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男主角的原貌重現，張愛玲對女主角卻有大幅度的改寫，首先她不是職業的情報員而是業餘的，她原本是廣州嶺南大學的學生，廣州淪陷前，嶺大搬到香港，借港大的教室上課。我們知道張愛玲在一九三九年夏天來到港大求學，至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淪陷，有兩年零三個月的大學生活，但由於後來在一九五三年她要重返港大被斷然拒絕，及一九六四年為學曆證明、一九六六年為獎學金證明和港大鬧得非常不愉快，因此除早先在一九四四年二月蘇青主編的《天地》月刊第五期上發表的散文《燼餘錄》外，對港大可說是絕少提及，更沒有任何好感。《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的感覺——“上課下課擠得黑壓壓的挨挨蹭蹭，半天才通過，十分不便，不免有寄人籬下之感。香港一般人對國事漠不關心的態度也使人憤慨。”這恐怕也是張愛玲的切身感受。
王佳芝是學校劇團的當家花旦，於是激進的愛國學生們定下一條美人計，讓她扮成生意人家的少奶奶，為了求“演出”的逼真，她不惜犧牲童貞，於是她對一個有性經驗的男同學梁閏生做了一次特殊的奉獻。“既然有犧牲的決心，就不能說不甘心便宜了他。”王佳芝以如此奇特的方式由女孩變成女人，也真難為了她。破貞之後，有段時間並無男主角易先生的音訊，她有白白犧牲的懊悔，而同學們對她亦有“不潔”之感。她討厭使她失貞的梁閏生，連她較有好感的鄺裕民也對她有情意上的生澀，這對王佳芝而言是種隱痛。因此“事實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個熱水澡，把積鬱都衝掉了，因為一切都有了個目的”。就是因為有了個目的，因此她也有擺脫“不潔”之感的輕鬆，也為她朝行刺的計劃步步逼近。
暗殺的地點張愛玲從真實的西伯利亞皮貨店，稍稍移位到隔壁的一家不起眼的珠寶店，在場景上的安排更具電影臨場感。
“剛才上樓的時候她倒是想著，下去的時候真是甕中捉鱉——他又紳士派，在樓梯上走在她前麵，一踏進店堂，旁邊就是櫃台，櫃台前的兩個顧客正好攔住去路。不過兩個大男人選購廉價寶石袖口領針，與送女朋友的小禮物，不能斟酌過久，不像女人磨菇。要扣準時間，不能進來得太早。也不能在外麵徘徊——他的司機坐在車子裏，會起疑。要一進來就進來，頂多在皮貨店看看櫥窗，在車子背後好兩丈處，隔了一家門麵。”
“這時候因為不知道下一步怎樣，在這小樓上難免覺得是高坐在火藥桶上，馬上就要給炸飛了，兩條腿都有點虛軟。”為了使老易上鉤及給同伴時間和機會下手，王佳芝故意裝模做樣地挑選著首飾，因為“太快了她又有點擔心。他們（同學）大概想不到出來得這麼快。她從舞台經驗上知道，就是台詞占的時間最多”。雖明知在做戲，但挑到據說是有價無市的粉紅鑽戒時，王佳芝仍很興奮：“不是說粉紅鑽也是有價無市？她怔了怔，不禁如釋重負。看不出這爿店，總算替她爭回了麵子，不然把他帶到這麼個破地方來——敲竹杠又不在行，小廣東到上海，成了‘大鄉裏’。其實，馬上槍聲一響，眼前這一切都粉碎了，還有什麼麵子不麵子？明知如此，心裏不信，因為全神在抗拒著，第一是不敢朝這上麵去想，深恐神色有異，被他看出來。”
“她把那粉紅鑽戒戴在手上側過來側過去地看，與她玫瑰紅的指甲油一比，其實不過微紅，也不太大，但是光頭極足，亮閃閃的，異星一樣，紅得有種神秘感。可惜不過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隻用這麼一會工夫，使人感到惆悵。”
張愛玲從不放過景物對人產生的心理刻畫，即使那看似並不重要的場景及器物，張愛玲都費心經營。當然真實故事和小說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是丁默邨自己察覺氣氛有異奪門而逃，但到了小說中卻是王佳芝提醒易先生跑掉的，而王佳芝何以在緊要關頭臨時變卦，致使籌劃多時的計劃毀於一旦呢？許多讀者不解，但張愛玲在《羊毛出在羊身上——談〈色，戒〉》文中說：“我寫的不是這些受過專門訓練的特工，當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的弱點，不然勢必人物類型化。”而這也正是她將她早期的成名作《金鎖記》改成《怨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她更喜歡那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他們“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參張愛玲：《自己的文章》。。
因此她刻意在《色，戒》中表現女人性和女人的弱點，王佳芝不是冷血的女間諜，因此她有愛有感情。雖然從十二三歲就有人追求，從十五六歲起就隻顧忙著抵抗各方麵的攻勢。這樣的女孩子不太容易墜入愛河，因為抵抗力太強了。“但她沒有戀愛過，不知道怎麼樣就算是愛上了”。所以她拿不準在對老易的色相勾引中是不是與愛相關，做戲與做人對她來說本不易區別。所以她的虛榮心使得潛意識中寧可覺得易先生是愛她的，理應愛她的。而她疑心自己有點愛他是因於大多數女人常認為愛就是被愛。
於是在關鍵時刻，在緊張拉長到永恒的一刹那間：“他的側影迎著台燈，目光下視，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麵頰上，在她看來是一種溫柔憐惜的神氣。這個人是真愛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轟然一聲，若有所失。太晚了。店主把單據遞給他，他往身上一揣。‘快走，’她低聲說。他臉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來奪門而出……她定了定神。沒聽見槍聲。一鬆了口氣，她渾身疲軟像生了場大病一樣，支撐著拿起大衣手提袋站起來，點點頭笑道：‘明天。’又低聲喃喃說道：‘他忘了有點事，趕時間，先走了。’”
王佳芝的臨時“變卦”，放走易先生，使她一下子由刺客變為女人，而故事也達到了“反高潮”的頂峰，那是張愛玲最喜歡、最出色的手法。對張愛玲而言，王佳芝首先是女人，她惟情感是尊、惟情感是大，這是女人的特點，也是女人的悲劇。她為一霎時的女性（情感）所觸動而犧牲了同誌，也毀滅了自己。在佳芝的心中：“她最後對他的感情強烈到是什麼感情都不相幹了，隻是有感情。”但在易先生的心中卻認為“他們是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係，虎與倀的關係，最終極的占有。她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這是女人最可悲的地方，女人永遠可以為她愛上的男人獻出一切，而男人卻無法如此。因此張愛玲在《色，戒》中對男人的冷酷自私給與過尖銳直接的抨擊，“他一脫險馬上一個電話打去，把那一帶都封鎖起來，一網打盡，不到晚上十點鍾統統槍斃了。她臨終一定恨他。不過‘無毒不丈夫’，不是這樣的男子漢，她也不會愛他。”
小說的結尾是王佳芝被槍斃後，易先生再次出現在牌桌邊，一如小說的開頭是王佳芝、易太太等汪偽政府的官太太在打麻將，而此時其他三位太太依然在座，隻是王的位置卻已經被廖太太頂替了，她的死除了易先生外，沒有人知道。小說的“終點”又回到“起點”，這又與張愛玲早期小說的首尾呼應，如出一轍。隻是此時易先生的再度回到牌桌之時，已是王佳芝香銷玉殞，一切情欲俱空之際了。麻將桌是玩牌下注的賭場，又何嚐不是人生玩命的賭場呢？可歎的是，這場暗殺行動亦如麻將桌上的輸贏，王佳芝本來是可以贏的，隻因一念之仁，她輸了，而且是再沒有翻身機會地輸了。張愛玲在指責男人之餘，更多的是對女人“哀其不幸”。張愛玲借著胡蘭成所提供的故事加以重新改寫，原本特工之間的明槍暗箭轉換成男女之間的占有與愛憐。王佳芝對易先生的愛和易先生對王佳芝的狠心，不禁讓人想起了張愛玲與胡蘭成之間的關係。
當我們翻看胡蘭成以生花妙筆、洋洋自得寫成的《今生今世》時，我們無庸置疑地認定他是個才子，是個風流才子，但他並不真正懂得張愛玲，他曾經愛過張愛玲，這是不假，但絕對不及張愛玲愛他的一半。胡、張之戀最感人的地方，不是他們相識的時候，也不是兩人終日情話到天明的時候，更不是排除艱難結為秦晉之好的時候，而是在胡蘭成負情之後，張愛玲的癡苦之時。
論者嚴紀華認為《色，戒》：“其中男女主角的對待起伏回旋甚大，似乎是借屍還魂地道出了張愛玲過去與胡蘭成的情感試煉與創傷。亦即將王佳芝的情欲釋放與張氏本身的情欲釋放連結，從這個角度觀察，整個間諜故事的主謀凶手或可遙指到‘父愛症結’：也就是張愛玲所曾經曆過的又愛又恨的缺陷童年，以及她一直深深企盼卻終於落空的感情（親情、愛情）。”張愛玲又說過：一切好的文藝都是傳記性的，事實不過是原料，我對創作苛求，對原料愛好，是偏嗜其特有的韻味，也就是人生味。張愛玲在遍嚐人生的況味後，在改寫這個故事中，不經意地把自己投影在王佳芝的身上，也因此她的筆端流泄出“雖然她恨他，她最後對他的感情強烈到是什麼感情都不相幹了，隻是感情”。
曆經三十年的改寫，《色，戒》發表於《半生緣》之後的十年，我們知道《半生緣》相當程度都是張愛玲與胡蘭成戀情的寄存處——《十八春》的重新開封，它是胡、張塵封十八年戀情的最後回眸，那是張愛玲在喪失“新歡”、再感孤身飄零後，不免憶起“舊愛”。而十年後，她在他鄉異國更顯得孤寂，她終於完成這個三十年前就曾寫就的故事。雖然她曾清堅決絕地拒絕作家朱西寧在一九七四年致函邀她來台灣和胡蘭成會麵當時胡蘭成在台灣文化大學任教。，但她在提筆改寫這故事時，不免會回首前塵往事，而因為經過長時間歲月的淘洗，當時的傷痛刺激已轉換成平和甚至美好的回視來處理，隻是有些創傷是永難複原的，因此張愛玲在此時有著清醒的自省。
小說名為《色，戒》，其實已不單是表麵的意義，它不是易先生的好色之戒，而該是王佳芝的情之戒，是所有女人的情之戒，當然更包括張愛玲自身，這又是張愛玲的一次不經意地坦露自己。