊戌政變失敗後，譚不願逃走，寧可以死酬國，在菜市口被清廷斬首時毫不畏懼從容就義。李敖當時講得很激動。這種事本來就是使人感動的，但對李敖，卻不止此。你會覺得他是在身體力行。那天我們談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就來了，帶來一個扇麵送我。他記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寫幾個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麵譚嗣同的詩給我……”1984年3月，李寧前來訪問，提出：“我們等了很久，還沒有看到你的文學名著。”李敖回答：“我正在寫，明年以前至少會先出版一冊。”這兩段話告訴我們，1980年和1984年3月，李敖都在寫他這本書，加上1976年出獄後那一段，李敖先後三次寫他這本書。1976年“開始斷斷續續寫了前幾章”，“1980年寫哪幾章，不得而知，1984年3月所寫，當仍是開頭幾章。因為在這年4月、5月、7月出版的《李敖千秋評論叢書》第33期、34期、36期上，我們都可以看到《北京法源寺》，那是前幾章的連載。這個事實說明，這本書是一部用心良苦之作，經過了精雕細刻。
要認識李敖其人，必須從其對知識分子曆史使命的論述說起：“要認識《北京法源寺》這部小說，也必須從其對知識分子曆史使命的論述說起。”
李敖在文章中，在給朋友的書信中，談及知識分子的曆史使命很多。1983年4月30日給陳平景信——題為《做光明磊落的朋友，做光明磊落的敵人》中說：“做高等知識分子的人，要給群眾帶路才對，怎可走迷信路線來討好群眾？高等知識分子要絕對為信仰獻身。不打折扣。”在同年2月3日所作《論國民黨的美感》（這是一篇訪問記）中，有同樣意思的話：
問：那你連幹哪行的？
答：我是幹“第一流的知識分子”那一行的。我的特質，就是唱反調。
問：唱反調，這算不算不務正業？
答：唱反調就是我的正業，我若不唱反調，反倒是失職。論斷一個人，必須認清他是幹哪一行的，幹劊子手的。你不能說他是殺人犯，幹劊子手的不殺人，反倒是失職；幹監察委員的，你不能說他不忠厚，幹監委的不揭人短，也反倒是失職；幹我這一行的，職業特質就是唱反調，因為我的訓練與造詣就是從不同角度看事情，從反麵看事情，不但反麵，並且旁敲側擊，威風八麵。這樣做，對他們的壟斷來，才算扳回一點點，才算公道和公平！
問：這種職業的特質，就是做“反派小生”？
答：是也。任何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他必須是反對形態的、批評形態的、異議形態的、你說東我就說西形態的。因為他深刻知道：在尋求真理、維護真理的過程中，從反對、批評、異議、你東我西來著眼，太重要了。
尤其在一黨獨大眾口一聲的情勢下，更該如此……
李敖在對知識分子的曆史使命做了這樣的規定之後，自然要對眼下知識分子的軟弱和屈從當局提出批評了。在接受陳敏的訪問中，對方提出“你為什麼瞧不起當今台灣的知識分子？”李敖回答說：“我認為現今台灣的知識分子都是在集體逃避現實。雖然這些知識分子在專讓也許相當有成就，可是他們所走的大方向錯誤是很可怕的。中國曆來的知識分子都是走‘得君行道’——得到皇帝的賞識而後施展抱負——的路線，至於行道的結果是否誤了天下的蒼生，這些知識分子都不考慮的。現在的知識分子沒有勇氣，滑頭。對很多畸形的現象不敢批評。他們也不敢在知識上起義——在知識上做陳勝、吳廣。他們也很喜歡拋頭露麵、做秀，但是他們的專家之見及書生之見就好像是象牙塔裏朝外麵拋繡球一樣。他們個人特殊的心得及見解真是少得可憐，隻有一頁稿紙的分量。可是這一頁東西卻可以供他們賣一輩子。參加一百次座談會。”他舉了一個例子：“島上有的知識分子拿諫諍事實與製度，來比擬言論自由的事實與製度，這種比擬是不倫不類的。諫諍與言論自由是兩碼子事，甚至諫諍的精神，和爭取言論自由的精神比起來，也不相類。言論自由的本質是：我有權利說我高興說的，說的內容也許是罵你、也許是挖苦你、也許是尋你開心、也許是勸你，隨我高興，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諫諍就不一樣。諫諍是我低一級，低好幾級，以這種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的勸你。今天我們的知識分子處理事情時總是小心翼翼、躲躲閃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