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言論很多，李敖還因此跟一些朋友鬧翻，不再一一敘述。李敖在談及知識分子的曆史使命時，常常舉自己為例，現身說法，這也不再一一說來。
七、人到底該怎樣選擇
在《人到底該怎麼選擇？》（這是給小癡的信）一文中，李敖以曆史上的屈原和彌衡自比，說他們的選擇是對的。那時屈原麵臨的兩難，是“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還是“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最後，屈原做了選擇，他不肯‘從俗富貴’，不肯‘偷生’，走了與世俗相反的路線。”“三國的彌衡，也有同樣的問題。他也做了選擇。他的選擇是‘寧正言不諱，以危身’的路線。他的路線是對的，至少在曹操、在劉表麵前，你不能說他有什麼不對。”接著，李敖有一段語重心長的話：
小癡兄，“人活著不僅是為了麵包”，對誌士仁人說來，尤其不但如此。你說：“‘妻財子祿’全有了，人生如此。尚複何求！”這話用在凡夫俗子身上，全沒有錯；但是用在誌士仁人身上，就把他們看得太小了！當然你沒有絲毫把老朋友看小的意思，你的動機與下筆是一片真誠與愛護，你隻是“絕對不忍看和不願看到”老朋友給犧牲掉而已。但是，小癡兄，難道老朋友以意氣風發獻身理想起、以妻財子祿屈服現狀終，這種局麵，是你“思看”、“願看”的嗎？你的朋友裏麵、我的朋友裏麵、你我共同的朋友裏麵，這種人還算少嗎？又何必多我一個李敖呢？”
在這裏，李敖又一次表示了他獻身理想的堅決態度。筆者看重這一段話的原因，不僅在於他像譚嗣同一樣有勇於犧牲的精神，而且在於他以“誌士仁人”自命。讀過《北京法源寺》的人都知道，小說的主人公譚嗣同也是一個“誌士仁人”，而且是一個最偉大、最值得崇敬的“誌士仁人”。譚嗣同在跟梁啟超初次見麵的談話中，就曾多次說到“誌士仁人”。這一點也不是巧合。從李敖的心理上說，他以“誌士仁人”自命一定已經很早了。他要塑造自己的藝術形象。熟悉曆史的李敖，十分方便地從曆史上找到了自己的同型人，那就是譚嗣同。所以，塑造譚嗣同的形象也就是塑造李敖自己的形象。這樣，李敖在暗無天日的監獄裏構思出譚嗣同的形象，就非常自然。“誌士仁人”一語，把作者的心和他心目中的主人公的形象聯係在一起了。
另一個把李敖跟譚嗣同聯係起來的意念，是“不走”。正如許以祺文章中所說：“戊戌政變失敗後，譚不願逃走，寧可以死酬國，在菜市口被清廷斬首時毫不畏懼從容就義。”李敖自己跟國民黨鬥，在台灣很難容身，有人勸他出國，國外的一些團體，華人的、外國的都有，請他出去。他堅決不出去，決心留在台灣戰鬥。他曾給“外交部長”朱撫鬆寫信，“為護照而戰”，但那是爭取應有的出國自由的權利，並不是要真的出國，更不是像大多數知識分子那樣，出外享受優厚的待遇。1990年10月（注意，那正是李敖加緊寫作《北京法源寺》的時候），美國全美華人協會頒給李敖華人最佳成就獎，邀請李敖前往領獎，李敖自己不去，請朋友代領，他自己於10月29日寫《全美華人協會頒獎典禮錄音答辭》和《全美華人協會頒獎典禮錄音演講》稿。在《錄音演講》裏，他著重把自己跟法國傑出思想家伏爾泰做了比較，說到伏爾泰的“不走”，並由伏爾泰翻譯中國古典戲劇劇本《趙氏孤兒》，說到“趙氏孤兒”故事的主角之一公孫杵臼，公孫杵臼也是在危難時堅持不走，從容就死的一個人。自然，他還說到了譚嗣同。最後說到了自己。他說：“從上麵伏爾泰的例子、‘趙氏孤兒’的例子、‘戊戌政變’的例子，我們可以得到不少概括的印象，就是：當自己國家黑暗落後的時候，一個人的去留問題，就發生了選擇。”顯然，在“不走”這個問題上，李敖又找到了他跟譚嗣同之間的契合點。
八、塑造譚嗣同式的英雄形象
小說所描寫的時代，是改革與反改革激烈鬥爭的時代，是對中國走什麼道路進行大實驗、大辯論的時代。小說從康、梁公車上書要求變法寫起，逐漸把筆墨落到主人公譚嗣同身上。康有為來到北京法源寺，碰到給明末悍將袁崇煥守墓的餘法師，有一段話說：“在近代中國，為國家做大事很難，政治中守舊的勢力和小人勢力太大了，這兩大勢力都是明明擺在那兒的。所以想為國家做大事，什麼下場也都可以事先看得出來；既事先看得出來，還要不怕死、還要做，除了是一大癡漢外，還有誰肯幹？凡是肯幹的人，都要準備悲劇的收場。”這段話好像是給全書的情節——不，應該說是給主人公的人生道路——預設的框架，講這話的康有為自己也逃不出它所預示的命運。他“既事先看得出來，還要不怕死、還要做”，他也是“一個癡漢”，隻是在最後生死關頭，他跟譚嗣同做了不同的選擇——他逃出國門，而譚則坐以待斃。
譚嗣同是康、梁維新事業的同道，但也有不同，是他要走一條“革命”的路，他“相信教中國，光憑書生講空話是不夠的，還得伴之以行動，而這種崇尚行動的人，卻隻有從下層階級去找，尤其是下層階級的幫會人物”所以他十年前就開始“結交五湖四海中的豪傑之士做朋友”。他最要好的朋友，是“大刀王五”等人。他認識了康梁以後，讚同了改良的辦法，於是也受到光緒皇帝的召見，參加了戊戌維新變法。但是，戊戌變法隻推行了幾個月，就以慈禧太後發動的政變而告結束。真正的考驗來到了。“康有為上了去天津的火車”，梁啟超也準備逃走，他勸譚嗣同一起走，譚嗣同拒絕了，準備去死。兩人有一段是“死事”還是“死君”的辯論，各據史實，滔滔不絕。譚嗣同說自己是為事業而死，也就是“死事”，梁啟超則說那是“死君”。即為光緒皇帝而死，意義不大。當然誰也說服不了誰。譚嗣同說：“我有另一個想死的原因，這原因幾年來，一直像夢一樣纏著我，使我矛盾，使我難以自圓，使我無法解脫，這個纏著我的夢，就是革命。有多少次、多少次，我認為中國的路是這一條、是革命這一條，而不是改良這一條，是別人走的革命這一條，而不是我自己走的改良這一條。有多少次，這個夢在我心裏冒出來；有多少次，我用力把這個夢壓下去、壓下去。我到北京來以前，我雲遊名山大川，結交五湖四海，我的成分是革命的多、改良的少，直到我看了康先生的書，聽說你們的活動，遇到了你，我才決心走這條改良的路。現在，改良已走到這樣子，我有一種衝動，想用一死來證明給革命黨看、給那些從事革命而跟我分道揚鑣的朋友看，看，你們是對的，我錯了。從今以後，想救中國，隻有一條路，就是革命。我倒在路上，用一死告訴後來的人：不要往這條路上走，此路不通。”南方的革命者派人前來勸阻，他以同樣的話回答。就這樣，譚嗣同踏上了死亡之路。他勇敢地義無返顧地大義凜然地走向沙場。他的死是悲壯的，也是偉大的。塑造出這樣一個崇高的革命者的形象，是這部小說最可喜的成就。
上一節說過，李敖是以“誌士仁人”自命的，是以“高等知識分子”的榜樣自命的。他選擇譚嗣同這個形象來塑造，是因為他自己跟這個外部世界有很多一致的地方。譚嗣同和“戊戌六君子”其他人也都是“高等知識分子”，小說中就稱“他們都純粹是知識分子”。譚嗣同是為理想、為信仰而死的。李敖在寫到自己時多次說過，他是為“信仰”而奮鬥，為“理想”而“獻身”。譚嗣同走的是一條跟“得君行道”完全相反的道路，而且敢於麵對現實，不逃避，不遷就。這些，也正是李敖身上所具有的品格。當然，更重要的是譚嗣同的那種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的精神，太像李敖了。我們從譚嗣同的身上看到了作者李敖的影子。他把自己的人生觀、生死觀賦予筆下的形象，就使其格外生動，格外有血有肉，格外充滿一股激情；他把自己跟筆下的人物合而為一，他寫出了人物，也就實現了自己。這是這個人物塑造得特別感人的原因所在。
九、大丈夫之歌，大男子交響曲
《北京法源寺》這部小說是一支大丈夫之歌，是一支男子交響曲。
小說圍繞著譚嗣同這個人物，塑造了一係列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貫穿小說首尾的人物是康有為。他是維新運動的領袖。在小說中和在實際生活中，他都是以思想家的麵貌出現的，跟從事實際行動的譚嗣同不同。1888年舊曆正月，康有為來到北京，準備上萬言書給皇帝。這本身就有點危險，因為他知道“曆史上上萬言書變法成功的”，“隻有宋朝的王安石，最後還是失敗了。守舊的勢力和小人的勢力，是中國政治上的兩大特色，越不過這兩關，就要準備悲劇的收場”。在法源寺，他跟餘法師和小和尚普淨相遇。因上書無門，他南下廣東，成立強學會，出版書刊，鼓吹新潮。他走的是“得君行道”的路，這才有了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出走日本。以後他多次來北京，1926年已經六十九歲的他又來了。他又來到法源寺，見到了普淨一原來他是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李十力，正在暗中從事革命工作。兩人的相遇和談話，既表現了兩代人的不同，又以李十力對革命的熱衷，表現了譚嗣同形象的當代意義，同時也象征了中國的改革事業將由老一輩的改良走向新一代的徹底的共產主義式的革命。就康有為的形象說，作者如實地描寫了他在各個時期的活動，展示了他冒著危險從事維新活動的內心世界，是真實可信的。
梁啟超也是小說裏的一個重要人物。他是康有為的學生，是變法維新的領袖之一。他在小說中擔負的任務，是跟譚嗣同辯論，在政變前辯論學理，在變法失敗以後辯論事理——“誌七仁人”應該怎麼辦。這個人物的意義不在於要不要改革，而在於譚嗣同所準備采取的辦法有沒有必要。有什麼價值。他出場不多，對主人公形象塑造主要起一種陪襯作用。
“大刀王五”屬於另一種典型。王五外號“京師大俠”，他的鏢局在北京八個鏢局中是最有名的一個。他自己在俠士中是功力最好、最有義氣的一個。他跟譚嗣同相識，象征著革命者和俠士的結合，上層知識分子和下層幫會人士的結合。這樣兩種人結合所形成的合力，不能用加法來計算，而應該用乘法。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搞的變法之所以失敗，恰恰是因為他們沒有發動下層人士，脫離了大多數群眾。王五在小說中的出現，改變了革新陣營裏的“人才結構”。他身上集中了中國古代義士的所有崇高品質。他在幾個場合裏的活動，既堅持了譚嗣同先前的革命路線，又能處處從大局出發，也就是既有義也有俠。當譚嗣同決定赴死以後，他有一段推心置腹的話：“三哥，你一離開鏢局，大家就眾口一聲，決定遵照你的話去做，除了另派弟兄去打聽皇上囚在瀛台的情況與地形外，並決定也保護你三哥，所以暗中跟著你，沒想到在會館卻碰到南邊的朋友。隻好打照麵。我跟來，要跟三哥說的是：我們弟兄同意去救皇上了，暗號為‘昆侖’計劃，細節你三哥不必操心。問題是萬一我們成功了，皇上又有機會執政了，搞變法維新了，而你三哥卻可以不犧牲了。所以，我們還是勸你躲一躲……”出之以誠，曉之以義。他最後救皇帝沒有成功，則是因為失去了有力的領導。
小說中的其他男性人物，從光緒身邊的老臣翁同和到法源寺裏的餘法師，除了善於投機的袁世凱以外，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具有陽剛之美。連光緒皇帝也令人覺得應該掬以同情之淚。他讚成改革，推進改革；改革失敗，他自己也被因於瀛台。“戊戌六君子”的其他五位，一個個也都是大義凜然，頂天立地。李敖在《我寫（北京法源寺）》中一文說：“一般曆史小說隻是‘替楊貴妃洗澡’、‘替西太後洗腳’等無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卻全不如此。它寫的重點是大丈夫型的人物。這是一部具有陽剛之氣的作品，嚴格說來，書中隻有一個女人，並且還是個壞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與活動。它寫男性的豪俠、男性的忠義、男性的決絕、男性的悲壯。”確是這樣，這部書是對男子漢的歌頌，是對男性英雄主義的讚美。小說的地位和價值也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