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彭光閭剛返回部隊就接到師政治部關於召開營、團級軍官緊急會議的通知。他顧不得休息就催馬趕往師部。
幾盆彤彤燃燒得很旺盛的炭火把會議室烘熱得溫暖如春，與室外的嚴寒對比，宛然兩重天。與會的軍官們脫去大衣，一邊喝著熱茶一邊談笑，好不熱鬧……一聲“立正”傳來，大家趕快站直了身子，注目廖師長和政治部主任快步走到講台前。“坐下，坐下。”師長打著手勢說，“今天請各位弟兄們來，確實有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什麼事呢？”停頓一下後，廖師長用濃重的廣西口音接著講：“我也不賣關子了，現在歡迎牟主任作報告談談這件事。”一陣掌聲過後，坐在講台上的牟主任清了清嗓門開講：“同誌們，現在國民革命的形勢很好。北伐戰爭的鋒芒北指河南，中原逐鹿指日可待。而向東直指苟延殘喘的反動軍閥孫傳芳。據可靠消息，上海的25萬工人現在實行政治總罷工了。北伐軍進取上海已經是毫無疑義的事了。”台下響起一陣掌聲。“這說明國民政府控製的地域，已從廣東擴展到長江兩岸14個省，國際社會再不敢輕視我們了，紛紛找來打交道，國民革命政府外交事務日益龐雜。當前的政治任務更加緊迫了！然而，自從我們敬愛的孫總理逝世後，黨的權力不能正常行使，黨內則日漸腐化，而封建勢力潛滋暗長。領導中國革命的政黨失去了民主精神，幾乎變成了個人活動的工具，這種現象是國民革命進程中的危機，更是我們黨的險象。因此我們大家要團結起來抵製他，打擊他！這個危害黨國的人是誰呢？今天我帶來一本刊物，名字叫《黨聲》。這個刊物是我們八軍特別黨部主編的，還是第一期。唐生智軍長特別重視，要求在每個師宣讀《黨聲》上的一篇重要文章，題目是《革命的生死關頭》。它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牟主任在寂靜中端起茶杯，喝了兩口水後讀起來：“我們現在為什麼要革命？我們為什麼下了犧牲奮鬥的決心來革命？我們也曾革過命沒有？我們過去革命的教訓是什麼？我們革命的目的是什麼？我們革命的手段應該是什麼？我們現在為誰革命？照現在這樣下去，這次革命又革得出什麼結果來？革命的民眾們，革命的同誌們，革命的生死關頭到了！大家不革命則已，要革命請莫放鬆現在的寶貴時間。”
“我們不是為‘個人主義’而革命，不是為虛無縹緲的‘國家’而革命，革命是廣大民眾的痛苦呼聲，革命是衝破社會進化障礙物的偉大力量。我們是為解除廣大民眾痛苦而革命，我們是為促進社會進化而革命，離開了民眾，離開了社會，就宣告了革命的死刑！辛亥革命是失敗了，十六年來全中國民眾所受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剝削壓迫，是這次革命失敗慘重的傷痕，為先總理所最痛心的，為每一個革命的同誌所終生不曾忘記的！這一個教訓我們還算受得不深刻嗎？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簡單地說隻有兩個：第一是離開了民眾，第二是失掉了社會性。因為當時少數革命領袖率領了一部分有革命覺悟的知識分子，專做軍事的革命運動，隻拿自己的鐵血去和別人拚命。他們忘記了廣大民眾的勢力，不宣傳也不組織他們。民眾以為革命不是他們自己的事，是曆史上換朝易代，是英雄崛起，吊民伐罪，民眾不參加革命，隻依賴少數人替他們革命。結果是群眾不擁護革命黨，軍事運動失敗，黨跟著失敗，黨失敗革命也就失敗了！何以又說它失去了社會性呢？辛亥革命著眼於政體改革忽視了當前的兩個大敵，那就是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封建製度，帝國主義用強力阻止中國經濟社會自然的進化，供它剝削吮吸。封建製度使中國人中了幾千年的流毒，思想上總是在世界進化的路上開倒車。所謂士農工商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無非是‘做官’、‘發財’、‘真命天子’、‘英雄豪傑’……因此革命成功，黨人就做官發財。民眾認為革命是‘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而希望‘真命天子’出現，結果就給了我們一個革命的大創傷！”
“我們偉大的革命領袖孫總理鑒於辛亥革命的覆轍，所以十三年改組本黨，決定了扶助農工、聯俄、聯工三大政策。於是我們的黨才建築在廣大的民眾上麵，把革命的擔子和民眾共同擔起，於是我們的革命才帶有社會性。聯絡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向破壞我們經濟社會自然進化的國際帝國資本主義進攻。又采取民主集權製，拿民主的精神來鏟除一切封建思想。這樣不到三年，革命的勢力方得到現有的發展。”
“但是在這個僅有軍事勝利，尚未獲得革命的全部勝利的時候，我們的黨又動搖了！贛州、南昌、九江、安慶的大反動已完全告訴了我們：少數的黨員如蔣某等又看輕了民眾，離開民眾，以至於摧殘民眾了！隻有他一個人革命，就是革命。‘反對他的就是反革命’，這類自稱革命領袖的人已很明顯地踏上了個人主義、英雄思想的路上了！他已爬上了倒車，拚命朝著反革命的方向開去，快要撞車了，快要跌死了！跌死了一個人或少數人，那是自取滅亡，好像燈前死一個飛蛾。我們連氣也不歎一聲。但是我們所憂慮的，是怕因他這個倒車一開，使我們的革命在征途中誤了幾年的前程！這並不是我們的過慮，我們看看蔣某這樣一個違反總理政策，背叛黨國的反革命東西。而竟有一部分青年擁護他，而竟有幾省地盤聽他指揮調度，向民眾勢力進攻！帝國主義、軍閥和其他一切封建社會的餘孽，不用說是和他妥協而且結合的，他們正在歌頌他，禱祝他反赤呢！（這些事實是很多的，如攻擊我們收回英租界的聯席會議武漢分會，如派遣戴季陶、吳鐵城赴日，如收容極端反革命的葉開鑫、陳調元等，如派某人赴奉天接洽，種種事實中外報紙具載甚多）革命的民眾們，革命的同誌們！不要把這個問題看輕了！在革命的基礎還未穩固的中國，在封建思想還占據多數人腦子的中國，他有成為一切舊社會、舊思想的中心人物的可能，他有成為反革命的大首領的可能！國內一切反革命派將成立一個法西斯蒂的大聯合，他便有成為中國墨索裏尼的可能！革命的同誌們，革命的生死關頭到了，現在真是千鈞一發的時候，我們要一分也不放鬆啊！”
“我們為什麼革命？是不是為農工群眾而革命？是不是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而革命？現在我們黨裏有人壓迫農工，有人和帝國主義、軍閥妥協，我們的黨還革什麼命？這樣也叫做革命，我們何不讓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來革命？十六年來軍閥勾結帝國主義互相火並的把戲，我們還看少了嗎？哪一個帝國主義者不吃人？哪一個軍閥不賣國？我們喊了三年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為的是什麼？我們不是白癡，我們不是瘋子，我們能安心回到以前不徹底革命的樣子嗎？我們忍心有意或無意地踏上反革命的路嗎？可憐幾千幾萬死在革命戰線上的烈士同誌們，他們不是冤枉透了呢。”
“同誌們，不要悲觀！這是思想的大鬥爭，這是革命的大分化，不鬥爭得不到勝利，不分化豈不怕腐化？民治思想與封建勢力終究有次大決戰，它們是勢不兩立的！現在時機到了，革命勢力發展，農工群眾起來。封建社會在發抖了，它漸漸走入崩潰淪落的末路了。但是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一旦被趕到墳墓之前，哪有不作最後的困獸之鬥的道理？這是必然的趨勢，這是應有的過程。然而越早爆發，越是好現象，以便我們及早整齊革命隊伍，根本肅清革命的‘後顧之憂’，封建勢力不打得粉碎，中國的革命是不能徹底的，不能真正成功的！我們不能有絲毫的妥協，不能有半點的退讓！我們隻有拚性命，打硬仗！我們是為大多數農工群眾而革命的，是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而革命的，農工已經參加我們的隊伍，世界無產階級已在聲援我們，這是世界的大勢，這是時代的潮流。落伍的分子，革命的叛徒終將淹死在這裏麵！同誌們努力奮鬥吧！”
牟主任抬起頭看著台下的軍官們說：“讀完了，大家討論一下，踴躍發言吧！”
此時，台下像燒開了鍋的水一樣沸騰起來，大家議論紛紛：
“好！這篇文章寫得好，條分縷析，說理透徹。”
“道出了蔣介石叛變革命的本質原因、社會基礎和曆史淵源，批判得深刻！”
“暴露了蔣某人的醜惡嘴臉，我們不得不提防呀！”
“誇大其詞了吧？作為北伐軍的蔣總司令怎麼會變成反革命和叛徒呢？真不可思議。”
“不要輕信這蠱惑人心的言論，這是妄圖分裂我們國民革命軍的陰謀。”
“大家有目共睹，分裂我黨我軍的恰恰就是蔣介石！這篇文章就是寫得好，我支持。”
“什麼農工群眾？盡是一班無知的群氓。沒有聽說過草民能造時勢，曆史上隻有英雄造時勢，概莫能外。”
“請問牟主任，這篇文章出自何人手筆？本人表示讚同外，還想和他切磋幾個問題。”
牟主任答：“作者彭湖，是我們八軍特別黨部的宣傳幹事，去年剛調來的筆杆子。”
“難怪叫彭湖，盡是一派胡言，赤黨言論。竟敢汙蔑蔣總司令，我饒不了他。”
“有種的朝我來吧！”一聲怒吼使會議室立刻安靜下來。大家一看，原來起高腔的是外號“彭大膽”的九團長彭光閭。
橫眉怒目的彭光閭繼續說道：“彭湖也叫彭光球，正是鄙人的胞弟，我不因此而袒護他。隻是因為他的文章深明大義，針鋒相對，寫得痛快淋漓，以理服人，簡直就是一篇討逆檄文，所以我認為這是有利於革命和中國的。說實話我曾接受蔣氏在長沙協操坪對北伐軍的檢閱，耳聞蔣慷慨陳詞的演說。當時他給我留下不錯的印象。可是曾幾何時，僅僅相隔不到半年，這位怒斥軍閥罪大惡極、占地盤、謀權位、掠民財的北伐軍總司令在此其間卻不乏倒行逆施的表現。特別是他率領的北伐軍快要據有中國最繁華的大都市、國際金融中心——上海和有六朝帝都之稱的南京，卻受不住巨大的利益和權力的誘惑，很有可能又搖身一變成了野心勃勃的新軍閥。我研究過美國的曆史，拜讀過《獨立宣言》、《常識》、《論自由與必然》等開國奠基的宏論。我敬佩號稱美國國父的華盛頓，這位手握兵權，功勳卓著而又眾望所歸的開國元戎，卻自願放棄唾手可得的國家最高權力，用自己的行動廓清了一個在中國人看來千古不解的難題。其答案就是：個人、權力、軍隊、政府它們的性質與職能，必須嚴格無誤地各自定位於法律中。不得混淆、替代或僭越。一切權力來自人民，領袖本人必須首先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合格公民，要隨時聽從國家的號召，其權力絕不是無限期的，它將隨著階段任務的完成而及時終止。軍隊不是個人或集團的私產，武裝力量的純潔性就在於隻能用來保衛國家的主權和人民的福祉。”
“華盛頓那從平民到將軍，再當平民後又成為民選總統，在權力的頂峰上力排眾議，毅然辭職，最後複歸平民的人生曆程，堪稱天下為公的典範，亙古未有，影響深遠。而在中國這塊古老而遼闊的土地上，卻產生不出這樣無私無畏的偉人和壯舉。對於孫中山先生，我雖然欽敬有加，但是深受譚嗣同仁學影響的我，卻對孫中山、黃興兩位革命領袖的分手扼腕、抱憾。黃興等一批革命精英，就是因為拒絕在效忠領袖的文件上按下自己的手模，離孫中山而去的。忠於事業、集體、國家，可以！忠於個人與忠君豈有二致？這樣不又走入剛剛被推翻的封建專製統治的圈子裏去了？黃興的做法是對的，是有原則的，這是作為民主鬥士維護人權、鏟除專製禍根的明智之舉。盡管孫中山的革命生涯充滿坎坷、磨難、失敗，以及同道者的背叛。盡管他無私無畏，亟待建立個人權威來實現崇高的革命目標。但是孫先生提出的‘以黨治國’、‘以黨建國’、‘黨在國上’等一係列宗旨口號，卻隱伏了以後的黨爭、派鬥、滋生軍閥、成就獨裁統治和扼殺民主製度的種種禍端。如今蔣介石的作為不就印證了這些嗎？我主張北伐勝利後建立的中華民國應該建立國防軍，明確軍隊不能隸屬於個人、團體、黨派和階層，而成為其攫取利益、政權的工具。國防軍的職能應嚴格限製在抵抗入侵、保衛國家領土完整、捍衛國家主權與尊嚴的範疇。不能介入、幹涉政治，更不能魚肉百姓、鎮壓民眾。我願做一名擔當崇高責任的職業軍人，效命於國家利益，效命於人民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