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
該派萌芽於春秋末期，鄭國大夫鄧析為先驅。作為一個學派，名家並沒有共同的主張，僅限於研究對象的相同，而各說差異很大。主要有”合同異”和”離堅白”兩派。
所謂”合同異”，即認為萬物之”“同”與”異”都是相對的，皆可”合”其”同”、”異”而一體視之。該派以宋國人惠施為代表。惠施提出著名的”曆物十事”，即”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泛愛萬物，天地一體”等十個命題。
所謂”離堅白”，即認為一塊石頭，用眼隻能感覺其”白”而不覺其”堅”，用手隻能感覺其”堅”而不覺其”白”。因此”堅”和”白”是分離的、彼此孤立的。該派以趙國人公孫龍為代表，”白馬非馬”、”堅白石二”等命題由其提出。
合同異強調事物的統一性，離堅白強調事物的差異性。戰國末期，後期墨家對二者的片麵性有所糾正，提出了”堅白相盈”的觀點，荀子亦強調”製名以指實”。
陰陽家
陰陽的概念，最早見於《易經》，“五行”的概念最早見於《尚書》，但兩種觀念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年代。到戰國時代，陰陽和五行漸漸合流，形成一種新的觀念模式，便是以”陰陽消息，五行轉移”為理論基礎的宇宙觀。陰陽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因提倡陰陽五行學說，並用它解釋社會人事而得名。這一學派，當源於上古執掌天文曆數的統治階層，也稱“陰陽五行學派”或”陰陽五行家”。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列“陰陽家”為六大學派之首。
“諸子百家”之一：劉歆《漢書。藝文誌。諸子略》中著錄名家著作有一百多家，將其列為“十家九流”之一。其後的《隋書。經籍誌》、《四庫全書總目》等書則使“諸子百家”（先秦至漢代出現的學術流派）著作上升到千家。但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最為著名的學派不過有十家，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農家、雜家、小說家等。
縱橫家
縱橫即合縱連橫。戰國時以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為主的一派，主要人物是：鬼穀子。《漢書。藝文誌》列為”九流”之一。《韓非子》說：”縱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橫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他們朝秦暮楚，事無定主，反複無常，設第劃謀多從主觀的政治要求出發。合縱派的主要代表是蘇秦，連橫派的主要代表是張儀。最後蘇秦失敗了，張儀勝利了。在張儀、蘇秦之後，齊國又出了一位著名的縱橫家魯仲連，人稱布衣丞相，布衣之士！在後期最後一次操縱和六國抗秦，不過還是以失敗告終！
雜家
中國戰國末至漢初的哲學學派。以博采各家之說見長。以”兼儒墨，合名法”為特點，”於百家之道無不貫通”。《漢書。藝文誌》將其列為”九流”之一。雜家的出現是統一的封建國家建立過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結果。雜家著作以秦代《呂氏春秋》、西漢《淮南子》為代表，分別為秦相呂不韋和漢淮南王劉安招集門客所集，對諸子百家兼收並蓄，但略嫌龐雜。又因雜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認為雜家實為新道家學派。
雜家，列於諸子中，是很鮮明的一派，因為它是戰國末至漢初兼采各家之學的綜合學派。《漢書。藝文誌。諸子略》將其列為九流之一。 後有趙蕤著<反經>綜述雜家。戰國末期，經過激烈的社會變革，封建製國家紛紛出現，新興地主階級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統一。在這種呼聲下，學術思想上出現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為一的雜家，雜家的產生，大體上反映了戰國末學術文化融合的趨勢。
雜家的特點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雜家雖隻是集合眾說，兼收並蓄，然而通過采集各家言論，貫徹其政治意圖和學術主張，所以也可稱為一家。
農家
農家，是先秦在經濟生活中注重農業生產的學派。呂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學術概論》中，把農家分為兩派：一是言種樹之事；二是關涉政治。
《漢書。藝文誌。諸子略》將農家列為九流之一，並稱：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農家的特點，尊神農氏。農家學派主張推行耕戰政策，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研究農業生產問題。農家對農業生產技術經驗之總結與其樸素辯證法思想，可見於《管子。地員》、《呂氏春秋》、《荀子》。
小說家
小說家，是先秦與西漢雜記民間古事的學派。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小說家指的是一類記錄民間街談巷語的人，而小說家被歸類於古中國諸子百家中的其中一家。《漢書．藝文誌》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意即小說家所做的事以記錄民間街談巷語，並呈報上級等為主，然而小說家雖然自成一家，但被視為不入流者，劉歆列九流十家，惟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列，影響甚小。然而小說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側麵，卻是其它九流學派都無法所能代替的。故有九流十家之說。
社會意義
春秋是我國奴隸製瓦解和向封建製過渡的時期，戰國是封建社會的開端。春秋戰國是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時期，經曆著劇烈的社會變革。由於農業的發展，手工業與商業也發展起來，城市也隨之大批興起，出現了如臨淄、安邑、邯鄲、鹹陽、定陶，等繁華的大都市。伴隨著地主階級的產生，大量的奴隸獲得解放，而成為耕種私田的農民，或者成為小塊土地私有者，即自耕農。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成為社會上對立的兩大基本階級。然而奴隸主階級還存在，奴隸也還大量存在著，官營手工業作坊私家的奴隸仍然沒有獲得解放。隻是在農業生產中已經不使用奴隸了。個體工匠和商人在城市和鄉鎮中占有相當的數量。當時的社會階級關係呈現出錯綜複雜的狀況。在春秋戰國社會，一個十分值得重視的現象，就是”士”階層的大量湧現與活躍在社會的各個領域。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形成，與各諸侯國寬容的學術政策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采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表個人的意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無論在戰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國中期齊國的稷下學宮，還是戰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都給以十分優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稷下學宮尤為突出。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並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並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稷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孟子問政，甚至像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見。後來終於因為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盡量挽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①即打算給孟子建造一座房屋和萬鍾的俸祿。
春秋戰國各國諸侯的尊賢禮士，是因為他們要鞏固其政權，力求從多方麵多角度來總結為政的得失，摸索統治經驗，因而對各家各派都”兼而禮之”。韓非曾指出，當時的諸侯，以墨家薄葬短喪為節儉，從而禮之；又以儒家厚葬久喪為孝道，從而禮之。這是“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當時的諸侯，以漆雕輕視爵祿為廉潔，從而禮之；又以宋榮子 “見侮不辱”為寬容，從而禮之。這是“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淮南子》卷十三《氾論訓》說：“百家殊業，兼務於治”。這句話正好反映了戰國諸侯對待諸子百家總的態度。因為這些學說，對於當時的統治者來說，都可以進行選擇而各取所需。
在學術自由的環境中，稷下先生使衝破舊傳統的思想束縛，敢於探求和創新的精神得到發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各種觀點紛然並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錯綜複雜、異常活躍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