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沒有辦法對抗時間的順序性。必須忍受時間的規則，一分一秒、一月一年地度過歲月，不能回避與跨越。這是人們感到生活沉悶的理由之一。音樂令人驚喜地給予我們另樣的時間。在一個沉悶的下午，可以經曆不同色彩的時間，它告訴聽者不同的晨昏與不同的心境。
我常常從古典音樂那感受到人的卑微和人的可恥。這種感受從依貢·席勒的畫裏可以看出來。席勒畫出了人對性的依賴。也就是，人在性麵前是下作甚至卑劣的。動物學家十分困惑人為什麼沒有發情期的限製，女人的一生大約有40年的時間每個月都在排卵，男人在睾丸酮的支持下每時每刻都在生成精子。這在哺乳類動物中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你可以說這是奇跡，也可以說恐怖。
我有時想，如果躋身人類能夠占什麼便宜的話，便宜之一是與巴赫等等同類，可以分享他們的創造。因為無論怎麼想，牛頓與巴赫等人似乎都不應該屬於這一種群。而由於什麼秦始皇之流的存在，人類還是不占便宜的地方多。動物、天空、海洋和植物由於人類的存在，更是一點便宜也沒占到。
在所有藝術中，音樂詩人最忠厚；不管什麼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說自己聽懂了。
所喜歡的一首閩南歌謠，名字叫＜思想起＞。好幾年來，我在心底裏讚美這首歌的名字，也常常用淡墨在宣紙上畫這三個字。思想起，雲傍馬頭生也罷，坐看雲起時也好，都不如“思想起”疏朗清健。因而，思想起也是一朵花的心思。
說不清的心思是馬車轍印邊上生出的野菊，珍貴而不輕易回首的記憶是玉缽中的曇花，細數愛情，無疑是玫瑰綻放。
在樂音裏，吉它的彈撥染有更多的陽光。陽光在海水裏跌成碎片，紛紛向岸邊遊來。吉它用透明的網，把這些地中海的精靈打撈上來，鑲嵌在安達盧西亞人的靴子上，使他們的舞蹈目不暇接。
人與音樂的契合，委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難事。作曲家與演奏家從來都是獨裁者，隻按他們自己的方式詮釋生活與哲理。聽者隻能用聲音——惟一的傳導符號來體味它背後的無限豐富。當然，偉大的音樂家也由此產生，即讓自己作品引起大多數人共鳴的音樂家的誕生。
即使是剛強的人，也常會在音樂之前產生腳軟的感覺，想停下來歇歇，驀然憶起與現時不相幹的舊事。
音樂中所蘊藏的曆史，比文字記載的曆史更豐富，也更真實。一個民族即使失去了自己的文字，也不會失去自己的音樂。
社會給予貝多芬的全是厄運，他對厄運的報償是美麗如斯的樂思。
我想好的音樂家若一開始就弄哲學，定會是好的哲學家。
沒有比音樂中包含的哲學更多了。
而音樂家說到底也是在宣泄他們的哲學，不論是作曲、演奏、指揮或歌唱。
列農是搖滾歌手，也是公認的哲學家。
與戰爭有關的歌曲，頌揚多於反對，就我接觸而言如此。人在抽象的道義上反戰，但歌曲幾乎都在頌揚戰爭。這是社會價值與文化之間產生的乖張之處之一。
曼托瓦尼樂隊的迷人處之一，是夢幻般連綿不斷的弦樂長音，這也是我所想不通的事情。長音怎麼能夠連綿不斷呢？像一隻手，在金色的陽光下將蠶絲從繭上抽出來，無限伸延……
夜晚醒來，我躲在床上看到一個圖景：曼托瓦尼樂隊的提琴家幾個人推著一根幾百米長的琴弓，從琴上拉過來。
昨天讀報，不幸讀到了這樣的文字：曼托瓦尼樂隊的提琴家拉完一個聲部之後，續拉幾節，使其長音連綿不斷。這是老曼托瓦尼的發明，說白了像接力一樣。
我有些索然。自己想不通的事情被別人點破難免索然。
什麼樣的歌有什麼樣的童年。童年如果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也許性格會強悍，如果唱《四季歌》也許會纏綿，如果唱《聖母頌》也許會過於脆弱。我猜測，中國一位美麗而天才的女小提琴家顧聖嬰，也許是唱“阿路裏亞”長大的，此曲有天國的精純透明，然而她在“文革”中自盡了。
人的身體如果長成大提琴的共鳴箱多好，他就是大提琴，右手執弓，左手按弦，這時的音樂都是心底的回音。
朋友相聚，10年前在談文學05年前喝酒。現在說著就到音樂以及健身上啦。老了，沒力量愛姑娘也沒力量愛錢，就愛旋律吧，鑽進音樂的被窩裏充無賴小兒，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