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餘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老子剛在堂上坐下，他感應力強，立即感到子貢氣場的衝撞，於是放下身段，用很卑微、氣若遊絲般的話說：“我老了，過不了兩年了，你有什麼高明處來指導我的呢？”“微”，很謙卑，低聲下氣，很低調地說話。
子貢於是義正詞嚴地質問老子：三皇五帝雖然治天下的章法、招數不同，但都很賢明，都把天下治理得很好。我們都是三皇五帝的兒孫，是炎黃子孫，當然要“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但你老人家卻認為他們不是聖人，甚至還批評他們，是何道理啊？
麵對子貢的“問罪”，下麵看老子的表現。
老子說，啊，哥們兒，我老了，眼睛看不見，耳朵又聽不清楚，你靠近一點，說清楚一點，你覺得三皇五帝治天下有何不同？
子貢以儒家的正統理念說道，堯把天下授予舜，舜把天下授予禹，都是禪讓製度，和平過渡、和平接班，以很文明的方式進行政權的交接。但是到了大禹時代後，“禹用力而湯用兵”，大禹的兒子夏啟開始了“家天下”，他是用力量把反對派壓倒而取得政權的；湯是一個諸侯，直接起兵推翻了中央政權而取得天下的。文王的時候，盡管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文王順於殷紂王不敢造反。到了周武王，“武王逆紂而不肯順”，周武王就敢造反，決不肯順於殷紂王，所以不同。盡管不同，但也不妨礙他們都是大聖之人。
子貢說完了，老子接著說，哥們兒，我中氣不足，怕你聽不清楚，你再走近點，用心聽我說。
老子對子貢說，這些是你所說的三皇五帝治天下的道理，下麵就請聽聽我的看法吧。“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黃帝治天下時，老百姓很純樸，沒有那麼多禮法規矩，誰家的爹死娘死，大家都不會哭，因為這是自然之事。生死也是大道的運行，人死了埋了就是，兒女不哀也不哭，鄰裏鄉親也不會認為這有什麼不正常，也不覺得這是“不仁不孝”的。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到了堯時期，就以血緣關係為準則，來界定親與疏。這裏的“殺”，是指親疏帶來的差別。於是，父族、母族、妻族、近親、遠房種種差別就出來了，老百姓認為這樣是合理的，親戚關係、政治關係就是這樣的嘛。當然，還有賢愚不肖的種種差別參差其中，“殺其殺”嘛，老百姓同樣也不會認為有什麼不好。
“舜之治天，使民心競”，到了舜治天下，老百姓就開始有競爭了。“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孕婦十月生子本來是很正常的，但生下來五個月就能說話，不滿周歲就認識張三李四，就有了“分別心”。有了分別心，人心就亂了。以前的人都能享盡天年，但到了舜，“則人始有夭矣”，天道變了，人心也變了，人壽也就變了，有的三五歲就死，有的十七八歲就死了，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這裏是莊子借題發揮，批評社會性增強的人們有了分別心，就喪失了本樸的自然性，於是人類社會便進一步開始墮落，而其勢再難遏製。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大禹時代治理天下，人心的變化就更厲害了，人人各懷私心。因為堯舜治天下時，還是民主選舉、輪流執政，不是家天下。到了大禹，就成了“家天下”，人有了私心，用兵也開始了，並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兵有順”，順，就是合理。“殺盜非殺”，殺死盜賊是“奉天承運”，是討伐“無道”，是理所當然的。“人自為種而天下耳”，人們開始結黨營私，大家都在經營自己的利益集團，但這不是禹的過錯，而是“天下耳”。自堯以來，人心因分別帶來的不可遏製的大趨勢，誰也難以阻擋啊！自此以降，曆夏商周三代，“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整個天下人心大亂，儒家、墨家、諸子百家紛紛興起，各家都有一套救世學說。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政治理念，也是從無到有逐步形成的。最初的政治理念也很簡單、樸實，後來越演越繁。到了現在，有了你這樣的人，更變得像女人一樣唧唧喳喳，說三道四了。“何言哉！”為什麼會這樣呢？我今天就講給你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