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國的騷亂事件中的失業青年，覺得前途無望，對政府無能越來越憤怒。因此，他們會產生“相對剝奪感”。而在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大環境下，尤其是西方福利國家，社會本身確實是不斷發展的，社會的價值能力一定也是在提高的，隻不過由於某種原因有所跌落。這種情況，格爾稱之為發展型“相對剝奪感”。[4]根據“相對剝奪感”理論，可以推出這樣一個結論：當一個國家出現嚴重失業問題時，最有可能參與抗爭性運動的是那些高素質的、年富力強的群體。因為，“相對剝奪感”越大，抗爭運動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其程度也會越激烈。而“相對剝奪感”取決於價值期望和價值能力之間的落差，社會的價值能力對個人而言，除非政策性的偏向，每個人都是相同的，那麼那些本身期望值越高的人，他們“相對剝奪感”要更強烈。
根據目前各國失業青年群體騷亂的情況來看，這個結論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們有必要對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青年引起足夠多的重視。但這似乎又過於絕對，可能會忽略掉其他問題。而且“相對剝奪感”理論的批評者一直都認為該理論誇大了心理因素，其說服力稍顯欠缺。但我們能夠肯定的是失業青年群體確實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相對剝奪感”，是造成群體抗爭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組織維度分析
在組織結構理論中，有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個是康豪瑟為代表的大眾社會理論，一個是歐伯簫的社會運動與社會組織的關係理論。前者認為，中層組織的多樣性能夠導致利益和認同感的多樣化，從而降低民眾被大量動員進同一個運動中去的可能。而後者認為，當社會整合力高，人們的組織能力低時，發生社會運動的可能性最低，反之則最高。康豪瑟強調的是中層組織對不同群體的控製力，認為多元化的中層組織分散了追求不同利益的群體，保證小群體不發生騷亂肯定要比讓大群體不發生騷亂容易多。而歐伯簫的理論其實是在進一步探討小群體發生騷亂時的情況，尤其是有組織領導下的群體抗爭運動，同樣是強調組織對群體的控製力。
20世紀青年運動有著明顯的縱向組織，比如學生組織，並且這些組織的決策對整個學生運動有很好的調控作用。此外，運動中往往還會產生個別青年領袖，基本上能夠代表大多數運動參與者的訴求，同時對運動有著一定的掌控能力和話語權。而無論是法國巴黎騷亂，還是英國倫敦騷亂等，其發展過程中既看不到明顯的領導組織，也沒有明確的領導者，甚至看上去隻是一種情緒上的發泄，但這些抗爭性運動卻能夠表現得像60年代學生運動一樣有策略性、組織性。這其實要歸因於互聯網技術及社交工具的進步，借助互聯網，任何人都可以發布遊行策略，調整路線，避開警方封鎖。組織對群體的動員渠道從實體轉向虛擬。
網絡的出現改變的不僅僅是組織的方式，同時也改變了組織和集體性抗爭運動的關係。無論是康豪瑟還是歐伯簫，他們都基於一個經驗似的前提——組織產生於社會運動之前。但通過虛擬網絡形成的虛擬化組織，幾乎是和社會運動同步或略晚產生的。至少，在當今的這幾次騷亂可以證明組織不是產生集體性抗爭運動的必要條件。當然，前人的理論仍然可以證明組織在整個社會運動過程中的發揮著重要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三）資源維度分析
針對20世紀60年代美國出現眾多社會運動，麥卡錫和左爾德發表了《社會運動在美國的發展趨勢》 ，奠定了資源動員理論的基礎。他們認為，社會運動的增多，並不是社會矛盾增加了人們的“相對剝奪感”，而是社會上積累了越來越多可供社會運動參與者利用的資源。
麥卡錫和左爾德認為，“戰後”經濟發展帶來了兩大資源——人們可自由支配的時間以及能被社會運動組織利用的金錢。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時間資源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對於失業者來說，可能最富餘的就是時間了，而且西方國家有很好的福利政策，所以很多人整天都處於無所事事的狀態。他們很容易想到自己的“失敗”和政府作為有一定聯係，一種反抗情緒隨著時間發展在不斷醞釀。而近年來的社會運動，社會發展給社會運動帶來的影響還要增加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網絡社交工具。相對於時間來說，金錢的作用隨著網絡社交工具的進步漸漸降低了。過去的社會運動中，尤其是那些大型的、維持很長一段時間的社會運動，一個領導組織為了有效的控製參與群體，需要花費大量“成本”。很多參與者在這些網絡信息的影響下能夠“自發”參加社會運動。可見，科技的發展不僅能提高社會生產效率，連社會群體性抗爭運動的成本也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