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李敖果真第三次狀告蕭孟能。這件案子由台北地方法院推事童有德判決：“蕭孟能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蕭孟能上訴後，1987年1月14日高等法院開庭，審判長一再勸諭和解，李敖為尊重審判長好意，乃於退庭後委由龍雲翔律師去函蕭孟能，開具條件；2月18日再開庭時，審判長表示條件合理，蕭孟能本人也當庭表示願以“自承懷疑之錯誤，並向老友李敖表示道歉”文字登報和解。不料書記官完成筆錄後，蕭孟能的律師又要加添意見，和解乃告破裂。高等法院判決，蕭孟能坐牢六個月。上訴後，再經高等法院判為四個月，因適用1988年罪犯減刑條例，減兩個月。8月2日下午，最高法院把1988年度台上字第三三六○號刑事判決書寄達給自訴人李敖，確定被告蕭孟能八年前控告李敖的所謂侵占案，乃是一件誣告。
五、痛痛快快的打油詩
李敖二次出獄後十年，帶頭正人心、抱不平、求真相，以“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的聲勢，整天四麵樹敵，八麵威風，這一情景他自己有一首浴盆作的打油詩，可作為笑談：
一
二次出獄後，
聲名翻兩番。
先當孫行者，
後變彼得潘。
隻做單幹戶，
不搞李家班。
獨來又獨往，
管他關不關。
二
二次出獄後，
聲名翻兩番。
早戒奪命酒，
不抽長壽煙。
忙時撼天下，
閑來逛地攤。
周公不吐哺，
獨自吃三餐。
三
二次出獄後，
聲名翻兩番。
東留渾似水，
北望氣如山。
春去人稍胖，
老來心更寬。
蜀中需大將，
留我做神仙。
四
二次出獄後，
聲名翻兩番。
筆寫甲乙丙。
口喊一二三。
狂釀工蜂蜜，
不搬陶侃磚。
知音究竟少，
何必相見歡？
五
二次出獄後，
聲名翻兩番。
少食花生米，
多吃豆腐幹。
她將裙兒解，
我把褲子穿。
夕陽無限好，
隻是要變天。
六
二次出獄後，
聲名翻兩番。
口誅群黨棍，
筆伐大漢奸。
無心做牛飲。
順手把羊牽。
一片傷心事。
不獨為台灣。
六、隱而不退，為捍衛人的尊言而直言
李敖是喜歡隱居的。他以前過著隱居的生活，第二次出獄以後，仍然堅持過隱居生活，他用一個特殊短語稱呼它，叫“戰鬥性隱居”。1982年8月29日，李敖致信鄧維楨，說：“雜誌既然緩辦，世界性、永恒性著作既然要寫，我想我必須得根本調整一下生活，因此，我決定了‘戰鬥性隱居’。”一般他不會客，不接待采訪，不參加座談討論。在給鄧維楨的另一封信裏說：“與朋友口耳之間的討論，尤其是座談會、演講會等，我自來都感到經常得不償失，所以我都盡量限製或躲開，否則就構成浪費。”又說：“我個人對婚喪喜慶，送往迎來，早就概不參加；朋友來訪，我早就宣布要一麵做工一麵見客，雖然行之已久，但總覺得做得還是不徹底、不夠。所以這次決定用‘隱而不退’法，集中精力，珍惜餘生，把自己做最有效率的予以支出。雖然因此少了不少朋友之樂，但是為了理想、為了使命，好像也顧不得了。”再說，這也是性情所致。在致鄧維楨信中還說到：“另一個促成我這一決定的，是我在性格上的喜歡寧靜致遠、喜歡孤獨。我年紀越大，對俗務與俗情，越來越感到煩人。更嚴重的，是我來日無多，一心想把自己的生命支付在最該我做的事情上。俗務與俗情使我在心煩以外，且有得不償失之感，因此我決定除非書麵交往，別的都息交絕遊了。”
在第二次出獄以後的一段時間裏，李敖對自己的人生態度和生活道路，做了較多的解剖和分析，決定“戰鬥性隱居”和“隱而不退”便是他認真思考的結果。在一封給榮文的信裏，他說：“自‘隱而不退’以來，所有朋友都不見麵，當然路上、飯店裏碰到的情形發生，也不會不理朋友，也會嘻嘻哈哈。惟一的例外是負責每月《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印務的‘出版生意上的朋友’，但也四十多天不見他了。我試驗以遙控方法解決印務上的困難，試行了四十多天，成績尚好。”他認為“這是愛惜生命之道、充分發揮打擊力之道、亂世中不失掉自我之道，也是‘看破紅塵’仍要獨力救世之道”。又說：“珍惜餘生，反求諸自己，做千秋大業，才是來日無多的智者該做的事。因此我才決定：成品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共同創造出成品，才是朋友的最大意義，其他一切，在此時此地，實在沒有什麼意義了。”
對自大這個問題李敖也做了反思。本書作者在《自序》中說過，在本人看來李敖確實是很自大的，不過這種自大屬於魯迅在《隨感錄三十八》中所說“個人的自大”，它跟“合群的愛國的自大”正好相反，而不是跟謙虛相反的那種自大。正如魯迅所說：
“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Nordau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也就是說，自大是建立在“天才”的基礎之上的，有天才就說天才話，是一種實事求是；沒有天才，反說天才的話那才是可恥的。這種自大，一個民族能夠容忍，是這個民族的幸福；一個團體能夠容忍，是這個團體有活力的標誌。李敖是個天才，所以他自大；李敖能充分運用自己的天才，所以他的自大不是一個問題，是應該為整個社會所理解、所容忍的。1982年11月24日，李敖寫信給彥增，題目就叫《自大者言》，開頭說：“所命之事已轉到，不能不抗命，因為我已隱居，不見人了，當然也就不能接受你家大小姐的訪問。”又說：“我想，大概隻有像你這樣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對我這種‘關門自大’的態度，不以為異，也毫不見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習慣我這種大模大樣了。其實我的自大，從不表現在臉上，隻是表現在身上，我從無‘滿臉驕氣’，卻總有‘一身傲骨’。這種傲骨，如今表現在‘拒人千裏之外，而不拒人於“千秋”之外’上麵，就更一發而不可收拾。我每月在《千秋評論》上用印刷品呼幺喝六，的確未免張狂了一點，種氣活現了一點，隻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嗎？”李敖認為，“自大如果變為一種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貴的。”的確如此。
在另一封題為《兔唇與真理》的信裏，李敖說：“如今兔兒爺和仙境都遠去了，人生已不再像小時候那樣純真而童稚，但另一種高人境界的追求，卻使我貫注不已。這種境界是一種對人生的徹悟和徹悟以後的實踐，這種徹悟與實踐，對凡夫俗子說來，也許會視為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但我卻年紀越大，反倒越認真。”是的，李敖現在已經大徹大悟了。李敖是在鬥爭中大徹大悟的。他喜歡鬥爭哲學，他“生平是深信這種鬥爭哲學的”。但這種鬥，不是盲目的，小我的，它有更宏偉的目標，是“爭人格”。《蔣介石研究·自序》說：“當年蔡鬆坡起義，反對袁世凱，最大理由是‘為國民爭人格’，如今我在蔣介石陰魂不散的島上，敢於在他頭上動土，也是‘為國民爭人格’。”“多少年來，知識分子的品格，如孟絕子所說，早以被國民黨徹底摧毀，在徹底摧毀之下，大家以明哲保身為智、以見利忘義為智、以逢迎國民黨為智，以對統治者察言觀色希旨承風為智。在這樣滔滔者天下皆智也的局麵下”，李敖挺身而出，在“權者”麵前仗義執言，為大眾的利益仗義執言，為捍衛人的尊嚴仗義執言，這是多麼難得，具有多麼崇高的品質！這是真正的大徹大悟。
七、《求是報》
李敖在辦雜誌外，還應約在《世界論壇報》上開辟了《世論新語》和《李敖論壇》兩個專欄。
這家報紙是在台灣的報禁解除後創辦的，它的主辦人是段宏俊。先約辦《李敖論壇》專欄，言明“一個字不改，言論自由”。李敖也就“爾為爾，我為我”地劃清界限，撒起野來了。辦了一年，吃盡苦頭，傷人無算，弄得段宏俊的處境有如四十年前一首歌詞中的一句：“我們已經無處後退。隻有勇敢向前。”段宏俊力排眾議，將《李敖論壇》逐出第一版，移到副刊版，拉李敖再加一個專欄，於是有了《世論新語》，放在第一版。這兩個專欄發表了多少文字我不得而知，隻就《世論新語》一書所收就有二百二十五篇，另加一篇《自序》。《自序》開頭說：“《世論新語》在書名上，自是從一千五百年前劉義慶《世說新語》而來。中國人寫書，普遍毛病是犯頭巾氣，《世說新語》卻是脫帽後的閑談，每個故事落墨不多，或優美、或灑脫、或驚心、或動魄，都是很有味道的。”李敖的這兩個專欄，在文體上、內容上。自不同於一千五百年前的著作，但在落墨不多、為文恣肆上，可以媲美於前人。每篇文章不過三四百字，提綱挈領，要言不煩。大多一事一議，一論一議。如《退黨中的進步》，由“選舉在即，國民黨搶雞肉不遂者、民進黨搶雞骨頭不遂者，勢必一一退黨競選”開頭，在舉了兩個例子以後，發議論道：“不過，西方民主國家的退黨。是以政見不合，不合則去的；國民黨這些小叛徒卻是提名不遂、憤而求去的。人家的不合則去，是丘吉爾（churchill）式的；而這邊的憤而求去，卻是‘求利耳’式的，前者是政治家，後者隻是台灣土政客，差得遠啦！”其他，隻舉一些題目，即可見一斑：《“英明領袖”何能被欺騙？》、《公布財產不夠，報出來源才算》、《對彭明敏要公道》、《國民黨氣為之奪》、《國民黨法為之毀》、《辜振甫先還錢再說》、《新聞局長何不檢討自己？》、《文工會的自我解嘲》、《李登輝與灶王爺》、《李登輝應示人以勇》、《達賴喇嘛“非暴力”麼？》、《李煥何妨辭職？》、《民進黨的仁心問題》、《兩個法西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